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女神创世神话的整体系统

从《天宫大战》到近现代民间故事，满族说部中的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有无数种；从最早的阿布卡赫赫到近现代女性，满族说部中的女性形象不计其数，从远古神话到现代故事，满族说部叙事方式林林总总、丰富多彩。根据《天宫大战》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那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根据一般民间故事内容可以知道那是近现代叙事，将神话与近现代故事进行比较我们又知道，从远古神话到现代民间故事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而根据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讲述的内容我们还知道，那是一个讲述女神的神话和女性的故事。人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满族人为什么从古至今要不断地讲述女神和女性的故事呢？这样的神话与故事到底有什么样的主题和意义呢？

如果我们单独看说部的某个故事，是不大容易看出它的主题和意义的。我们必须把一个神话或故事放在说部整体系统中去看，那样我们才能领略它的真正主题和意义。

满族说部有许许多多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但那些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并不是互不相关的随随便便的讲述，也不是许许多多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的胡乱堆积，而是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一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具有内在关联的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整体。这个系统性的整体才表现了满族说部的真正主题和意义。

从《天宫大战》阿布卡赫赫创世行为到当代一般民间故事，比如《蚕姑姑》、《可怜儿》、《织布格格》中某个女子的创造行为，或对某个男人主动的爱，很明显，这两端的叙述形式是神话和民间故事，而中间是某位传奇女性救危除困的传奇悲剧。也就是说，满族说部是由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三种叙述形态构成的一个完整整体。

原型批评家弗莱曾经把虚构作品分成五种叙述模式：第一种是神话，第二种是传奇，第三种是史诗和悲剧，第四种是喜剧和现实主义，第五种是讽刺。在另外的论述中，弗莱又把叙述模式大致分为三类：文学中神话和原型象征有三种组成方式：第一种是未经移位的神话，第二种是传奇，第三种是现实主义。弗莱认为：“欧洲虚构文学的重心不断地按上面的顺序往下移动。”[15]而移动的规律就是神话的移位，即神话的变形。移位就是神话变形为传奇，又变为史诗和悲剧等。在阐释神话时弗莱说：“如果主人公在性质上超过凡人及凡人的环境，他便是个神祇；关于他的故事叫作神话，即通常意义上关于神的故事。这种故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通常并不列入规定的文学类型之内。”[16]而传奇叙述模式是：“主人公在程度上超过其他人和其他人所处的环境，那么他便是传奇中的典型人物；他的行动虽然出类拔萃，但他仍被视为人类的一员。在传奇的主人公出没的天地中，一般的自然规律要暂时让条路；凡对我们常人说来不可思议的超凡勇气和忍耐，对传奇中的英雄说来却十分自然；而具有魔力的武器、会说话的动物、可怕的妖魔和巫婆、具有神奇力量的法宝等，既然传奇的章法已确定下来，它们的出现也就合乎情理了。这时，我们已经从所谓神话转移到了传说、民间故事、童话以及它们所属或由它们派生的其他文学形式。”[17]弗莱对文学叙述模式的分类和其他文学是神话原型移位的理论方法适用于对满族说部的分析阐释。

满族说部是一种整体性、统一体的存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体，首先，表现在三种大的讲述模式的构成上。从神话到传奇悲剧再到民间故事，满族说部的讲述模式涵盖性地体现了其他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演进规律和构成的整体性形式。其次，这种整体性还表现在贯穿始终的女神崇拜思想。由于整部说部是由神话移位构成的，而被移位的神话是女神创世的原型，因而，整部说部的结构原则就成了女神创世原型的变形表现。多种多样表现女神创世原型的神话故事就极为鲜明、强烈地表现了女神崇拜思想。再次，这种整体性还隐约地表现了从女性文化到男性文化的变迁轨迹。满族说部的整体是表现女神崇拜的，但是，各种叙述模式又透露出自己的文化特点。《天宫大战》表现天母阿布卡赫赫创造了宇宙，她没有男性伴侣，显然属于“孤雌繁殖”阶段，而“孤雌繁殖”阶段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的史前时期。这就说明《天宫大战》的有些内容是属于很久远的女性文化模式阶段。到了传奇讲述模式，那些女性英雄为了帮助男人建功立业，不再是女神的无所不能，则是女性文化模式被男性文化模式取代的阶段。而到了女性对男性的帮助与爱恋的民间故事讲述，那种传奇性也逐渐淡化，则是男性文化更严重地压抑女性文化的阶段。

在满族说部中，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这三种叙述形态虽然可能被在一个时间段讲述（神话、传奇悲剧都被以口头传承的方式留下了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创造的角度看，它们却是历时性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满族说部的内在统一性是由各时代的不同模式讲述同一原型形成的。神话是远古时代《天宫大战》《恩切布库》等作品中那些关于天母与魔鬼的形象，标志着那很可能是史前没有文字时代讲述故事的记忆；传奇悲剧是有文字时代：《红罗女》《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元妃佟春秀传奇》《飞啸三巧传奇》《平民三皇姑》等，那些男性主人公获得女神性人物的救助与爱情，很可能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换到男性统治时代，对女神崇拜思想情感的遗留；而民间故事的现实生活中，处在困境中的男人总是获得美女的爱情与帮助，则很显然是近现代的叙事。一部满族说部是一部由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构成的满族文学史。由于满族说部主体讲述的是女神神话原型的故事，因而，满族说部又是一部有特殊内容的文学史，一部主要讲述女性故事的文学史，一部呈现鲜明女性神话学特征的文学史，一部崇拜女神—女性的文学史。

