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流浪抑或守望：《玛申卡》

一 流浪的缪斯

20世纪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复杂多变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前半期世界规模的战争使移民规模达到了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移民潮造就了一大批流浪的缪斯，他们用各种方式言说“流亡”和“思乡”之痛，使移民文学长盛不衰。

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物质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迅速下降，大批俄罗斯人流亡到国外，掀起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在这次移民浪潮中，许多早在“白银时代”就蜚声俄罗斯文坛的作家，如蒲宁、阿·托尔斯泰、吉皮乌斯、茨维塔耶娃等，也移居国外，他们与在流亡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作家一起，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流浪的缪斯”，其作品也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支瑰丽的奇葩。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是这些“流浪的缪斯”的杰出代表。

纳博科夫出生于彼得堡的显赫贵族家庭，“十月革命”使他失去了家园，被迫在西欧过着流亡生活，在柏林开始了侨民作家生涯。在柏林，纳博科夫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侨民作家。由于法西斯活动的猖獗，纳博科夫被迫于1937年带着具有犹太血统的妻子和儿子从德国移居到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前夕，他们又移居到美国，开始再一次的流亡生涯。

纳博科夫一生流亡，对流亡生活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深切感受到了流亡中生命的无根状态。他的作品，从《玛申卡》到《洛丽塔》，从《卢仁的防守》到《微暗的火》，其主人公无一不是在无根的困境中苦苦追寻的流亡者，他们在通往寻找自我归属的道路上踯躅徘徊，内心充满了苦闷和矛盾。

《玛申卡》是纳博科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他用质朴的语言、戏剧般紧凑和清晰的结构，描绘了一幅流亡生活的图画。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俄罗斯侨民文学界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这部小说讲述的就是他们现在抑郁的流亡生活和无法“回归”的逝去的天堂。他的长篇小说《玛申卡》一面世就引起了西欧俄侨读者的共鸣，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俄罗斯侨民评论界的极大兴趣，使他们眼前一亮，得到了一致好评。在柏林和巴黎的俄侨一致认为，《玛申卡》讲述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是他们忧郁的现在和难以“回归”但又充满了诗意的过去。著名俄侨评论家尤利·艾亨瓦尔德（ЮрийАйхенвалд）立即宣称：“一个新的屠格涅夫出现了！”[7]评论家米哈伊尔·奥索尔金（Михаил Осоргин）也盛赞《玛申卡》“是一部非常好的反映侨民生活的小说！”[8]纳博科夫也因此获得了“优秀青年小说家”的称号。20世纪80年代，在侨民文学回归俄罗斯的浪潮下，俄罗斯文坛上出现了纳博科夫热潮。俄罗斯著名评论家梅里尼克夫认为，《玛申卡》是“一部优秀的反映侨民生活真实的社会小说”[9]。

《玛申卡》是纳博科夫根据自己的流亡经历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真实。纳博科夫本人也曾坦承，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在他早期的流亡生活中找到真实的人物原型。1925年10月中旬，在即将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纳博科夫给远在布拉格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主人公并不非常讨人喜欢，但是和其他民族相比，他们都是非常亲近的人。我越来越熟悉他们，并且，我的加宁、我的阿尔费奥罗夫、我的舞蹈家科林和科恩·诺茨维托夫、我的年迈的波特亚金、年轻的克拉拉、基辅的犹太女人、库尼岑、多恩太太等等，还有我的玛申卡，她至少是唯一的但不是最后一个，他们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而不是我的创造。我了解他们如何呼吸、如何走路和吃饭……[10]

十月革命爆发后，柏林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俄侨聚集地，有“境外俄罗斯”之称。但到了1924年，德国经济发生危机，俄国侨民在柏林的生活急剧恶化，大批侨民开始辗转去往当时经济较为稳定的法国。《玛申卡》的故事就发生在1924年4月，讲述了俄罗斯青年军官加宁在柏林的流亡经历与他对甜蜜初恋的回忆。

