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研究综述
民国时期在中国文献辨伪学研究史上，是一个异样活跃的历史阶段。民国文献辨伪学，是一个颇受关注的学术论题。20世纪50年代以降，国内外许多学者，均究心于此，从史学史、学术史、文献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时至当下，各类论著，已数以百计。其中许多观点，均卓有见地。今择其梗要，评述如下。
（一）文献学论著中的有关评述
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目前出版的此类论著，已不止数十部。其中，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等，或在研究综述中，或在专门章节中，都曾述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此外，较有代表性的，一是杨绪敏的《中国辨伪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修订版）；二是拙著《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三是刘重来在《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述略》（《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一文中，也曾纵论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并评述顾颉刚等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成就较为突出，尤其港台地区的学者。其中，既有系统的理论总结，也有扎实的资料辑录。譬如，林庆彰的《清初的群经辨伪学》（文津出版社1990年版），虽然以清初学者的经籍辨伪为主旨，但是，林先生的视角、方法，对本论题的深入探讨，不无借鉴意义。郑良树在《古籍真伪考辨的过去与未来》（《文献》1990年第2期）一文中，就如何评述民国文献辨伪学史，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论断。此外，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是继民国时期张心澂《伪书通考》之后，又一部文献辨伪资料汇编，可令后学省去不少为辑录史料而翻箱倒箧的烦琐。其他如屈万里、余英时等人，只言片语，都有见识。限于篇幅，兹不绎述。
文献辨伪，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献整理”问题。但是，从学术史、思想史等角度，探讨该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值得关注的，有路新生的《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张京华等合著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前者旨在探讨近三百年来中国疑古思想之始末，其中涵盖民国初年的部分内容；后者则将考察重点，聚焦在一度激荡民国学术的“古史辨”运动。近年来，人们对“疑古辨伪”的反思，尤其全面深刻。其中如伍铁平的《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学术界》2003年第1期）、杨善群的《论古籍辨伪的拨乱反正》（《学术界》2007年第4期）均从各自视角，切入该论题。个别批判，不乏尖锐之剀切。
（二）1949年以来对“古史辨”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20年间，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及其再传弟子为主体的“古史辨”[1]，曾在中国学术界扬名立万。其延续时间之久，涉及领域之广，关联学者之多，都未见匹敌。
“古史辨”的学术，基本不超出“疑古辨伪”的范畴。顾颉刚等“古史辨”学人，除了究心于“史事”“传说”等真伪虚实的考辨之外，也对诸如《古文尚书》《周礼》《诗序》等传世文献的真伪是非，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发表了大量“勇猛”且“骇人”的言论，致令“冤假错案”在在皆有。其流风余韵，绵延至今；有关批驳，也不鲜见。因此，“古史辨”的文献辨伪，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古史辨”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如何认识和评价他们发起的“文献辨伪”呢？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顾颉刚就坚持通过“文献辨伪”，实现“批判继承古文化”的客观必要性：“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因此“《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2]言下之意，“辨”与“不辨”是一回事，“辨对”与“辨错”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顾颉刚在发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古史辨》承接宋、清以来之统绪，以考证的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3]顾先生所言，意在强调“古史辨”的辨伪，秉中国文化传统之精神，承中国古代学人之余绪，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作。
对“古史辨”的文献辨伪成就，表示理解、认同、赞赏的学者，不乏其人。如顾颉刚女儿，即顾潮女士，曾言：“（顾颉刚）先生将自己与他人讨论古史古籍的文章编为《古史辨》，创立了‘古史辨派’，在国内外学术界之影响历久不衰。”[4]曾著《古史续辨》的刘起釪先生，也对顾颉刚先生大为激赏，称其为“以疑古辨伪擅名于学术界”，并“开启新的史学之门”。[5]顾颉刚的另一个女儿顾洪女士，也对“古史辨派”的文献辨伪研究，给予了“理解之肯定”，她说道：“疑古本身就是一种释古……疑与信是站在不同立场上解释古史。”[6]言外之意，顾颉刚等“古史辨”的文献辨伪，其学术论辩之初衷，其对中国古史研究之贡献，都无可厚非。
胡绳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从史料的辨伪和整理的角度，对顾颉刚先生等文献辨伪暨古史考辨的贡献，称赞道：“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中国远古历史的史料笼罩在重重烟雾里，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确是提供了考辨古史传说的一个有用的钥匙。”[7]
与此同时，胡绳又指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8]胡绳的评述，并非溢美之词。如上文所述，顾颉刚及“古史辨”学者的“文献考辨”，确实是要在文化、思想上，对“封建主义”，作一个全面彻底的“清算”。
裘锡圭先生从“疑古思潮”与“古典学”关系的角度，评估“古史辨”的贡献。其言：“从20年代到30年代，疑古逐渐成为古典学界的主流思潮，传统的古典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清算。经书的神圣外衣完全被剥除，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有不少书被看作汉以后的伪作（这里所说的书包括书中的单篇）。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古典学的面貌。”[9]
裘锡圭先生的言辞较为和缓，但提出的问题却较为尖锐：“古史辨”对传世文献，特别是维系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之根本的《尚书》《周礼》等，进行“清算”，从而“明显”改变了“古典学”暨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
对此，时人徐旭生先生，也曾言及：“古史辨”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中的“最高权威”，即《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著作年代，“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由于疑古学派（广义的）历史工作人及考古工作人双方的努力，才能把传说时代和狭义历史时代分开，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作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作历史时代”。[10]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古史辨”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只作“单纯的”文献学解释，无论如何，都会停留在表象之描述，而不能触及问题之实质。这是“文献辨伪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也是最需要避免的问题。
此外，著名史学史专家陈其泰先生，在谈到“古史辨”的学术贡献时，特别强调了他们的“求真”精神与“平等”讨论的态度。[11]这种精神与态度，与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的文化理想和学术追求，息息相关，应结合起来，作全面系统的诠释。
