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古新风

20世纪20年代，诸如“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中央研究院考古学组”等机构相继建立。随后，一批专业学者在山西、河南等地，相继开展了田野调查和发掘。[23]专门学术机构的设立，以及考古发掘的进行，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24]

现代考古学（Archaeology）发端于欧洲，并随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而取得长足发展。[25]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自引入中国后，对中国的古史研究，对中华文明的重建，对订“疑古辨伪”之偏，都有非凡的意义及价值。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尚处于创立阶段。其间的重大考古发现，有以下数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河南安阳甲骨文的发现，被学界视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26]。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敦煌石窟壁画、文书被发现。1921年，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遗址，在河南渑池又发现“仰韶文化”遗址。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等人，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开展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1928年，傅斯年等组织专家，开始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直到1937年的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共发掘十五次。1929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此事轰动国际学术界。1930—1931年，李济、梁思成等人，又发掘了位于山东历城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据此而出版的《城子崖》，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1934年，梁思永等人，又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现了一段长约70米的夯土墙，由此而揭开了中国史前城址考古发掘之序幕。

综上所述，以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安阳殷墟的发掘，意义尤其重大。根据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王国维又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27]二文初刊于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的《学术丛编》中。1921年，又收入《观堂集林》第9卷中。1925年，复经改写，收入王国维题为“古史新证”的讲义之中。该讲义的一、二章，又被顾颉刚收录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1册中。

对王国维先生的论著，顾颉刚曾言：

自从甲骨卜辞出土之后，经王静安（笔者按，王国维）先生的研究，发现了商的先祖王亥和王恒，都是已在汉以来的史书里失传了的。他加以考核，竟在《楚辞》,《山海经》,《竹书纪年》中寻出他们的事实来，于是这个久已失传的故事又复显现于世。[28]

屈万里也对王国维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他曾说道：

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他固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的错误，可也证实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这告诉人们对于《史记》所记的古史，固然不能全盘相信，但也使疑古的人们对于《史记》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29]

李济对殷墟出土文物的文化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

1.肯定了甲骨文的真实性及其在中国文字学上的地位。

2.将史前史的资料与中国古史的资料联系起来。

3.对于殷商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了一种很丰富而具体的说明。

4.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联系，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实在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30]

一言以蔽之，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发展，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创了新纪元。其对世人的影响，可从顾颉刚的一段回忆中得到印证。顾颉刚曾言：

[一九] 十二年秋间，我到北京来，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我进去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璧和瑗就是石环的变相，铜鼎和铜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变相。那时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见不久，灿然陈列，更使我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许多冥想。

……近数年来，国立学校经费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学会在十分困难里勉强进行，时有创获，孟津出土的车饰数百种尤为巨观。我虽没有余力加入研究，但向往之情是极热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见了，我一定要沉溺在里边了。

现在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些常识而已。

在研究古代实物的人，我也希望他们肯涉猎到辨伪方面。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伪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镠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

这种见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迷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了。[31]

据顾颉刚所言，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年的考古学发现，不但非常值得关注，而且给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譬如甲骨文与安阳考古，证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代历史，大致可信，中国信史可以上推到商代中后期。但是，就总体而言，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商代中前期及以前的史事，特别是三皇、五帝的历史，仍处于无法以史料印证的“真空”状态。[32]因此，其距“文明再造”的目标，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于是，人们普遍存在着悲观情绪，因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33]

20世纪20年代的傅斯年，在写给顾颉刚的长信中，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就持有“岂是可以常希望”[34]的低调态度。[35]时人陆懋德也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程度有限，不足以重新构筑中国的古史系统。[36]

1929年，恒慕义（Arthur W.Hummel）在《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uiew）发表了题为《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What Chinese Historic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的文章中，这样说道：中国的考古学，“偶然的发掘，并且很带商业性质的发掘，二千年来就已进行。不过那从地下发掘起来的骨上所刻的文字，现在可以了解的还是很少。若非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完全了解，并且可以很明确地断定它们发生于什么文化的中心，就算在它们求得什么结论也是徒然。”[37]

1935年，在考古学界已负盛名的郭沫若，曾言：

照现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知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38]

1938年，杨宽作《中国上古史导论》时言：“迩年吾国考古之学，已由试探工作而进于研究，”但是，“虞夏之文字迄今未有发现，殷商以前为先史时代，已为国内外一般史学家所公认，是不特三皇十纪之古史传说来源为可疑，即五帝虞夏之古史传说，亦同为可疑矣！”[39]当时，另一学者陈梦家，有鉴于考古发掘之实际，认为“夏史全从商史分出，因而不认有夏之一代”。[40]

于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传世文献的考辨，基本因袭“旧有”之模式。1930年8月，《古史辨》（第二册）出版，顾颉刚在该书“自序”中说道：

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既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那么，希望在考古学上证明古史的人怎么办呢？难道可以永远“存在而不论”吗？[41]

在顾颉刚看来，他在替考古学家，完成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尔后，顾颉刚又曾说道：

我开始辨古史是在民国十年，那时中国的考古工作只有地质调查所做了一点，社会上还不曾理会到这种事，当然不知道史料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我在那时，根据《六经》诸子，要推翻伪古史而建设真古史，我自己既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得起，就是社会上一般人也都这般的承认我，期望我。[42]

在史前考古发掘令人“渐感失望”的情绪中，顾颉刚等人，依然故我，继续其考论文献真伪、针砭文化传统的工作。正如顾颉刚所言：“我常想，也常说，我只望做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我只望尽我一生的力量把某几篇古书考出一个结果。”[43]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神话传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重建古史体系的尝试。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民国时期的考古发掘，虽然没有给顾颉刚等人，提供佐证己说的素材。但是，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考古发现的相继涌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古籍文献有关中国古史的记载，其框架及脉络是基本正确的，对传世文献的年代及真伪，需要有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判断。

对此，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有言：“民国初年，顾颉刚、钱玄同等一班人向由传说建立起来的古史宣战，将三皇、五帝和夏代都归入传说的范畴，以商为中国史之开始，将商以前的古史都寄望于考古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在很多方面，“证实了传说中的古史里面很多内容的可靠性，而且看来夏代的证实也是指日可待的了”。[44]

由此可见，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已经为文献辨伪的“辨伪”、文化批判的“批判”积蓄力量，虽然这并不是考古学研究的根本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