三 辑佚

啥叫辑佚？辑佚就是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他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工作。如果一个文献或文献中的一部分完全散佚，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其内容，只知道（或大概知道）其书名或篇名，从而将这些书名或篇名集中起来，供后人了解这些文献产生时的“生态”，这种工作应该叫“存目”而不是辑佚。但吴先生显然没有区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是将存目与辑佚混淆在一起，并从而指责他人搜罗不广，辑佚不力，这是不合适的，对他人也是不公平的。如据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可知元稹曾有《尝新酒》一诗，但这首诗早已散佚，不见诸任何文献，而吴先生却说：“《元稹集》未收录，《编年笺注》未收录与编年。”《元稹集》《编年笺注》作为别集整理本，有辑佚，无存目，并无不当之处，吴先生将之当作《元稹集》《编年笺注》的一个缺陷，求之过当。此类例证甚多，恕不枚举。

吴先生的存目工作，做得并不细致，其中存在很多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地方。第一，元稹的朋友写给元稹一首诗或一篇文，元稹有可能酬和或回复一首诗或一篇文，但并不一定会酬和或回复一首诗或一篇文。这不用过多解释，很多人都明白，可能性并不一定会变成现实性。但是，吴先生却以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在这种错误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他所谓的“辑佚”工作，不当或错误之处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第5893页《酬乐天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同宿话旧感怀》，吴先生在【笺注】部分陈述其“辑佚”理由云：“白居易《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书同宿话旧感怀》：‘闲宵静语喜还悲，聚散穷通不自知。已分云泥行异路，忽惊鸡鹤宿同枝。紫垣曹署荣华地，白发郎官老丑时。莫怪不如君气味，此中来校十年迟。’四人都是朋友，都是诗人，同宿中书省，白居易因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诰与朋友同宿中书省喜而感怀，元稹、王起、李宗闵三人在旁，岂有一言不发之情理？一夜之中，起而酬和在所必然，合情合理，否则倒有悖情理。巧合的是，王起、李宗闵两人的诗作散失几尽，王起仅存六首，李宗闵仅存一首。以元稹白居易的交情，元稹绝对不可能不酬和白居易的诗篇，但今存元稹诗文集未见，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有元稹酬诗的佚失，据补。”又如，第6274页《酬乐天中书连直寒食不归见忆》，吴先生在【笺注】陈述其“辑佚”理由云：“白居易《中书连直寒食不归因忆元九》：‘去岁清明日，南巴古郡楼。今年寒食夜，西省凤池头。并上新人直，难随旧伴游。诚知视草贵，未免对花愁。鬓发茎茎白，光阴寸寸流。经春不同宿，何异在忠州！’今存元稹诗文集中未见酬和之篇，据补。”白居易之诗“因忆元九”而作，诗成之后未必就一定寄给元稹，元稹更不一定会有酬和之作。古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故事，时人许以为雅，如何见得白居易不步王子猷之后尘？依吴先生之逻辑，元白交情至深，元稹回酬白居易，白居易不可能不再回酬元稹，如此，元白之间的诗篇往来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吴先生真正属于辑佚的部分，细思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第8026页《更揀好者寄来》，吴先生陈述辑佚理由云：“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因继集重序》：‘今年予复以近诗五十首寄去，微之不逾月依韵尽和，合一百首又寄来，题为因继集卷之二，卷末批云：更拣好者寄来！盖示余勇摩砺以须我耳……（大和）二年十月十五日乐天重序。’元稹批语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今存《元氏长庆集》未见，应该是佚失，故据补。”须知，这是元稹的批语，不是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歌，也不是某篇文章或诗歌中的残句，元稹编辑自己的作品集时，是不会将这些“片言只语”编进去的；后人辑佚元稹作品，也不会将这些“片言只语”当作辑佚成果展示出来的。只有当记录者说，被辑佚者某诗或某文曾有某某之语，辑佚者才把这些辑出来当作辑佚的成果来展示。同样的道理，第6954页吴先生据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王廷凑反，围牛元翼于深，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庭臣往谕，众慄缩，先生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韩愈可惜！’”以“韩愈可惜”为元稹之佚文而辑出之，亦属不当。

