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卡洛斯·富恩特斯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墨西哥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露锋芒，60年代初崛起，成为当今拉美文坛上成就卓著、举世瞩目的一代文豪。

富恩特斯（1928—2012）生于巴拿马城，其父当时在那里任墨西哥驻巴拿马使馆商务秘书。由于其父后来在基多、蒙得维的亚、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华盛顿、里约热内卢和罗马任外交使节，富恩特斯便随父在这些异国都城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仅在华盛顿就生活了9年（1932—1941），在那里接受了初级教育，学习了英语，后来又自学了法语。

1944年，富恩特斯回到墨西哥后，多次拜见墨西哥文学大师阿尔丰索·雷耶斯，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久进墨西哥自治大学攻读法律，毕业时获法律硕士学位。其后前往日内瓦，进国际高等学院进修，完成关于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日内瓦时曾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动组织中工作。

富恩特斯很早就表现出写作的天赋。他曾说：“我很小就开始写作了。我的东西，比如十二三岁时写的作品曾在智利发表。一些短篇刊登在智利国立学院的学报上，有的发表在格兰赫学校的刊物上。”进大学后，他很快成了驰名校园的学生作家。当时他在《至上报》和《今日》杂志上发表过不少关于墨西哥城的杂文、关于艺术批评的文章和对文化界名人的访谈录。20世纪50年代初，他一面忙于外交事务（担任文化参赞等职），一面进行文学创作。那时墨西哥作家胡安·阿雷奥拉为年轻作家创办同代人出版社，富恩特斯和其他年轻作家一起热情地为这家出版社投稿。他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就是由这家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富恩特斯小说创作的“摇篮”。其中的许多故事扑朔迷离，富有传奇色彩，奠定了富恩特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

1955年，他和帕斯等人一道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和《旁观者报》，并主编《新事》日报文化版。195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20世纪60年代，他积极拥护古巴革命，受到美国政府敌视，不准他去美国讲学。后来他多年侨居欧洲，曾担任驻法国大使，至1977年。20世纪80年代，他周游世界，到过许多国家的文化中心或大学，举办讲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侨居伦敦，不断去欧洲和美洲旅行。在漫长的岁月里，富恩特斯创作了大量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中有：

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8）、《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换皮》（1967）、《我们的土地》（1975）、《海蛇头》（1975）、《遥远的家族》（1980）、《美国老人》（1985）、《克里斯托瓦尔·诺纳托》（1987）、《战役》（1990）、《迪安娜》（1994）、《和劳拉·迪亚斯在一起的岁月》（1997）。

中篇小说：《好良心》（1959）、《神圣的地区》（1967）、《生日》（1969）、《甜橙树》（1993）、《恒心和其他为处女写的小说》（1989）等。

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盲人之歌》（1964）、《燃烧的水》（1981）等。

剧本：《独眼的是国王》（1970）、《所有的猫都是褐色的》（1970）、《想象的王国》（1971）、《月光下的兰花》（1982）、《黎明的庆典》（1991）等。

散文与文论：《巴黎，五月革命》（1968）、《西班牙美洲新小说》（1969）、《两道门的房子》（1990）、《墨西哥时代》（1970）、《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1976）、《勇敢的新大陆》（1990）、《埋葬的镜子》（1997）。

进入21世纪以来，富恩特斯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伊内丝的本能》（2001）、《鹰之椅》（2003）、《意愿与命运》（2008），《亚当在伊甸园》（2009）、《弗拉迪》（2010）和《费德里科在他的阳台上》（2012），五部短篇小说集——《一切幸福的家庭》（2006）、《不安的同伴》（2004）、《鬼怪故事集》（2007）、《自然的故事》（2007）和《卡罗利纳·格娄》（2010），一部回忆录——《68年代》（2005），一部长篇散文——《墨西哥的五个太阳》（2000）和一部文论《伟大的拉丁美洲小说》（2011），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这里只介绍一下他的长篇小说。

