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语言学转向视野中的当代文学文本诗学

在漫长的文艺理论发展史中，就总体而言，古典文论侧重探究作者的主导地位及作品传意的社会效果，而现当代文论则将关注的中心定位为作品自身的客观存在方式及意义的生成功能。“文本”理论作为一种后起的文学观念，典型地体现了现当代文论的特点。所谓“文本”理论，就是围绕作品集中探讨文学本质及文学活动规律的各种理论的统称，是一种贯穿20世纪始终并影响深远的研究倾向。探究起来，文本理论的兴盛和发展与20世纪初人文科学领域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有着直接联系，而文学批评实践中涌动的阐释学思潮也暗中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这两者的交织融合促成文本理论的盛行。文本观念一经形成，就会渗透到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对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国内外学者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西方文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作者—作品（文本）—读者的过程，目前正出现一种综合态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综述为：“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1]国内学者朱立元对此也有同感：西方美学的研究重点，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历史性转移。第一次是从重点研究艺术家和创作转移到重点研究作品文本，第二次则是从重点研究文本转移到重点研究读者和接受。[2]20世纪以前，特别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情感论、才性论、天才论、想象问题、灵感问题是文论研究的重点，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作者是作品的“父亲”，其他因素都受到作者的控制和垄断性制约；但同时也都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特质和读者重要性的研究。20世纪初，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研究方向，开始立足于“文学性”，探寻文学作品自身特点。国内学者张冰论述过俄国形式主义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美在形式主义者手中，再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再不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再不是诗人或作家一种神秘主义的主观命意，而是一种可视可感的物质实体。俄国形式主义的这样一种转向，代表了20世纪美学发展的最新趋向，是20世纪西方美学哲学重要流向的一个标志。”[3]而比其稍晚的现象学文论则表现出对读者阅读地位少有的关注。

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就必须对其客观存在做出科学解释，并弄清自身的构成与规律。“我们和象征派之间发生了冲突，目的是要从他们手中夺回诗学，使诗学摆脱他们的美学和哲学主观主义理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4]另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西方哲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古希腊、罗马哲学追寻人的本体存在，探讨人的本质为何、宇宙为何等形而上的问题，是一种本体论哲学，柏拉图为其代表。但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哲学研究的重点却有了明显变化。哲学不再研究抽象的人的本质、世界的本原，而是转向对主体认知能力的探讨，特别是研究人的认知心理结构和认识能力问题，是一种鲜明的认识论哲学，康德是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驱和集大成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哲学关注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主体如何获取知识、世界怎样向人展开、意义如何得以生成诸问题备受关注，语言哲学显赫一时，这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细究起来，“语言论转向”这一说法是由柏格曼首次提出的，他以此概括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语言、运用语言学方法阐释人文学科问题的潮流与趋势。“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论转向，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出发点。”[5]西方学者对此也有清醒认识，伽达默尔论语言在20世纪的影响时说：“毫无疑问，语言问题已经在20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中心地位。”[6]伊格尔顿更是认为：“语言，连同它的问题、秘密和含义，已经成为20世纪知识生活的范型与专注的对象。”[7]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多少学者研究语言学及其相关问题，取得了多少瞩目的成果，而在于他们驾轻就熟自觉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去解释其他人文学科，因其角度的别样而发现了许多被历史和传统遮蔽了的问题，因此而具有了研究方法上的“转向”之意。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受到语言哲学影响的诸理论派别中，结构主义势头最猛，它已将这一方式应用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认识论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8]