严格地说，“古史辨”的疑古辨伪，是致力于弘扬“民主”与“科学”的“疑古辨伪”，其与古代学人为维护“圣道治统”而进行的疑古辨伪，“殊途”且不“同归”。因此，顾先生所谓“继往开来”的观点，是值得斟酌的。
故而，民国以来，对“古史辨”的文献辨伪，提出异议、质疑的学者，一直不在少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等学者及其学说，长期以来，都为政府及学界所尊重。公开批评“古史辨”文献辨伪成就的言论，并不多见。改革开放后，批评的声音多起来。其中，以李学勤先生为代表。
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针对“疑古思潮”，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观点。1992年，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发言。发言稿刊发在《中国文化》第7期上。两年后，李学勤出版了题为“走出疑古时代”的论文集。1997年，又刊行该论文集的修订版。其中新增两篇——《谈“信古、疑古、释古”》《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文章。1998年9月，李先生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上，又作发言。该发言经整理后，以《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上。
李先生认为，现当代学者，应从弥漫的“怀疑风气”中走出来，对古老传说多一份尊重，对传世文献多一份信任。其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反响。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虽然不仅仅针对“古史辨”的“文献辨伪”而发。但由于文献辨伪，确确实实在“古史辨”的学术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篇幅和地位。因此，有关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学研究的回顾，李学勤先生的论著及观点，都值得深入体味。
此外，作为与胡适、顾颉刚同时代的钱穆先生，晚年也曾对“古史辨”的疑古辨伪，再次提出批评。其言：“傥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12]其评价之倾向极为鲜明。
“古史辨”学者如钱玄同、顾颉刚等，承今文学家之余绪，论定《左传》《周礼》都是伪书。对此，杨向奎、杨伯峻等后辈学者，都曾作出了批驳和回应。以“《左传》伪书说”为例，杨向奎曾撰文指出：“《古史辨》在冲破伪的古史方面，在由怀疑古史而加以抨击时都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致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13]
杨伯峻在仔细研究了《左传》本身和战国、西汉的流行情况后，也认为它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以前。[14]胡念贻对《左传》本身也作了透彻研究，从助词的用法着手，认为《论语》《孟子》是用鲁国方言写的，称为“鲁语”。他说《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后人虽有窜入，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面目”[15]。经过上述学者的考订，可以证实《左传》确为先秦古籍。
（三）考古学新发现的纠偏补正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在全国多地被相继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的考古发掘，又有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特别是一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诸如《老子》《孙子》《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等曾被世人证伪的文献，重见天日并被革去伪书之谤。
对此，李学勤有言：“近20年来，各地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佚书，经过学者们整理研究，证明‘疑古’思潮中的‘辨伪’，有好多是不正确的。”[16]又言：“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17]郑良树先生曾言：“就古籍辨伪而言，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恐怕与古史辨学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18]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证传世文献“不伪”，一时间成为文献辨伪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在“证真”过程中，人们再次对存世文献之真伪，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辨伪学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20世纪初年，诸子学勃兴。老子其人及《老子》一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梁启超、钱穆、冯友兰等人，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其中，顾颉刚的观点更显激进：“在《吕氏春秋》著作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19]由是，“《老子》晚出说”，一时盛行。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有《老子》甲乙两本，均抄写于秦汉之际；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竹简，有《老子》甲乙丙三组抄本。裘锡圭据此认为：“把《老子》形成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还是比较合理的。”[20]出土简帛证明，老子确实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老子》晚出说”被推翻。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成书年代及真伪，自南宋以来，疑者日众，聚讼纷纭。进入20世纪，梁启超在评估清儒辨伪成就时指出，“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21]。就《孙子》十三篇而言，梁启超认为，该书“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22]。”钱穆也主张：孙武“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23]，又称“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24]。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也认为孙武和孙膑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孙子》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孙膑。武内义雄亦然其论。[25]上述观点，几成定谳。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年代约为西汉初年，其中有《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篇。从而证实了孙武、孙膑都确实存在，并各有兵法传世。郑良树根据地下出土资料，认为：“《孙子》十三篇作成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战国始年以《史记》为准），也就是大约孙武卒后的四十余年间。”[26]
杨伯峻则主张：“我认为《孙膑兵法》的编定，和一些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自然，也不必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膑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膑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膑死去以后了。”[27]
《古书辨》中没有专门讨论《孙子兵法》的文章。但据《顾颉刚书话》可知，直到1972年前后，顾颉刚先生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孙子兵法》的作者想必是孙膑。[28]据学者考证，顾颉刚先生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一事，是了解和掌握的。但依然没有将其运用到文献辨伪中来，这实在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29]。