二 铁道边的旅馆

《玛申卡》故事发生在1924年4月，是俄罗斯流亡史上发生大规模迁徙的时期。十月革命爆发后，德国柏林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俄侨聚集地，20年代初，侨居在柏林的俄罗斯居民曾经超过一百万，曾被称为“境外的俄罗斯”。但到了1923年，德国发生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使柏林的俄国侨民生活急剧恶化，他们开始大规模地从德国向法国迁移，小说中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在柏林一家寒酸的紧挨着城铁线路的膳食旅馆。主人公是六位性格各异、职业不同的俄罗斯侨民和旅馆主人——一个嫁给了德国人的俄罗斯老太太。

一切都浓缩在铁道边的一家膳食旅馆里。纳博科夫采用镜头推拉方式，从外到内描绘了这家旅馆既拥挤又寒酸的特征——这正是一切现实的特征。从外部看，这家旅馆位于两条城市铁路的十字交叉口，每五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从此经过。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火车经过时发出的隆隆声。它的巨大冲击力，使得膳食旅馆的房屋也随之颤动，好像也要缓缓地驶向某地。从内部看，这个旅馆的门厅狭窄而又拥挤，放在那里的杂物让人一不小心就会“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11]。旅馆一共有六个房间，房东太太从旧挂历上撕下来六张日历贴在门上当作房间号，房间里摆放的是她拼凑的家具，过道的尽头是乱糟糟的厨房、脏兮兮的洗澡间和狭小的卫生间。

纳博科夫让七个人物聚集于此，旅馆主人是一个嫁给德国人的俄罗斯老太太。一年前丈夫去世后，她把相邻的一套公寓租下，开了这家膳食旅馆，微薄的房租是她生活的唯一来源。膳食旅馆里的房客是六位性格各异、职业不同的俄罗斯侨民。在这六个房客中，年纪最大的波特亚金，是一个失去了读者的老诗人，一个已经厌倦生活的男人。为了得到去法国的护照和签证，他被迫一次又一次拖着衰老的病体在膳食旅馆和当地警察局之间不断奔走。由于语言不通，他的奔走不仅毫无效果，还加深了他作为一个异国流亡者内心的伤痛。克拉拉是一个在德国公司工作的打字员，繁重的工作和“他者”身份使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外星人。在异国生活的孤单和对工作的厌倦，使她十分渴望生活有所改变。因此，她暗恋着年轻英俊的加宁，希望生活会因为爱情能有所改变。然而，加宁的行为使她感到绝望。两个男舞蹈演员似乎过得好一些，但也曾经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和焦虑不安。

主人公加宁体格健壮，敢于冒险。他曾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军官，1919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头部受伤，后辗转流亡国外，三个月前来到柏林。在此期间，他依靠打零工谋生，在工厂干过活，曾经在饭店里做过服务生，每天要端着盘子在餐馆的桌椅之间来回走六英里的路程，曾经推销过各种各样的商品，甚至曾经在电影制片厂做过临时的群众演员。他厌倦了在柏林的流亡生活，但流亡生活又使他变得敏感而忧郁，前途未卜让他犹豫不决。他几次打算离开，但都临时改变主意，一再推迟行期。

在这六个因不同原因在德国流亡的俄侨中，只有自称是数学家的阿尔费奥罗夫对在柏林的流亡生活感到满意。阿尔费奥罗夫不久前刚刚来到这里，打算长期住下来。相对于其他俄罗斯流亡者来说，他是一个乐观派。他认为原有的俄罗斯已经死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忘记，并且认为，只有忘记了过去，才会生活得更好。他劝说老诗人波特亚金留在德国：“这里有什么不好？留在德国是一条笔直的捷径，而去法国是一条曲折的弯路，回我们的俄罗斯简直就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大弯路啦。我喜欢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在街上散步，都很开心。我会向你们证明，我会找到一个永久居住地的……”[12]他不断告诉众人，他的妻子玛申卡很快就要从苏联来柏林和他团聚，他正焦急地等待妻子的到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宁看到了阿尔费奥罗夫妻子的照片。加宁发现，阿尔费奥罗夫的妻子正是他的初恋情人玛申卡。在此后的四天时间里，加宁断断续续回忆了他和玛申卡在彼得堡的爱情经历。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俄罗斯女性形象在他的记忆中复活了，“这个形象迅速代替了他意识中柏林的现状，成为一种真正而又恒久的现实”[13]。在他的追忆中，一个“逝去的天堂”重现了。无论是对于加宁，还是对于作者纳博科夫，玛申卡的形象都更加恒久，他们的“逝去的天堂”都弥足珍贵，因为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逝去，不复再来。

