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语境下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的文艺理论建设，国家政策层面以及教材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前者指引了建设的方向，后者对文艺理论基础知识的传播、理论框架的搭建等影响深远。

一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

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从历史源头上讲，应该追溯到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所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如果把新中国看作一个特定的时空阶段，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则可以说起于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时的名称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文艺的开始，也是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开始。第一次文代会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文艺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文艺现象和政治现象。从文艺政策学的角度解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有关文件[20]，理应成为新中国文艺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从新中国文艺政策建构的角度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值得特别重视。

第一，第一次文代会开创了一种处理文艺与社会政治关系的模式，即用这种受到执政党和政府（尽管当时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还没有正式成立）主导的代表大会的形式来表达执政党的意志，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统一大家的认识，明确奋斗目标。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记载，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召开极为重视。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向大会发来了贺电。7月2日大会开幕，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到会致贺词，董必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华北局向大会表示祝贺，中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7月6日，毛泽东亲临大会会场，并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周恩来副主席则向大会作了长篇政治报告。大会中的几个重要报告，包括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以及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等，既全面总结了新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同时也是党和政府意愿的集中体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中央对新中国文艺事业异乎寻常的关心和重视，但同时也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和掌控，是党和政府意志的体现。这就使这些文件具有了文艺政策的意义。换言之，是文代会的特殊方式使第一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成为政策。而且，这种方式从此被沿用下来，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第二，第一次文代会产生的几个主要报告，在指导思想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都反复强调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思想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这表明，第一次文代会的这些文件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履行了制定政策的有关程序。这也是第一次文代会文件具有政策意义的重要原因。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是整个第一次文代会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三年解放战争的大致过程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要求文艺界的同志“一定不要忘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但周恩来又号召“精神劳动者应该向体力劳动者学习”，因为精神劳动者“容易产生一种非集体主义的倾向”。报告的第二部分则集中谈到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团结问题；第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第三，普及与提高问题；第四，改造旧文艺的问题；第五，文艺界要有全局观念的问题；第六，组织问题。其中，周恩来对文艺界的团结问题、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阐释以及关于文艺界组织问题的原则性意见值得特别注意。

第三，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虽然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基本文艺政策，但由于当时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政府，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建设中的新中国文艺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此，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制定的新中国文艺政策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于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构在结构上还远不够完备。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所形成的具有政策意义的文件主要有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几位领导人的报告以及《大会宣言》等。这些报告以周恩来的报告谈到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最为详切，但归结起来主要也就是两个问题，即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和怎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新中国文艺发展中的许多政策问题，例如戏曲改革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对于中外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文艺人才培养问题、文艺批评问题等，都是以后才逐步提出并形成的。另一方面，当时这些文艺政策在功能上也主要起的是政策的协调功能和引导功能，政策的制约功能在当时并不占主导地位。这表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以及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对文艺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和宽松的政策。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后，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这一建构的过程大体上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才基本告一段落。其间，1956年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双百”方针、1957年周扬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的公布等，是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文艺政策事件。显然，由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发展的大起大落，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也出现了变化和反复，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二 新中国文艺理论教材建设

随着我国大学文学教育逐渐走入正轨，在全面仿苏语境下，我国多位学者也出版了自己编著的文学概论教材，如巴人的《文学论稿》（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初版、1957年修订）、刘衍文的《文学概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林焕平的《文学概论（初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著作。这些著作较多地借鉴了苏联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范畴定位，但也透露出中国文论家试图建立自己民族文论话语的某种渴望。因为苏联的体系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文学创作现状确实存在不完全吻合的问题，从各书的“序言”来看，基本上都有一个吸取苏联理论后修订补充原有讲稿的过程。