《文子》是一部颇有争议的传世文献。近代以来，多有学者承袭唐宋学者旧说，视其为伪书。章太炎说道：“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30]胡适也认为：“《文子》实伪书，只可算是一种《淮南》节本。”[31]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葬（汉宣帝元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文子》残简，与今本《文子》相似，且有今本《文子》不见之佚文。[32]
整理者对竹简本与今传本《文子》作了认真比较。[33]定州汉简《文子》虽为残本，但说明至少在汉初，《文子》就已存在。据此，李学勤认为：“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34]
经宋、清学者考订，《孔子家语》是“王肃”伪作，几乎成为定论。顾颉刚同样认为：清人王柏所言的“王肃杂取伪托”说，“绝对正确”[35],《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36]。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37]
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结论为：《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38]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子所记的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39]。《孔子家语》王肃伪托说，也被彻底推翻。
此外，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佚书《黄帝书》中，亦有不少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语句，说明《鹖冠子》的著作年代不会晚于秦代。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认定为《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证实了《六韬》决非伪书。[40]
除了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人们在对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中，又发现古书体例中的诸多规律。有学者将其归纳如下：
（1）古书不题撰人；（2）古书多无大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3）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4）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5）古书往往分合无定；（6）古书多经后人整理；（7）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8）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41]
于是，诸如佚失无存、名亡实存、后人增广、重编合卷、篇章别行、异本并存等现象[42]，自会常见。因此，根据撰人、篇目、卷帙、附益、增饰等，遽尔论定传世文献之真伪，是武断且不符合古书体例之实际的。
此外，对诸如龙山文化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尚书·禹贡篇》对九州的区域划分，自有其根据，从而修正了20世纪初年以来，部分中国学人对《禹贡篇》的盲目质疑。[43]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新发现，对包括文献辨伪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二 理论与方法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殊且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中，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林林总总的历史事件，碰撞交织，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其间，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时代主题、社会变迁的演绎和呈现。
通过上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回顾，不难发现，既有的“文献辨伪学”类论著，在剖析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辨伪学现象时，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对个别学者的方法、几种论著的优劣、个别文献论定的是非等，只作“单向度”的梳理和总结，而普遍缺少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维度的关照。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除了文献真伪的甄别之外，还涉及思想、学术、文化、社会、历史、现实、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因此，对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进行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文献学、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种理论方法。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活动，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学术、历史与现实等诸多辩证关系的汇聚与凝结。要想全面深入剖析这段文献辨伪学发展史，必须对上述关系，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基于这种考虑，本书拟采用以下理论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
研究中国辨伪学史，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20世纪20—40年代，各种学说在中国盛行，人们的价值取向迥异。在这样的时代及社会背景下，胡适、顾颉刚、钱穆、张心澂等学者的文献辨伪，在考辨方法、判断标准、指导思想等方面，均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后来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也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要想系统梳理民国文献辨伪学史、全面掌握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就、正确评价当时学者的理论观点及主张，非常有必要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
（二）文献学的方法
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除《辨伪丛刊》《伪书通考》以外，其研究成果，更多地散见于“不以辨伪为职志”的论著当中。仅据论著题名，不足以勾勒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之全貌。因此，必须借助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方能将结论建立在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
（三）学术史的方法
民国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渊源有自。因此，必须借助学术史的研究方法，否则不能对他们的辨伪成就、学术地位及影响等，作出准确的评估与定位。对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学者的文献辨伪研究，仅仅勾稽出考辨文献多少，运用方法如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比起上述这些，我们还有必要了解到他们的考辨，因袭了什么，扬弃了什么，对中国文献辨伪学发展有何影响等。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除非借助学术史的理论方法，否则不能实现。
（四）思想史的方法
汉唐以来，中国学者的文献辨伪，从来都不是对传世文献真伪的简单的、机械的甄别考辨。从某种意义上，其所主张的，比起其所考辨的，更值得关注。因此，笔者的一贯主张是“没有无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样也没有无思想的文献辨伪”。在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类现象。如许多研究者所言，顾颉刚等学者的文献辨伪暨古史考辨，旨在推翻旧权威、旧学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封建”。许多看似断然决然，甚至是草率武断的论说，若非借用思想史的理论方法，否则不足以参透其背后的思想主张。