三 远逝的白桦林

既然是流亡，便意味着无家可归，身体不在家，思想不在家，情绪不在家，所以，“回家”的渴望大过任何一种情绪。在《玛申卡》中，纳博科夫一丝不苟讲述着他的流亡之痛，他采用双重叙事手法，一方面描写俄罗斯侨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现实，另一方面讲述加宁与玛申卡在彼得堡的浪漫爱情。对加宁和纳博科夫来说，柏林的生活动荡、贫困、令人痛苦，而彼得堡的生活安宁、富足、甜蜜；前者是活生生的真实生活，后者则是记忆中的“虚构世界”，然而在纳博科夫看来，后者却更为真实，更为恒久。

对流亡生活的真实描述是故事的第一个叙事层面，而加宁对白桦林中浪漫爱情的回忆则构成了第二个叙事层面。加宁的回忆，使他和纳博科夫的“逝去的天堂”复活了。对“逝去天堂”的重构是从对彼得堡郊外度夏庄园的描写开始的。如果说膳食旅馆里的“现实世界”是封闭的、冰冷的，甚至是动荡的，纳博科夫的描写视角是由外至内的，那么，与此相反，加宁的“逝去的天堂”则是完全开放的，作家对度夏庄园的描写的视角也是从里到外的。带有铜饰的柔软温暖的床，照在床边的灿烂阳光，墙上暖色调的油画，窗外枝头上鸣啭的小鸟，明亮天空中的朵朵白云，构成了一幅宁静明媚的图画。客厅里的白色家具、桌布上绣着的朵朵玫瑰、白色钢琴的道道光影、精致可口的茶点，勾勒了一幅既温馨又平和的画面。

纳博科夫把加宁的回忆视角作为自己的叙事视角。记忆的触角随着大病初愈后的加宁走出了他的房间，走出了他和家人在彼得堡乡下的庄园，从花园平台伸展到了白桦林中的林荫道和谷仓音乐会。在林边的谷仓音乐会上，在熙熙攘攘的快乐人群中，情窦初开的加宁遇到了自己的梦中公主玛申卡，他与她“似曾相识”。从此以后，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整个白桦林。整个夏天，深谷之上的凉亭里，隆隆作响的水磨坊和平静的小河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也都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

小说中，回忆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交互辉映，膳食旅馆里流亡者的真实生活与主人公美好的爱情回忆交织在一起，真实再现了俄侨流亡生活的悲惨境遇。现实生活中，加宁和其他房客的活动封闭在膳食旅馆里，他们过的是孤独、贫穷、动荡的流亡生活。而在回忆的虚构世界中，加宁和玛申卡的初恋故事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进行的。一内一外，一开一合，一冷一暖，两个世界，两种生活，苦难和幸福，动荡和安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忆中初恋的甜蜜和激情，不仅加强了他们流亡生活的痛苦，而且强化了流亡者渴望回归的情绪。

白桦林和林荫道是俄罗斯流亡者的精神家园，是他们心灵的归属地，是祖国和故乡的象征。离开了祖国和家乡，流亡者注定会失去自己的天堂，他们只能在流浪中用记忆来守望这个美丽的天堂。

四 矢志在守望

纳博科夫一贯注重“细节”。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他懂得如何“细细品味其中的细节”[14]。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纳博科夫十分注重细节的刻画。在《玛申卡》中，纳博科夫通过描述细节使流亡生活的“现实世界”和流亡者记忆中的“幻想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加突出了流亡者矢志守望“逝去的天堂”的信念。

纳博科夫对细节的强调首先表现在他对主人公性格的刻画上。在小说的开头，加宁和阿尔费奥罗夫被困在电梯里，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不仅揭示了流亡生活的意义，也刻画了两个主人公的性格：阿尔费奥罗夫缺乏分寸，在生活上漫不经心，明明亲自问过对方的名字和父称，后来还是多次把加宁的名字念错；加宁明明坚决果断、自信偏执，但在处理与情人之间的关系时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们在黑暗中的等待，揭示了纳博科夫心目中流亡生活的真正含义：在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活，就像在黑暗中无望的等待，脚底下是黑暗的深渊。