这部满族女性故事的文学史是由女神神话《天宫大战》开篇，又由女神神话转换为众多的女性传奇悲剧的，然后又由女性传奇悲剧转换为纷繁的女性民间故事的。也就是说，满族说部的整体是以女神神话为叙述原型的，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是神话原型的变换叙述方式。在近现代民间故事中虽然是以现实生活形态的叙述，其人物与故事都是现代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模式，但是，它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而仍然是来源于它之前的传奇悲剧的叙述模式，而传奇悲剧的叙述模式是来源于神话模式的，因而说到底，那些呈现现实生活形态的叙事就仍然是来源于它的原型阿布卡赫赫等女神神话的。

满族说部就这样以它神话原型的变形叙述，使它呈现为一种有内在统一性的系统。无论是表现神话“范型”的《天宫大战》，还是表现女性给男性世界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变形神话《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苏木妈妈》等，还是表现女性给男性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建功立业的传奇悲剧，比如《红罗女》《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元妃佟春秀传奇》《飞啸三巧传奇》《平民三皇姑》等，或是现实生活中男人获得女人爱的人参姑娘、被救助的小动物变成美女报恩故事等，都隐秘地呈现着这个内在的统一性，也都被这个内在统一性规定着、驱使着、统一着。由女神创世原型展开的内在统一性，在满族说部中就像“进化”规律决定着自然进化那样，决定着说部各阶段、各故事的不同讲述。它的主题就是，女神（女性）创造了宇宙、人与万物，创造了世间中的各种事物，创造了光明幸福的生活。

如果我们把满族说部看成是对女神神话原型的叙事，女神创世行为也就构成了说部整体的叙事模式。在以《天宫大战》《恩切布库》为“范型”的神话中女神创世表现为，在天地间一切生命被恶魔耶鲁里毁灭而陷入一片黑暗和冰天雪地之中的时候，天母阿布卡赫赫派出神鹰到太阳那里盗来天火，给大地带来温暖与光明，从而给整个宇宙带来新的生机。在以《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苏木妈妈》为代表的变形神话中，女神创世行为表现为，在男性陷入绝境和绝望的时候，是乌布西奔妈妈、苏木妈妈、尼山萨满等给其带来转机、爱情与重生；在以《红罗女》《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元妃佟春秀传奇》《飞啸三巧传奇》《平民三皇姑》等为主体的传奇悲剧中，女神创世行为表现为，当男性面临困境时，是红罗女、雪妃娘娘、佟春秀、三巧姐妹、平民三皇姑出面帮助他们化解危局重振雄风；在以《蚕姑姑》《织布格格》“人参姑娘”等为代表的民间故事中，女神创世行为是那些文化女英雄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奇迹，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事物，以各种各样的行动帮助了各种各样的人。

仔细研读说部的女神和女性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不管说部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有多少文本，不管说部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有多少人物，不管说部人物的名字有多么的不同，不管那些神话故事跨越了多么遥远的时间（甚至是从新石器时代到近现代的几乎上万年），它们其实都是一个女神创世神话的不同讲述。在史前和史后的女神宗教时代，女神创世行为的叙述是女神神话；在女神宗教被男性统治代替之后女神创世就是女神传奇；而在现实主义故事中，女神创世就表现为女性对幸福生活的创造和女性对穷困男人的爱。那些不同时代不同的女神故事都是天母阿布卡赫赫创世神话“范型”的变形；那些不同时代不同的女神或女性人物都是阿布卡赫赫宇宙之母原型的变形。正是因为这种原型的变形规律，才构成了满族说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女神创世的叙述程式贯穿在满族说部的整体之中，是满族说部讲述女神创世神话原型的唯一方式。弗莱曾经极为深刻地揭示出这种模式的隐秘存在：“文学的全部历史使我们隐约地感觉到，可以把文学看成是由一系列比较有限的简单程式构成的复合体，而这些程式在原始文化中都可以观察到。随后我们又了解到，后来的文学与这些原始程式的关系绝不是仅仅趋于复杂化，一如我们所见，原始的程式在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中一再重现；事实上，就伟大的经典作品而言，它们似乎本就存在一种回归到原始程式的普遍倾向。”[18]满族说部以这种女神创世行为的反复讲述，使满族说部形成了一个将不同文本联系起来的更大的结构原则即原型，也形成了说部内在统一性的整体系统。

认识满族说部的结构原则和整体系统是有重大意义的。

首先，满族说部整体性系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满族说部内容、主题和意义的认识。正是从这个整体系统上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女神创世原型的结构原则，也正是从这个整体系统的完整性上十分鲜明地表现了满族说部女神崇拜主题，也表现了这种思想文化精神是如何的源远流长。满族说部是女神宗教、女性文明、女神神话的当代遗留。它能够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从古至今、代代流传下来并形成新的创造文本，又说明女性文明和女神崇拜思想在满族民间是如何久远地、广泛地深入人心。

其次，满族说部整体性系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某个单篇说部意义的解读。说部神话也好，传奇悲剧也好，民间故事也好，都是满族说部整体系统中同一神话的不同叙述模式，它们都是说部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阿布卡赫赫也好，乌布西奔妈妈也好，雪妃娘娘也好，蚕姑姑也好，都是说部整体系统中同一女神的不同变形，它们都是说部整体系统中一个象征人物。理解了满族说部的整体系统，才能彻底理解某个神话、某个传奇、某个民间故事、某个人物的真正意义。因而，要解释说部中某一部作品的意义，必须依赖说部的整体系统。弗莱说：“应认识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乃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19]“这个文学整体可以通过它的更大的结构原则。”[20]弗莱反复强调整体“体系”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为每部文学作品都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背景。”[21]如果离开了文学的整体、体系，对单篇作品的任何解释都将是“肤浅”的、偏离的，甚至是徒劳无益的。女神创世是满族说部的一个“更大的结构原则”，正是这个“更大的结构原则”使满族说部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强烈地表现出女神和女性崇拜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