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文学理论的政治转向

第一章 “权力论”视域下的文学与政治

自康德提出“纯粹美”学说以来，“审美现代性”和“艺术自律论”便结伴而生，贯穿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直觉主义、象征主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近现代文艺思潮的一条红线就是“文学自律论”，文学被定性为审美的、超越的、无功利的、无概念的、无目的的、自由的、天才的、虚构和想象的语言艺术，从而建构了文学“自主性”的神话。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时期”，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文艺思潮恢复了文学与物质利益、社会权力、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后现代理论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知识”与“权力”是捆绑在一起的。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布尔迪厄等人的“权力”理论成为后现代文论思潮的“发动机”，“祛魅”之后的“文学”摘下了“阳春白雪”的面具，露出了“下里巴人”的真容——文学一直在阶级政治、性别政治、身份政治、种族政治等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吉登斯强调说：“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把对权力的研究当成是次要的问题。可以说，我们不能等到社会科学中比较基本的观念都一一阐述清楚之后，再来探讨权力。没有比权力更基本的概念了。”[1]《政治哲学导论》一书的作者杰弗里·托马斯也指出：“权力是讨论任何政治话题时看似合理的起点。”[2]因此，本章聚焦于“权力”理论，试图解答以下问题：作为后现代文论思潮“发动机”的“权力论”包括哪些内涵？“权力论”视域下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其理论价值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