阿尔费奥罗夫看似是一位“庸俗”人物。他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死乞白赖和缺乏分寸，以及他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漫不经心，都令读者生厌。但他在小说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纳博科夫通过刻画阿尔费奥罗夫的语言和行为等一点一滴的琐碎信息，向读者传达了自己的思想，预示了俄侨流亡者回归无望的命运。无论是对阿尔费奥罗夫，还是对纳博科夫来说，他们的祖国“已经死了”，成为一个“逝去的天堂”，只能在记忆中得到永恒。

阿尔费奥罗夫一直强调象征，给读者一种迂腐的印象，然而，受到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深刻影响的纳博科夫，恰恰就是通过阿尔费奥罗夫之口，提醒读者留意小说中那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在小说的开头，他和加宁在一片黑暗中被困在电梯里的一幕，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象征，既象征着加宁在黑暗中的等待是徒劳的，也象征着流亡者回归俄罗斯的期待是无望的。此外，纳博科夫还通过阿尔费奥罗夫之口，对玛申卡做了详尽的描写。玛申卡虽然外表柔弱，却有一颗坚强的灵魂。在此，纳博科夫提醒读者，玛申卡身上具备了俄罗斯女性普遍的美德，她们隐忍坚强、热情善良，是祖国俄罗斯的象征。

纳博科夫着力刻画的另一个细节是膳食旅馆。膳食旅馆所处的位置和里面的摆设，以及火车经过时受到的震动，都使这座房屋看起来更像一列在轨道上慢慢行驶的列车。纳博科夫把加宁所住的膳食旅馆称作“火车房子”（дом-поезд）。“火车房子”作为隐喻，形式不断变化，贯穿全文。狭小的房间，拼凑的家具，火车经过时玻璃被震得哗哗直响的窗户，都加强了流亡生活的不稳定性，再现了侨民流亡生活的艰难。克拉拉独自飘零在异国他乡，当她在房间里独自伤心流泪，当她听到左右两个相邻的房间里传来的各种声音时，她感觉自己就像“住在一座不停地左右摇摆、上下沉浮的玻璃房子里，正摇摇晃晃地漂向某处。火车经过时发出的轰鸣声……（不仅）在这里听得见，连床也颤抖着，好像要跳起来一样”[15]。在小说的第14章，在两位舞蹈演员为加宁举办的离别晚宴上，加宁走出房间，在窗前向外凝望。当冒着浓烟的黑色火车经过时，他感受到了膳食旅馆在深渊中的颤抖，“火车房子”的意象又一次出现。对于加宁这样经常更换住所的流亡者来说，这房子就像一列不停向前奔驰的火车，旅馆只不过是流亡途中的一个小站。

加宁对“逝去的天堂”的向往和对回归的渴望，使他在离别晚宴上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终于采取了一种不光明的恶作剧行为。他灌醉了玛申卡的丈夫阿尔费奥罗夫，又把阿尔费奥罗夫的闹钟向后拨了三个半小时。之后，他奔向火车站迎接玛申卡，并准备带她远走高飞。然而，就在加宁即将到达车站的一刹那，天空中朝霞的一抹亮光把他从幻想中带回了现实。他突然顿悟：春花秋月依旧，故国不堪回首，家乡的白桦林已经远逝，和玛申卡的恋情早已结束，所有这一切和拒绝了自己儿女的祖国一样，只能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

和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一样，寻找记忆中的幸福、守望“逝去的天堂”和逆向的乡思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笔下的主人公，如《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透明》中的休·帕尔森、《阿达》中的范，都像加宁一样，在流浪中守望着“逝去的天堂”，试图重新找回烟消云散的过去。他们既陶醉于“天堂”的美丽，又忍受着“失去”的痛苦。在优美的细节中留住过去，在杰出的文字中守望消逝的一切，是古往今来一切艺术焦点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纳博科夫在续写着“消逝”这个人类永恒的话题。