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高校的文艺学教学已呈现出良好的态势，有了完善的教学大纲和相对丰富的教材，学位教育和管理也开始起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54年开始招收我国第一届文艺学研究生）。1958—1961年，高校进入了所谓的“跃进”式教改、大规模“学术批判”及“集体治学”时期。文科各专业被要求必须贯彻“古为今用”和“厚今薄古”的原则。在课程设置上大量缩减古代课程比例，在教学方式上以今人推崇的理论模式去裁判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现象，如将中国文学史说成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斗争史。同时提出“学术批判是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号召青年师生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学术批判”，并且将“批判”的内容、范围、时间跨度、层次均提升到更高的层面。这种彻底的“批判”精神使青年学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们开始自己编写教材。1958—1959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分别编写成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民间文学史》，经各大报刊宣传报道后，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

“反右”和“大跃进”实际上对中国文艺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创造具有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的文艺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提法，这一提法最早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1958年5月）上提出的。后林默涵将毛泽东《讲话》总结为几大问题，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为题在1960年年初发表，开始将讨论引向改变苏联模式的问题。经过“反右”，国内文论家几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苏联文艺学模式也被质疑，那么所能依赖的就只剩下毛泽东关于文艺的指示和讲话了。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这一时期编著的《文艺学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1962年修订），基本上反映出这一时期文艺学教材在内容和指导观念上的偏向。该书共十章，从标题到内容基本上就是《讲话》的缩编，在“批判”了巴人、胡风、秦兆阳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左联”之后，认为只有《讲话》才真正确立了革命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才解决了作家“为什么人而写”这一重大问题。教材最后断言，《讲话》是“指导文学艺术的普遍永久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战斗纲领：它不但能指导当时，而且能指导现在和将来，对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也有重大意义”。这里显然将文艺政策和指示当成了解释文学的基本原理。

从1961年开始，国家着手对“大跃进”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全面纠正。教育部于1月底召开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就文科教材的编写交换意见，特别强调要确定“以教学为主”的指导思想。4月，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周扬就高校文科的办学方针、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制定教学方案的基本原则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发言。周扬在文艺学教材编写工作的组织和策划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根据这次会议确定的教学方案和计划，国家有关部门开始组织专家编写各门学科的全国统一教材，这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1961年5月，上海市委组织南方各高校开始联合编写“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以群主持，王永生、叶子铭、刘叔成、徐俊西等参与。1963—1964年，《文学的基本原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分上、下两册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统编的文艺学教材。这本书在部分院校使用并受到欢迎，于是在1964年10月又出了第二版。与此同时，在蔡仪主持下，北方各高校的文学理论教师于1961年夏在中共中央党校集中人力编写《文学概论》。此书大部分章节1963年已基本有了讨论稿，但后来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停滞，直到1979年6月才出版，被作为高校教材推广使用。

这两部教材虽然在体例结构上略有差异，但主要理论观点和立论前提是基本一致的：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提纲，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革命作家高尔基和鲁迅等人的创作经验谈、中国古典文论的点滴精粹以及别、车、杜的相关文学批评论断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化的文学基本理论。尽管这两本教材后来都曾因为文艺政策的调整做过修订，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出发点并无变化。

这两部教材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教材的四大基本框架：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批评论，而且都能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将四者纳入为国家整个文化事业服务的体系化阐释。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文学是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属于上层建筑，所以必然离不开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2）文学的发展受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应该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既用以反映新的社会生活中涌现出的新的人物和精神，也应该发挥教育改造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作用；（3）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更应该重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否具有进步性、教育性和审美性；（4）文学鉴赏和评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评判和欣赏，评论者自身应该培养较高的政治和艺术素质，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兼顾，而以政治标准为重的原则。

从今天来看，尽管这两部教材都有明显的缺陷，但从中国文艺理论教材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次统一编写教材的成功，对于我国文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开创之功。

---

[1]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8—42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3页。

[9] 毛泽东：《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12] 刘金田、吴晓梅：《〈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3]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作家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14] 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33页。

[15]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70页。

[16] 米·里夫希茨所编的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是当时最权威的选本，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此之前已经翻译介绍过来，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曹葆华、程代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曹葆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等等。

[17] 《学习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文艺报》1952年第21期。

[1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页。

[19] “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也有权宜之计。据胡乔木回忆，《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泽东对他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得到了一个知音。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

[20]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有关文件均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