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本理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织体本身及其组合规律上。在这方面，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是其先行者，也是直接受益者。“而奥波亚兹美学家则把美的来源，归诸作品本身，既不是来自象征主义的‘自然’，也不是黑格尔的‘理念’及康德的‘本体界’，从而把美学的发生学基础，牢牢地奠定在世俗的语言基础之上。”[9]虽然大多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并没有直接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是依据语言学原理提出的，但他们普遍从创作实践出发，意识到了语言创新的重要性，为初登文坛的未来派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与帮助。“俄国形式主义对未来派实验诗所做的辩护，是以语言（词）为基础的，运用所谓解剖学手法，将语词分为语音、语义和字形三个要素，以语义为中心，向两边衍射演化出来的。他们把诗的审美空间视为由三个向度组成。”[10]这三个向度就是每一个语词都涉及的音响、含义和存在样式等语言学成分。在这种共识基础上，什克洛夫斯基首先提出了“陌生化”理论，其后的理论家以此为指导，对诗歌的虚指性与隐喻等语言表达技巧问题展开了研讨与分析，极大地促进了文本分析批评方法的发展。新批评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与俄国形式主义有着类似的经历，它也是立足实践，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记批评、道德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自觉维护文学本体的语言特质，探讨文本的有机统一性及文本自身包含的张力、悖论、反讽、含混等语言学因素。

从较深层次上讲（这也是更为重要、更为内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能指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语言区别于言语，具有转换生成功能。上述认识促发了人文科学研究的革命，结构主义方法风行一时。对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国内学者李幼蒸的解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是由诸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之间关系的综合就是结构；重要的是结构的整体性，作为组成部分的个体并没有独立的个别属性，一切个体的性质都由整体的结构关系决定，因而个体只被看作整体结构中的诸‘节点’，它们只能起传递‘结构力’的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可以说，世界不是由‘事物’组成的，而是由‘关系’组成的，事物只不过是关系的支撑点。”[11]在文艺批评领域，罗兰·巴特、托多洛夫等人自觉运用语言学方法探究文艺问题，他们认为作为语言构成物的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个语言系统，它也应存在着类似语词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构关系，科学的文艺理论就应该探讨这一结构与文本构成的叙事语法，结构主义文论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谈到结构主义文论注重文本研究时，托多洛夫评论道：“（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的形式主义研究功不可没（现代诗学发端于该研究），它是文学系统、作品系统之研究。因此文学是一种把注意力引向其自身的、‘本身具有目的’的系统语言。”[12]

结构语言学方法对文艺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其本身的缺憾也直接遗传给了文艺研究，其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宏观性的特点使得文论家常常忽视了单个作品和读者个体体验的存在，使得结构主义文论成了一种脱离实践的理想逻辑论证。“人们本来应该认识到，总体语言学研究必须把两种角度结合起来，但是为了给语言学建立一种更牢固、更有效的基础，人们常常预先忽略掉了历时性的角度。结构主义在整体上必须是共时性的；它所关注的是人为条件和非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系统和结构，它要想对现存的语言作用加以解释，就必须忽略它得以产生的系统和结构。”[13]事实的发展并未如斯特罗克所言，结构主义研究虽然忽略了历史的维度，但在运用这一方法研究现实的文学文本时，并没有立足文本自身的独特性，忘掉那套共时的、抽象的结构与体系，因此结构主义研究脱离了具体文本，抽象而枯燥。解铃还须系铃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潮从结构主义内部发起了对结构的颠覆，它们立足语言学领域，从理论上论证了稳固结构的不可能，从而挖空了结构大厦的“根基”。德里达的“延异”观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区分是无限的，意义处于无限延宕的网络中，我们只能描述意义延宕的“踪迹”，却不能把握其稳固、永恒的含义。德曼则认为修辞性是语言的根本特性，人、语言、现实世界的关系是分裂的，语言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体系，具有自己的生成规则，语言的所指是概念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因此人通过语言并不能把握物质的世界。抛开理论体系，就现实语言本身来看，无论是语言的起源、语词概念的形成，还是语词的指称功能，都折射出语词间的边界并不确定、语词本义与转义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这本身就说明了语言具有不透明性和修辞性。因此，稳固的、明晰的结构与语义是不存在的。语言上的解构观导致了解构主义文论的产生和风行，罗兰·巴特、克里斯特娃、希利斯·米勒等人的理论主张都与此密切相关。

语言学理论的兴盛，导致了语言论转向，而这无论是就关注语言本身而言，还是就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而言，都对当代文学文本理论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