五 远近交替的叙事视角

在第一个叙事层面，纳博科夫真实地描绘了侨民们在国外动荡不安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在这个层面上，一切都浓缩在这家破旧寒碜的旅馆里。加宁所住的廉价膳食旅馆位于两条城市铁路的交会处，房东是一个半德国化的俄罗斯女人。她把成套的旧家具拆开，分别放置在狭小的六个房间里，供六个俄罗斯房客使用。这六个房客职业不同、性格各异。波特亚金是一个没有读者的老诗人，一个感觉自己已经活得太久的男人。为了获得前往法国的护照和签证，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拖着病体奔走在膳食旅馆和当地警察局之间。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障碍，不仅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奔走毫无效果，也更加深了他作为一个流亡者的伤痛。克拉拉是一个打字员，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德国人的办公室里干着繁重的工作。她感觉自己像一个外星人，孤单无助，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她厌倦了繁重的工作和无趣的生活，非常渴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变。她暗恋加宁，希望爱情能使她的生活有所改变，然而得到的却是绝望。两个男舞蹈演员是一对同性恋，他们的生活似乎稍好一些，因为他们致力于不受语言限制的舞蹈艺术，但他们也曾经为到处寻找工作而感到焦虑。

原本已经十分破旧的旅馆，在火车经过时摇摇欲坠。狭小的房间，拼凑的家具，火车经过时被震得哗哗直响的窗户玻璃，更加强了流亡生活的不稳定性，再现了俄罗斯侨民流亡生活的艰难和精神上的苦闷。

然而，正如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一样，并非所有的侨民都渴望回归。为了进一步凸显现实的残酷，纳博科夫塑造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体魄健壮、敢于冒险的加宁和心思缜密的数学家阿尔费奥罗夫。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纳博科夫使用了悖论手法。加宁曾经是一名沙俄军官，体格健壮，敢于冒险，应该说，军队生活培养了他果敢勇敢的性格。然而，在流亡生活中，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1919年，在克里米亚作战时，他头部受伤，伤愈后流亡国外，三个月前辗转来到柏林。在此期间，他依靠打零工谋生，曾经在工厂做过苦工，曾经端着盘子在饭店的桌椅之间每天走上六英里的路程，曾经推销过各种商品，甚至曾经在电影制片厂做过临时的群众演员。流亡生活使他变得既敏感又忧郁，他几次打算离开，但都临时改变主意，一再推迟行期。住在加宁隔壁房间的阿尔费奥罗夫是一位数学家，应该说他心思缜密，考虑周全。面对选择，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定果敢。他果断地决定长期居留在德国，甚至决定，要和妻子一起在德国长期生活。

加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十分厌恶阿尔费奥罗夫，不仅厌恶他的身体，更厌恶他的思想，认为他太过世俗。当阿尔费奥罗夫向加宁展示自己妻子的照片时，加宁发现，即将来到柏林的阿尔费奥罗夫的妻子，原来是他在彼得堡的初恋情人玛申卡。从那时起，加宁用了四天的时间回忆了自己和玛申卡在圣彼得堡的情感经历，重新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俄罗斯女性形象。“这个形象迅速代替了他意识中柏林的现状，成为一种真正而又恒久的现实。”[16]

原本对流亡生活厌倦到了极点的加宁，得知初恋情人即将到来，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立即精神抖擞，果断地开始行动起来。他先是断绝了和情人柳德米拉的关系，又在一对舞蹈演员安排的离别晚宴上灌醉了阿尔费奥罗夫。阿尔费奥罗夫定了闹钟，想提醒自己去火车站迎接即将到来的妻子，可加宁故意把闹钟的时间向后拨了整整三个半小时，想以此赢得时间自己去火车站迎接从苏联来的玛申卡，并带她远走高飞。然而，就在加宁到达火车站的一瞬间，天空的一抹光亮使加宁改变了主意。他意识到，他和玛申卡的恋情永远结束了，于是，他乘上一列前往另一个方向的火车，去拥抱新的生活。

这七个由于不同原因流亡在异国他乡的俄罗斯侨民中，只有一个人对在柏林的生活感到满意，而且，也只有他似乎能够在柏林站稳脚跟，他就是自称是数学家的阿尔费奥罗夫。他不久前刚刚来到这个膳食旅馆，打算长期留下来。他告诉众人，他的妻子玛申卡很快就要从苏联来到柏林和他团聚，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妻子的到来。

