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主体”到“主体位置”

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马丹·萨拉普指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共同点之一便是对人类主体的批判。结构主义的领路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文科学的目标不是去建构“人”，而是去解构“人”。这早已成为结构主义的口号。[2]自此以往，文艺复兴运动树立起来的战胜了“神”的人类主体，康德确立的能够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浪漫主义运动鼓吹的狂飙突进式的“天才”，乃至海德格尔和萨特设定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存论主体，无不面临被解构、被颠覆的命运。那么，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如何解构“主体”的呢？

斯图亚特·霍尔区分出三种“表征”（即运用语言有意义地表述这个世界）模式：语言单纯反映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关于物、人和事的世界的一个意义（reflective，反映论的）；语言仅仅表达说者或作者或画家想说的，表达他或她个人意向的意义（intentional，意向性的）；或者意义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而被建构的（constructionist，建构主义的）。[3]而索绪尔正是“建构主义”表征模式的始创者，他认为，“意义”是在语言或符号系统内部建构出来的，与现实世界中的“指涉物”无关。现在看来，索绪尔的这一观点意义重大，实现了从“给定实在论”到“意义建构论”的本体论转换，即是说，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固定的、事先给定了的意义，事物的意义是由语言或文化的符号系统赋予和建构的（这一观点实际上为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生成主义进路打开了通道）。照此推论，“人”的意义不能到符号系统之外的“现实”或“内心世界”中寻找，而只存在于符号系统之中。所以，霍尔指出，索绪尔在表征中废除了作为意义来源的、有完整意识的传统主体，主体应当隶属于语言，是“语言”言说了我们。进言之，主体或自我的身份，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往往只是一个“在语言中的位置”，一个“话语的效果”[4]。

具体而言，将“主体”转换为“主体位置”，并使之成为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工作是由拉康、阿尔都塞和福柯等人完成的。

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说牢固地根植于文化而非生物学之中”[5]。他颠覆了弗洛伊德以本我为底座的人格结构说，突出了主体的分裂性，将主体从生物性存在转化为社会性存在。在拉康看来，主体身份的获取实际上是“误认”或“异化”的结果。第一次误认发生于镜像阶段，是想象性认同；第二次误认来自“象征界”的语言切割，主体被抛入广阔的文化、社会网络，只有在与他者的复杂联系中才能建构自己的身份。“对拉康来说，象征秩序是语言与被承认的社会意义的支配结构。人类的法律与文化，以语言的形式进行结合后而被具体化，靠著语言的结构形成主体位置，人并依著这主体位置来发言。”[6]

阿尔都塞在《弗洛伊德与拉康》一文中阐明了拉康对精神分析学的根本性变革，并拟将其带入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的研究。在其名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他借鉴了拉康的身份认同理论，将“象征界”替换为“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党派、工会、家庭、学校、传媒等）把个人传唤为对其臣服的主体，“我们看到，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7]。个人由此沦为被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主体位置”。

但是，拉康和阿尔都塞的“主体位置”理论远没有福柯的精细，况且，拉康的理论重点落脚于主体的身份分裂之苦，阿尔都塞也还守护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最后底线，所以，福柯创构的话语理论视域中的“主体位置”学说才最符合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