（五）社会史的方法
近年来，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在中国史学界方兴未艾。人们普遍认识到，在诠释师承学派、学术分歧背后的人事纠葛等方面，社会史的理论方法，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优长。因此，民国时期文献辨伪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譬如胡适与顾颉刚的“反目”等，除非借助社会史的理论方法，否则难见真相。借助社会史的理论方法，能从另一个维度观察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的走向。
三 内容及创新
从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全面审视民国时期文献辨伪学发展的历史，揭示文献考辨背后的思想文化渊源，是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本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创新。
（一）主要内容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既非单纯的文献整理问题，也非单纯的学术思想问题。如何认识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如何评估这场立意高远的文化“破坏”，如何接续这条已然断裂的文化传统，实在是一个严肃的世纪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人真正从文献辨伪的角度，解读这个看似俗套的文献辨伪问题。
考察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否则不足以得出较为真切的认识。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书分九章，对这个牵涉颇广、意蕴丰富的学术现象进行了系统探究。其中既有人物研究，也有学案研究；既有部类文献研究，也有代表论著研究。本书的篇章架构和内容，兼顾了人物与事件、专题与个案、纵向与横向、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民国学人，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实现思想和学术、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从而推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进步。
透过具体的文化考察，我们发现，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学者即有通过文献辨伪表达思想主张的传统。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钱穆等学者的文献辨伪，看似“改弦更张”或“破旧立新”，但实际上，其旨趣、方法与古圣先贤并无二致。
只可惜整合古今、弥缝中西的任务太过宏大，加之梁先生垂垂老矣；胡先生国学根浅；钱先生意气太重；顾、钱等后起之秀又有待历练，人才的“青黄不接”，终究让这场显赫一时的“文化革命”半途而废，只留下“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借用南怀瑾先生语）之残局待今人重整。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在思想上是一场叛逆与救赎之间的博弈；在理论上是一段技法和心法之间的纠结；在方法上是证真与证伪之间的彷徨，是一场影响深远、发人深思的文化运动，是一次试图沟通古今中外而未竟的文化革命。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研究，在形式上继承了传统文献辨伪学的“统”，在实质上却革去了传统文献辨伪学的“命”。对此，我们既要给予理解之同情，也要进行客观之评述，尤其需要对打断的文化传承，进行足够深刻的反思。这是本书的主旨，也是研究的重点，或许还是一个略有新意的“发明”。
（二）主要创新
1.文献辨伪学理论方法的创新
基于何种理论框架，是文献辨伪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的研究，与既有论著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综合运用包括文献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方法，而没有将“文献辨伪学史”的考察，仅仅局限在人物、著作、方法等“要素”的简单描述之中。
我们认为，文献辨伪实际上是先贤追求“真善美”的文化实践。其所取得的成就，直接标注了这个时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空间维度。文献辨伪既是思想文化的风向标，也是学术和社会发展的显示器，同时更是成就学术和社会大繁荣、大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涉及研究理论、研究方法选择的问题上，应该有足够广泛的关照。
2.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研究的深入
中国的文献辨伪研究，从来就不是对传世文献真伪的简单考辨，更不是“文献整理”四字所能概括。笔者曾在拙著《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对清代及清代以前千余年的文献辨伪学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突出强调了文献考辨中政治、思想、文化的意蕴及影响。
同样，在本书研究中，笔者对民国时期文献辨伪研究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思想渊源、学术成就、历史意义等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这在客观上，或许能够起到推动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研究不断深入的作用。
3.民国学术史、文化史研究拓展
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辨伪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民国学术史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许多围绕传世文献真伪的论争，背后牵涉的，是更复杂的学术思想、文化主张等问题。
但是，受学科理论、研究方法等因素制约，人们有关民国文献辨伪学史的讨论，对其学术史、文化史领域的意义及影响，依然发掘得不够系统深入。本书在探讨民国文献辨伪学史的过程中，将解读的视角与诠释的重点，有意识地聚焦在学术思想及文化发展等问题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国学术史与文化史的“想象空间”。
4.对文献辨伪研究意义的充分发掘
中国历史上，无论汉唐、两宋，抑或明清，每一次文献辨伪研究的空前活跃，都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及文化繁荣相始终。每一次文献辨伪活动的高度发展，都吹响了学术争鸣的号角，都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并将这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需要通过文献辨伪的学术实践，探究如何融合古今、中西、新旧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元素，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文化革命。但是我们仍旧注意到，文献辨伪学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依然在批评中传承并绵续不断。
笔者将民国学者有关传世文献是非、真伪的讨论，置于时代转型、“世纪命题”的大背景下考察，超出了“文献辨伪学就是梳理辨伪方法”，或者“民国文献辨伪学就是‘古史辨’”的理论局限，进而对文献辨伪研究的学术意义给予了充分发掘。
适逢深入贯彻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着力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际。认真审读百年间文献辨伪的历史，诠释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探究辨伪存真的当代价值，协调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矛盾，理顺学术和社会的辩证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笔者通过梳理民国辨伪学演绎的过程及成就，尝试从“文献辨伪”的角度，重新解读民国学术思想史。与此同时，还期待通过对民国学者具体言论之剖析，探究他们如何在文献辨伪的实践中，贯彻其求真务实之精神、追求其继承创新之理想、圆满其振兴国运之夙愿。
[1]《古史辨》是“古史辨”的论著汇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相继有朴社、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南出版社等多个版本。海南出版社的本子，印行时间不长，较为易得，本书引据，多依此本，特此说明。