阿尔费奥罗夫是一个乐观派，未来的实业家。他认为俄罗斯已经死了，随时随地都可以把它忘记，因为在德国他会生活得更好。他劝说老诗人波特亚金留在德国，因为“这里有什么不好？留在德国是一条笔直的捷径，而去法国是一条曲线般的弯路，回我们的俄罗斯就简直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大弯路啦。我喜欢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在街上散步，都很开心。我会向你们证明，是可以找到永久居住之地的……”[17]

流亡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处境。一旦流亡，便意味着流亡者身体不在家，思想不在家，情绪也不在家，流亡者对“家”和“回归”的渴望会大过任何一种情绪。纳博科夫的一生都在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中度过，他深知流亡生活的苦痛。早在克里米亚滞留期间，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身在异乡的“他者身份”。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在《说吧，记忆》（Speak，Memory）中写道：“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国的；那气息不属于俄国，那声音不属于俄国，那头夜夜嘶鸣的驴子，肯定是巴格达式的。……突然间我感到了流亡的所有苦痛。”[18]

在《玛申卡》中，主人公加宁有健康的体魄，敢于冒险，但流亡生活使他变得敏感而犹豫不决。在柏林，他无精打采，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却又缺乏信心，直到象征着祖国的形象——玛申卡出现，才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行动。

纳博科夫一贯注重“细节”。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的时候，他在细节方面的高超技巧令人惊叹。“现实世界”首先是俄罗斯膳食旅馆。纳博科夫采用拉镜头式的方式，从外到内描绘了这家廉价膳食旅馆既拥挤又寒酸的特征。从外部看，这家寒酸的旅馆位于城市铁路的十字交叉口，每五分钟就有一列火车从此经过。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都能听到铁路上火车经过时发出的隆隆声，它的巨大冲击力，使得膳食旅馆的房屋也随之颤动，好像也要缓慢地驶向某个地方。从内部看，这家旅馆的门厅是一条狭窄而又拥挤的过道，放在过道里的杂物很容易“让人把小腿磕在上面蹭破皮”。过道两侧有六个房间，门上的房间号是从旧挂历上撕下来的几页——从四月一日到四月六日，房间里是房东太太胡乱拼凑的家具，过道的尽头是臭烘烘的厨房、肮脏的洗澡间和狭窄的厕所。

纳博科夫对膳食旅馆内的摆设，也描写得十分详细。被女房东分配到各个房客房间里的家具，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文本中，更加强了“现实性效果”。阿尔费奥罗夫房间里橡木写字台上放着一个“像蟾蜍一样的墨水瓶，这墨水瓶下面是一个很深的盒子，就像船舱一样”。玛申卡的照片就在这个盒子里。而过道里橡木箱子上方挂着的镜子并非多余，当加宁从镜子里看到阿尔费奥罗夫的房门敞开的时候，他郁闷地想：“他的过去就放在别人的桌子上”。正是这个时候，他从阿尔费奥罗夫的蟾蜍墨水瓶下面的盒子里拿走了玛申卡的照片。橡木制的旅行箱、狭窄的过道、晃动的镜子、玛申卡的照片，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促使加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房东多恩太太放在舞蹈演员六号房间里的旋转椅，为阿尔费奥罗夫醉酒后差点从上面摔下来埋下了伏笔。

加宁对他和玛申卡在彼得堡近郊“林中爱情”的回忆，构成了小说的第二个叙事层面。纳博科夫通过加宁对“林中爱情”的回忆，复活了他和加宁永远“逝去的天堂”。而重构“逝去的天堂”是从彼得堡郊区度夏庄园房间里的陈设开始的，但与膳食旅馆里封闭的冰冷的“现实世界”完全相反，加宁记忆中的这个“天堂”完全是开放的，作家的视角也是从里到外的。