《伊内丝的本能》讲述的是为柏辽兹的《浮士德的沉沦》着迷的著名乐队指挥加夫列尔·阿特兰——费拉拉对墨西哥女高音歌手伊内丝·普拉达的爱情。其爱情十分古怪，因为加夫列尔以他的方式爱着伊内丝，而伊内丝却不爱他，而爱和他合影的那个青年。然而此人在伊内丝的现实中并不存在，她却竭力借助梦境和小说提供给她的神秘时间找到他。她果然在梦中找到了过去她同那个青年在一起的生活。这样，小说就讲述了两个爱情故事，即现实时间中加夫列尔对伊内丝的爱情和神秘时间中伊内丝对照片上的青年的爱情。第1、2、4、6和8章讲述第一个故事（以个人回忆的形式），第3、5、7和9章讲述第二个故事（以某人回忆的形式）。故事和故事，人物和人物，既独立、并列又交叉，具有结构现实主义特征。此作既是一部具有神秘色彩的怪诞小说（描写了生者和死者的往来），也是一则关于真实的人（伊内丝）和虚幻的人（照片上那个青年）的爱情的寓言。小说故事在多个地点展开：1999年在萨尔茨堡，1940年在伦敦，1949年在墨西哥城，1967年又回到伦敦。如果说萨尔茨堡是净界，那么伦敦就是爱情的天堂，墨西哥城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现实世界。作家富思特斯谈到这部小说时曾说：“我总是喜欢把现实同幻想交织在一起。我曾受巴尔扎克影响，我心中有一个让现实和幻想共处的巴尔扎克。”

《鹰之椅》写的是2020年的墨西哥：同新千年开始时一样，那时的墨西哥，社会动荡和腐败现象仍在继续。小说以书信体写成，即通过一系列政界要人间的书信往来展开情节。他们都是政客：有为人善良却丧失意志力的洛伦索·特兰总统，有他的内阁总理、阴谋家塔西托·德拉·卡纳尔，有政府秘书、会算计的贝纳尔·埃雷拉，有严厉的国防部长、保守着可怕的秘密的范·贝特拉夫，有杀人成性、天下无敌的警察局长西赛罗·阿鲁萨，有报复心重的前总统塞萨尔·莱翁，有操纵政治、极其性感的女人玛丽亚·罗莎里奥·加尔万。政客，自然以政治为本，都善于权术和投机。正如加尔万所说：“对我而言，包括性在内，一切都是政治”，活着就为一个目标：“以政治为食，以政治为梦想，为政治快乐和痛苦，政治是我的本性和事业”。小说的主要内容几乎都是谈论议会、政党、政权交替、总统的生活和政客间的钩心斗角。那时的墨西哥对美国极其依赖，政界存在着明显的腐败，政局和社会动荡不安，工人罢工，学生游行，暴力肆虐，农民遭屠杀。实际上，这也是当今墨西哥现实的写照。

小说的具体故事是，2020年，墨西哥突然遭到美国的经济封锁，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包括电话、传真、因特网等，全部中断。在新年到来之际，总统勇敢地向美国发起了挑战：他在新年贺辞里宣布，如果美国政府不付给他们要求的价格，欧佩克就不向美国出售石油；同时他还揭露美国武力侵略哥伦比亚的罪行。美国政府恼羞成怒，立刻进行报复，通信卫星神秘地被破坏，致使墨西哥长达数月与世界隔绝。墨西哥人不得不用书信、录音等办法与他人联系。评论家认为，作者写这样的小说，并不是为了让墨西哥人对未来丧失信心，而是为了促使执掌国家权力的人进行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国家和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有书评家称，富恩特斯把小说的故事安排在一个未来的时间，却运用过去的技巧来表现，这不能不说是一部怪诞的幻想小说。而富恩特斯担心，作品中关于美国对墨西哥的报复虽然是假设的，但这有可能为墨美关系带来麻烦，因为两国的关系目前并不是最好的时期。

《意愿和命运》讲述的是豪苏埃和赫里科这两个青年的故事。豪苏埃是在一个陌生的有钱人的庇护下长大的孤儿。他在学校里认识了比他稍大的孤儿赫里科。二人一见如故，从此不再分离，决计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而斗争。他们本来是陌生人，最后却发现他们有血缘关系，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几乎是同胞兄弟。后来，他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道路：赫里科进入了政界，为共和国总统巴伦丁·佩德罗·卡雷拉效劳，成为总统的年轻有为的心腹，却在一次人民起义中背叛了总统；豪苏埃则为象征经济实力的电讯业巨头马克斯·蒙罗伊效力，在此之前，他曾为法学系的学生去圣胡安·德·阿拉贡监狱，看望被关在那里的精神失常的青年米格尔·阿帕雷西多，此人是自愿被囚禁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关在那里，他就会把他父亲杀死。

