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覆古思潮

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一系列“启蒙”与“运动”的洗礼。其中对“传统文化”反思最深刻、冲击最强烈的，非“新文化运动”莫属。其所坚持的，可以称为“反传统思潮”，或者简称为“覆古思潮”。

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学的发生、发展，就处于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其所主张的、秉持的、宣扬的许多理论观点，特别是一些“离经叛道”，甚至是“石破天惊”的言论，都可以从新文化运动中找到根源。

众所周知，民国初年以来，“尊孔复古”之思潮，一度席卷政坛。[1]1915年袁世凯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其间，“孔教”应否列入《宪法》、如何保存“国粹”，又成为政府内部及社会各界热烈争论的话题。

就此，学界普遍认为，“新文化运动”至少可以在民国初年以来的“反封建”运动中找到社会根源。故而，依据李大钊、戴季陶、傅斯年等时人之言论，虽然可以确认“新文化运动”的概念，真正为社会各界所普遍接受及使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的事情。但是，人们还是将《新青年》杂志创刊的1915年，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2]

“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学界中又一个见仁见智的论题。笔者认为，姑且不论“新文化人”的“文化批判”，是否有“传统文化”的根源[3]，单就他们对“传统文化”猛烈批判的“史事”而言，其对“传统文化”的建设性意义，确实寥寥无几。

以“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为例。陈独秀在题为《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指出“孔子学说”的封建性，及其与“共和制度”的根本对立。[4]李大钊则声明：历代“专制君主”，均“利用”孔子，“资以为护符”，孔子早已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5]，必打倒而别无选择。

当然，维护孔子及其学说的，也不在少数。但在那个易于激烈的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似乎更为人所熟知和乐见。其间，作为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古文大家钱玄同的言论，比起李大钊、陈独秀，甚至胡适诸君，更惹人关注，同时也更惹人非议。其言：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6]

故而，钱玄同主张：欲救亡图存，必须先推翻孔学，改革伦理。进而指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7]同时声称，废汉字后，可代之以世界语或某一种外国语，将汉字“拼音化”，未尝不是个可行的好办法。[8]

好一个废汉字、废汉文！如此决绝、断然之主张，真可谓“惊世骇俗”！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之尖锐，其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之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场思想文化的狂飙中，北京大学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历史地位。一大批浸淫其中的青年学生，身体力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报纸，则成为“宣传新文化”“抨击旧文化”“反孔非儒”，暨阐述和介绍新思想观念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一时间，凡是“古圣先贤”的“正统”学说理论，都被视为“新思想”“新文化”传播的阻碍；凡是以孔孟学理为旨归的传统文化，都被视为需要“唾弃”“打倒”的“封建糟粕”；凡是与封建文化脱离不了干系的传统文化，都被斥为“腐朽的”“落后的”之流，而难逃被抨击批判的命运。

新文化运动从北京、上海到全国各地，从文化精英到贩夫走卒，从报纸杂志到文学作品，从舆论宣传到学术研究……几乎无不波及，无不牵涉。其在文献考辨领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譬如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考辨”及“文献辨伪”，矛头直指“封建文化”。至于自称“疑古玄同”的钱玄同，则决心要澄清“谬妄”之“经说”，彻底打破经学上的“偶像地位”及“权威”。他本人有关文献真伪的言论，同样带有浓郁的反封建色彩。

如同西方列强炮口下的大清帝国，西方学说视域下的中国文化，也鲜有尊严和荣誉。受此影响，进入民国时期，在反封建、反传统的疾风骤雨中，居于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经学”黯然退场，一切传世文献都被“拉平”了高度，一切文化批评都因为鲜有“忌惮”而颇为恣意。自此，经得起推敲的文献越来越少，经得起信重的文化寥寥无几。

在思想信仰与学术研究相疏离的话语体系中，一切传世文献都成为需要接受“审查”的“史料”，过去高高在上的思想信仰、不可触及的文化权威颜面扫地。于是，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学研究，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现象与特征。民国文献辨伪学，是一场“勇猛”的文化批评和文化解构。然而，遗憾的是，“旧文化”打倒以后，这场“以辨伪求解放”的文化运动便草草收场，“新文化”建设成为又一个新的“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