加宁的回忆是从他16岁时养病的房间开始的。这个房间与在柏林的膳食旅馆房间不同，其陈设都带着一种安逸舒适的气息。带有铜球装饰的温暖柔软的床，照射在床边的阳光，墙上色调温暖的油画，窗外啾啾鸣啭的小鸟和天空中朵朵蓬松明亮的云彩，构成了加宁记忆中的天堂。床的左边是一道黄褐色藤制屏风，右边是俄罗斯特有的圣像盒，门外是“闪亮的白色火炉和老式洗漱台”。与柏林的膳食旅馆的动荡不安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是宁静的、安定的。有着白色家具的客厅、绣着玫瑰花的桌布、白色的钢琴、穿着蓝色制服的高个子管家、可口的茶和精致的奶油点心，又组成了一幅平和温馨的画面。

记忆在加宁病愈后走出了房间，走出了自家的庄园。纳博科夫的视角也开始伸向外部空间，从花园平台到园林深处的林荫道和白桦林边的谷仓音乐会。正是在白桦林中的谷场音乐会上，在拥挤而快乐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似曾相识”的玛申卡。她那黑色的丝绸蝴蝶结，棕色的长发从此便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他们忘情于青春的浪漫与光辉之中，从白桦林里的林荫道到庄园里深谷之上的凉亭，从轰隆作响的水磨坊到宽阔平静的河面水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最后加宁的记忆来到了一所掩映在林中的无人居住的大庄园里。在这里，他和玛申卡整个夏季都沉浸在初恋的激情之中，美丽的白桦林，白桦林中的林荫道，草地上闪光的露珠，都成为他们记忆中的永恒。

夏季结束了，他们先后回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他们的爱情持续了一段时间，然而，没有了白桦林和浓密的林荫道，他们的爱情似乎也因为冬季的风雪严寒而降了温。他们约会的次数少了，到了后来，他们的爱情仅仅剩下在信中和通电话时对“林中爱情”的回忆。第二年夏天，当加宁在火车上再次遇到玛申卡的时候，革命已经爆发，之后便是天各一方的别离。但流亡在国外的加宁懂得，他们在白桦林中度过的美好夏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崇高的时光，因为只有失去才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流亡生活使加宁对一切都感到厌倦，但玛申卡的照片使怠惰的加宁精神一振，她的即将到来让他思绪万千，过去的那些令人迷醉的场景一幕一幕地闪现，而现实中的柏林隐退了。

从一个世界自然平稳地滑向另一个世界是纳博科夫小说诗学的一大特征。在《玛申卡》中，真实与虚构交互辉映，加宁和膳食旅馆里其他流亡者的真实生活与加宁关于玛申卡的美好回忆一起，构成了俄罗斯侨民流亡生活的真实画面，表达了俄罗斯侨民渴望回归祖国、回归俄罗斯的共同理想和愿望。

在“现实世界”里，加宁和其他房客的活动封闭在膳食旅馆里，而在加宁记忆中的“虚构世界”里，加宁和玛申卡的活动是在开放的空间里进行的。掩映在郁郁葱葱白桦林中的花园别墅，夕阳照射下凸凹不平的林间小道，加宁和玛申卡的每一次幽会都是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彼得堡的户外。在幽静的林荫道上，在蓝色的暮霭中，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柏林的膳食旅馆里，俄罗斯侨民过的是孤独、贫穷、动荡的流亡生活。在彼得堡近郊的度夏庄园里，加宁和玛申卡的生活则是宁静的、无忧无虑的和充满激情的。在俄罗斯人心中，白桦林和林荫道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心灵的归宿地，是祖国和故乡的象征。当白桦林和浓密的林荫道离加宁和玛申卡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的爱情也注定会随之消失。已经到达火车站的加宁终于明白，过去拥有的那段美好的时光和情感已经成为他记忆中的天堂，永远地失去了，而未来还在远方，于是，他转身往逆着家乡的方向而去。

尽管《玛申卡》是纳博科夫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在前言中称其为“一种尝试”，他在向自己的学生阿尔弗列德·阿佩尔赠书签名的时候，在所有的书上都画上了蝴蝶，唯独在1926年德国出版的《玛申卡》的扉页上画了一只虫卵、一只毛毛虫和一只蛹。但他初试锋芒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俄侨评论家们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其原因之一便是他如实再现了20—30年代俄罗斯侨民的流亡生活，表达了整个侨民界渴望回归的心声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