吴先生之“辑佚”，还有因误解文献而误“辑”者。如第7721页【题法华山天衣寺】，吴先生在陈述“辑佚”理由时引《会稽掇英总集·天衣寺》之后云：“下面列栏目：‘律诗’，而律诗是诗体名，近体诗的一种，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格律要求严格，分五言、七言两种，简称五律、七律，以八句为定格。每句有一定的平仄格式；双句押韵，以押平声为常，首句可押可不押。中间四句除特殊情况外必须对偶。……在‘律诗’的栏目下，收录白居易《题法华山天衣寺》、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李邕《游法华寺》诸人诗篇诗歌，除李绅《题法华寺》是排律、皎然《宿法华寺》是绝句外，其余七人均是律诗，故疑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也应该是一首律诗，《会稽掇英总集》仅存散佚之篇四句，另外应该还有四句佚失，今据此补。”吴先生在大讲律诗基本常识时，以四韵八句的狭义的律诗与排律为律诗，将绝句排除在律诗之外，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唐代的绝句也是广义律诗的一种。《全唐诗续拾》卷二五已据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八辑录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七言绝句一首，《新编元稹集》也已收录，不知吴先生为何又怀疑另有一首四韵八句的七律《题法华山天衣寺》存在？《会稽掇英总集》“律诗”栏下既有李绅的排律，也有皎然的绝句，显然，《会稽掇英总集》将排律、律诗（四韵八句）、绝句都看作广义的律诗。既然如此，为何推断《会稽掇英总集》所载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属于残篇，尚缺四句？它是一首绝句就不行吗？而且，从内容上看，《会稽掇英总集》所载元稹《题法华山天衣寺》神足气完，是一首完整的七绝，吴先生为何非要说它是一个残篇呢？其下又依据同样的理由，断定《会稽掇英总集》收录元稹《游云门》绝句不是律诗，因此属于遗失四句的残篇。吴先生既然整理元稹集，难道就不看看《元氏长庆集》的古代版本，它们不都是将绝句归于律诗一类吗？

吴先生的辑佚，有时真的有点儿让人看不懂。如第6241页据《锦绣万花谷续集·节度使》辑得“先纛青旌”。吴先生陈述辑佚依据云：“《锦绣万花谷续集·节度使》：元纛青旌：《元集》云：‘麾盖铁棨。’又云：‘先纛青旌。’……而‘麾盖铁棨’一句，又见于元稹《上兴元权尚书启》：‘自陛下以环梁十六州之地授阁下，麾盖铁棨，玄纛青旌，晨鱼符竹信，车朱左右轓。……’本句与元稹《上兴元权尚书启》中的‘玄纛青旌’，也仅仅一字之差。据此可证，本句及‘设坛而拜，授钺以征。持卫青之印，即拜军中；授岑彭之节，行于阃外’六句，均应该出自元稹的手笔，据补。”《锦绣万花谷》（吴先生所据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前文既云“玄纛青旌”，后面的“先纛青旌”之“先”，必定是“元”字之误。否则，前文当云：“先纛青旌”。而清代康熙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故康熙皇帝登基之后，文献皆避“玄”字。避讳的方法，一是“玄”字缺末笔，二是以“元”代“玄”。因此，“先纛青旌”实即“元纛青旌”，“元纛青旌”实即“玄纛青旌”。“玄纛青旌”既已见于《上兴元权尚书启》，而《上兴元权尚书启》已被明马元调辑在《元氏长庆集》补遗卷二。既然不佚，辑又何故？

阮阅《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元白交道臻至，酬唱盈编。微之为御史，奉使往蜀，路旁见山花，吟寄乐天曰：深红山木艳彤云，路远无由摘寄君。恰如牡丹如许大，浅深看取石榴裙。又曰：向前已说深红木，更有轻红说向君。深叶浅花何所似？薄妆愁坐碧罗裙。”《新编元稹集》第1325页拟题为《山枇杷花二首》，依据是白居易有《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山枇杷花二首》。吴先生校记云：“《年谱》：‘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中有《山枇杷花二首》，元稹原唱佚。’没有在阮阅《诗话总龟·唐贤抒情》中发现元稹的这两首诗，是非常不应该的失误。《全唐诗补编》没有采录。……《年谱新编》认为‘元稹原唱已佚’。”吴先生既然认定他所谓的元稹《山枇杷花二首》与白居易《山枇杷花二首》是唱和关系，就应该考察一下原唱与酬和是否存在或内容或用韵上的某种联系。如果原唱与酬和没有任何关系，那他在做出判断时就应该特别小心才是。遗憾的是，吴先生又一次独排众议、过于自信了。白居易有《山石榴寄元九》，诗云：“拾遗初贬江陵去，去时正值青春暮。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当时丛畔惟思我，今日栏前只忆君。”白居易“苦云色似石榴裙”，显然指元稹“浅深看取石榴裙”之句。因此，吴先生据《诗话总龟·唐贤抒情》，以为该诗元和四年（809）元稹出使东川途中所作，大误，实则应为元和五年（810）元稹贬谪江陵途中所作；题目也不应拟为《山枇杷花二首》，而应拟为《贬江陵途中见山石榴花吟寄乐天》；元稹《使东川·山枇杷花二首》已佚，《年谱》《年谱新编》不误；《全唐诗补编》已录，只是没有题作《山枇杷花二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