监狱和城市，罪行和企业，政治和经济，生者与死者，意愿和需要……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汇聚在豪苏埃和赫里科的命运中。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贪得无厌，永不满足，蒙罗伊的私人女秘书阿孙塔·蒙尔丹就是这样，她试图得到想要的一切，但到头来一切都是徒劳。豪苏埃和赫里科之所以能够成为想成为的人，多亏他们的恩人相助。

富恩特斯通过小说诠释了一个当代的墨西哥，他称之为一个罪恶的国家。作品有对哲学的思考（圣阿古斯丁、尼采），有对墨西哥历史的分析，有对美国墨西哥移民的社会问题的探索等，这一切都涉及墨西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

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语言风格——率真，生动，准确，优美，人物对话流畅而丰富，还有以同义词为基础的文字游戏。

对《意愿与命运》，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虽然富恩特斯自己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但它远远不是他的叙事才能的最佳表现；有人则赞扬这部小说无论在富恩特斯的创作还是全部拉美文学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是一部当代的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

《亚当在伊甸园》是一部表现墨西哥的现实，聚焦于毒品贩卖问题的小说。富恩特斯自己说：“这是一部新闻报道式的长篇小说，新闻性很强。”他还说，故事揭示的是墨西哥如何被毒品贩卖者和多种多样的腐败形式所破坏。小说讲述一位强有力的企业家如何决计把他自己反对贩卖毒品的斗争进行到底，毒品为什么比毒品贩卖者还害人。他坦言，他写这部小说的原因是他对毒品贩卖问题为国家带来的灾难非常忧心，如果美国不存在对毒品的巨大需求，墨西哥就不会成为毒品的巨大提供者。

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小说展示的是一个社会混乱、管理失控的墨西哥。在墨西哥，“毒品贩卖是一个新的犯罪阶层，他们像维纳斯一样是从大海的泡沫中，从一家小酒馆的流淌的热啤酒的泡沫中诞生的”，他们有自己的法规。一个贫穷的、被新自由主义的鞭子抽碎的墨西哥（其市场忙于解决劳动力的供求问题，国家困难重重，市场情况倒良好，国家是一个丑八怪，市场是个仙女）显然没有任何出路，因为“国家军队忙于装备自己的武装力量，忙于警备事务，对犯罪集团却无能为力，常常吃败仗”。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个亚当：一个是亚当·戈罗斯佩，他是一位拥有数百万财富的特大富豪；另一个是亚当·贡戈拉，他是一位残酷无情、无所顾忌的警官，他貌似和犯毒分子作斗争，实则企图逐步成为权力中心的主宰。斗争在这两个亚当之间展开。富豪以最卑劣的办法对付警察——他派出了干练的刺客小组，杀死警察及其家属、斩草除根。这是一种由教会势力支持的法西斯手段。对教会的支持，富豪以丰厚的财富回报。小说人物刻画得酷似漫画，比如富豪的老婆普里斯西拉，她说话时不像说话，而是像在背诵歌词。她生气时会说：“放肆无礼！不该出世的东西！在我家里生了两棵小树！”她要是发怒，便说：“胆小鬼！笨蛋！马屁精！”人物写得很有趣，比如亚当·戈罗斯佩，竟是个没有肚脐眼的人，是个原始的亚当。在小说风格方面，富恩特斯一般采用两种，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如《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另一种是戏谑性的，如《换皮》。在《亚当在伊甸园》中，他采用的是后者，比如亚当问：“一台豪华轿车会引发一场革命吗？轿车吃糕点吗？”此外，小说还采用了“神奇的现实”表现手法，比如有一个男孩长着一对像金发一样的天使翅膀，在起义者大街的一个街角上像汽车的雨刷一般晃动着身子发表讲话、演说。还有一位老太太，住在查普尔特佩克森林中的秘密山洞里，是个巫婆，她像特诺恰人的女神一样讲述发生在亚当·戈罗斯佩伊甸园，即联邦区墨西哥城或首都这个天空明净，地上却充满贫困、犯罪和暗杀的地区的事情。