[2]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第3编，《〈古史辨〉与史料学》条，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3]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217页。
[4]顾潮：《顾颉刚先生小传》，载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刘起釪：《序》，载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6]顾洪：《探求治学方法的心路历程》，载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关于“古史辨派”的提法，林甘泉等学者并不赞同。林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指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顾颉刚的弟子有些意见跟他一致，有些并不一致，方法上也未必完全一样，只能说疑古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潮。”参见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文史哲》2003年第2期。顾颉刚自己也曾说道：“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见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因此，本书一般不采用“古史辨派”的提法。
[7]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载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8]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载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9]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据徐先生自序，《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成于抗战初年，后有增订。徐旭生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早年留学法国，1919年学成回国。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教务长（192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7年）、国立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29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研究员（1932年）、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193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回国任教之时，正是顾颉刚等在校求学之际。徐先生生逢其时，对“新文化运动”及“古史辨”都有深刻体悟和见解。
[11]陈其泰：《“古史辨派”的兴起及其评价问题》，载陈其泰《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7—549页。
[12]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幼狮杂志》（台湾）1980年第12期。
[13]杨向奎：《论“古史辨”》，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14]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杨伯峻《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25页。
[15]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16]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1页。
[17]李学勤：《谈“信古、疑古、释古”》，载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18]郑良树：《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代序）》，载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9]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时代》，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20]裘锡圭：《郭店〈老子〉初探》，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3页。
[2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2页。
[2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1《七、孙武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2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卷3《八五、田忌邹忌孙膑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5页。
[25]转引自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页。
[26]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年代》，载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页。
[27]杨伯峻：《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载杨伯峻《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93页。
[28]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165页。
[29]张京华：《顾颉刚与考古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
[30]转引自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31]胡适：《淮南王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
[3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3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文物》1995年第12期。
[34]李学勤：《世纪之交与学术史研究》，载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35]顾颉刚：《王柏〈家语考〉》，载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36]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在造伪与辨伪》，载王煦华编选《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顾颉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37]李学勤：《简帛与汉初学术史》，载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38]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载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544页。
[39]朱渊清：《从孔子论〈甘棠〉看孔门〈诗〉传》，载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4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文物》2001年第5期。
[41]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载李零《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7页。
[42]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载李学勤《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5页。
[43]参见徐旭生《尧、舜、禹》（上），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6页。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