《弗拉迪》的故事始于纳瓦罗先生和达维拉先生之间的争论，争论的是他们的上司苏里纳加的古怪表现，因为一年来他始终不出家门，他们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空无一人，他们大胆地议论上司不上班的问题。他们每天都期待他前来上班，因为他答应过，却一直没来。终于有一天他上班了，只见他高高的个子，却弯着腰，穿着一件旧大衣，头戴一顶早就过时的毡帽。他以其特有的步履和咳嗽来到办公室。大家都觉得他已不是原来的苏里纳加，这引起了大家的恐惧和不安。后来，纳瓦罗先接到苏里纳加先生的一纸通知，请他到他家里去谈事情。上司的家位于波菲里奥的最后几个街区，房子相当破旧，房子里摆满了器皿、图书、绘画和纪念品。上司想委托他办一件特别的事情，因为苏里纳加一生最好的朋友想在墨西哥城里买一幢靠近一座山崖的房子。而纳瓦罗是他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妻子在一家不动产贸易公司工作。纳瓦罗答应为他办理。妻子亚松森和他每天一起吃早饭，吃的是厨娘做的墨西哥好吃的夹肉面包。他们把独生女儿送到学校后便各自上班去了。苏里加纳的朋友购房的条件是，房子必须挨着一座山崖，可以通过地下室爬到山上去。此外，窗子要挂窗帘，房子要有下水道。一旦万事俱备，新主人就可以入住了。新主人是弗拉迪米尔伯爵，一个古怪的罗马尼亚人。此人的外表给纳瓦罗留下深刻印象：他身穿黑衣，又高又瘦，面孔苍白，总是戴着墨镜。谁也想不到，他居然是个吸血鬼，他到墨西哥城来，是要为他女儿找一位女友，也为他自己找一个女伴，但由于他需要喝人血，便以他们的血为食。这个吸血鬼野蛮、残忍，怀着不折不扣的邪恶企图来到墨西哥城，为非作歹。富恩特斯写了一个具有墨西哥特点的哥特式故事。他把欧洲的古老传说移植到现代的、非常国际化的墨西哥城街头来。故事自然不乏幻想色彩，因为今天的墨西哥城早就没有什么吸血鬼作祟的事情了。

《费德里科在他的阳台上》是富恩特斯献给西班牙心脏病医生巴伦丁·福斯特尔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第二个我，但丁·洛雷达诺，此人同德国哲学家费德里科·尼采进行了一次虚构的对话。尼采带着他穿过一座正在经历一场社会革命的陌生城市，并给他介绍了一些人士。出版这部小说的阿尔瓜拉出版社就在介绍此书时说：“费德里科·尼采带着他的老问题和错误回到现代，从梅特罗波尔饭店阳台上向另一个阳台上的费德里科·尼采提问题。卡洛斯·富恩特斯则从他的阳台上向在另一个阳台上探身的卡洛斯·富恩特斯提问题。在两人之间有一面镜子反射着他们。卡洛斯·尼采和费德里科·富恩特斯对谈，谈论权力、家庭、爱情、正义和权力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一些衣冠不整的怪人和衣着整齐的人走上人头落地的革命舞台。除了人物在阳台之间的对话外，小说的其他内容写的都是非正常的事件：一个女孩生活在折磨她的性虐待狂们中间，她却杀死了救她的一对夫妇；一位父亲把财产给了儿子们，儿子们却把他关在了顶楼里；一个死去的女人被停放在她的游泳池边，但是棺木却落入水中……总之，小说表现的都是作者一贯的主题——政治、爱情、友谊、权力、梦幻、暴力、疯癫，还有革命。作品中所写的革命，既不是阿尔特米奥·克鲁斯的革命，也不是‘美国老人’的革命，而是一种更具城市特点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并且注定失败的革命。在迷失方向的理想主义推动下，革命者们顷刻间推翻了总统，把他的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街。在一系列旋风般的事件中，一位先前的修女杀死了她的丈夫——革命的领导者，免得他将来背叛或遭背叛；有两兄弟，共享一个女人，但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同，于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小说中那些历史或艺术名人：但丁、莱奥纳多、加拉、萨卡里亚斯、萨乌尔、阿隆、利利、多里安等，都受到了叙述者和复活的尼采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