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满族说部的主要文化特色

一 对逝去女神的悠远记忆

“说部”是满族先民传承下来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是满语“乌勒本”的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满族说部作为满族先民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浓缩，包含丰富的内容，既有萨满世代传承的萨满教神话，也有讲述各部族、家族历史的传记，还有颂扬各种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民间传说，等等。

满族说部犹如一条从远古而来的宽阔大河，曾经是那样的汪洋恣肆、澎湃汹涌、神奇莫测。它的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不知道滋润了多少悲观、苦闷、寂寞、荒凉、干渴人的心。满族族群的精神需要，是说部故事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没有这个精神需要，满族说部的种种神话故事无论如何也不会从原始时代流传至今，并被现在的文化工作者采集、整理、编辑、出版与研究。

如果一定要从理论上解说满族说部创造与流传的原因，我觉得可以借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解说。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有一种潜意识，那是因为人的原始愿望被压抑而形成的心理内容。弗洛伊德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有一个“童年情结”的概念。“童年情结”，就是童年恋母情感被伦理道德压抑而形成的心理创伤。潜意识的确存在着，又时时刻刻在暗中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人又不能意识到潜意识的存在。

借用精神分析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认为，满族说部的女神创世神话是满族族群恋母情结的表现形式。满族说部的神话，特别是女神创世神话是女性社会流传下来的——没有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女性主义文化模式，不可能有说部女神神话的流传，但满族说部的神话故事却是在男权社会代替母系氏族社会之后开始丰富起来的。那是因为男权统治压抑了人们对女神——伟大母亲的“爱欲”，即人们对女性文明的眷恋情感。也就是说，满族说部神话的产生与女性文明被转换成男性文明是有重要关系的。男性文明统治使人们对女性文明的情感被压抑了，或者更直接地说，女性文明被男性文明压抑了，才更为强烈地出现了讲述女性文明的女神创世的神话故事。因而，女神创世的神话故事，或者说以满族说部为代表的由萨满讲述的女神创世的神话，实际上就是满族族群对母性——女性文明被压抑而表现出的集体无意识。这个集体无意识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情结，不是个人的潜意识，而是种族的集体无意识，是种族的原型。男权统治压抑了人们对女性文明的情感，形成了一个族群女神原型，正是这个族群女神原型才产生了“被压抑愿望的想象满足”的神话与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这种情形就像精神分析学说所分析的一个男孩当母亲不在身边时，对母亲再次回来故事的丰富想象。

女神是人类第二个母亲的原型，对母亲原型再次回来便构成了满族说部的母题。荣格在分析这一原型时指出：“与明显的个人心理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非个人的母题。在其他领域中这个母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就是‘双重母亲’的母题，它是神话和比较宗教领域中以各种变体出现的一个原型，它构成了无数‘集体表现’的基础。”[1]双重母亲是和“双重诞生”幻想一起产生的。荣格进一步指出：“双重诞生的母题与两个母亲的幻想无处不在的联系是应合了人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恰好正反映在这些母题之中。”[2]原型心理学认为，人既诞生于自己的母亲，又诞生于自己的女神。以女神神话开篇的满族说部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母题，就是满族族群第二个母亲的原型。

满族族群所经历的女性文明，被男性文明压抑而进一步催生出女性主义神话。这里所说的进一步催生出女性主义神话，当然是指在原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而原来就有这方面的基础，是指女性文明所产生的女神崇拜的巫术——宗教，当然也就出现了表现女性文明的神话。象征第二个母亲的女神神话应该是产生在新石器时期的，但是，这些原初神话大多不可考证了，它们或者融进了新的神话中，或者已经变形为其他次生神话。我们说男性文明压抑了女性文明从而进一步催生出表现女性主义的神话，就是指在男性文明压抑中对女性文明的留恋、向往与想象。满族说部所表现的女性主义神话所象征的就是女性——母性地位的至上与神圣，女性的孕育、生殖和创造生命的伟大，女性养育、供养、哺育、滋润、爱抚的伟大，女性给予、奉献、无私、包容的伟大，女性和谐、和平与和睦的伟大等。正是这种女性伟大的品质形成了一种价值系统，人们用这种女性主义的价值系统，对抗着征服、抢掠、贪婪、杀戮和毁灭的男性文明的价值系统。从《天宫大战》的阿布卡赫赫女神到红罗女、雪妃娘娘、元妃佟春秀、飞啸三巧、平民三皇姑等传奇悲剧，再到《蚕姑姑》、《人参姑娘》等民间故事，满族族群正是伴随着女神的故事从远古走到了今天。女神神话就是女性力量的象征，也正是靠着这种女性文明价值系统神话的讲述，人们继续获得女性文明的滋养与支撑，这种情况借用女性主义者祭司斯达霍克的话说就是：“我感到虚弱时，她就是我的帮助者和保护者；我感到强大时，她就是我自己力量的象征；在其他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犹如存在我体内和世界的自然的能量。”[3]

从《天宫大战》到近现代如人参姑娘故事等，满族从未间断女性主义神话，女性主义神话更没有被男性主义文化所改变。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因为在西方，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女性主义神话是不存在的，女性主义神话经历了一个被男性主义神话的彻底的改头换面的阶段。据西方学者考证，上帝原来是女性，但是在男性文化的改写中，成了男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圣经》这部经过决定性改造的神话传给我们的《旧约全书》是一个七拼八凑的东西。“在《圣经·创世记》第一章中发现了关于上帝如何创造人类的两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女人和男人是同时产生的神的创造物；第二个更精心炮制的故事则告诉我们说，上帝先创造了亚当，事后觉得亚当太孤单了，才用亚当的肋骨又创造了夏娃”。[4]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西方的女性主义神话是被男性文化所严重颠倒性地改写了的。但是，在满族说部的创世史诗《天宫大战》中，造人的神阿布卡赫赫是女性，而最先创造出的人也是女性。更为重要的是，从最早的神话到更晚近的民间故事，构成了一个女性主义神话的整体系统（下述），这个整体性的女性主义神话从未遭遇颠倒性改写的悲剧。满族说部表现的女性主义神话，比现代西方女性主义神话的兴起恐怕要早很多年——应该是几千年。这与满族说部神话和萨满讲述有关（下述）。

20世纪中期，“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5]这场争论推翻了男人的上帝，使被遮蔽与被修改的女性文明得以重见天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女性神学是迄今对传统神学最彻底的更改和批判，其主要论点有：基督教的起源有母性文化基因，但被男性神学和教会清除了；新的正典之编撰是适应父权制社会之确立；上帝是我们的母亲，而非仅是‘天父’；新约关于耶稣的原始记述表明，马太、末大拉的马利亚比耶稣的门徒更理解耶稣，而且是耶稣复活的最初见证人；在由男性记述的基督教会史后面，隐藏着一部被隐瞒的女性基督教会史和信仰经验史……”[6]在这场论争中，女性主义学者艾斯勒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艾斯勒根据最新考古报告研究认为，史前存在一个女性文明时期，但这个女性文明被后来的男权统治代替了。艾斯勒把这两种文明比喻为“圣杯与剑”，并且认为是“男女之间的战争”。艾斯勒指出：“最早以人的形式对神的力量的描述应该是女性而不是男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当我们的祖先开始提出这些永恒的问题——我们在诞生以前来自何处？我们死后去向何方？——时，他们必然注意到生命来自妇女的身体。他们自然而然地把宇宙想象为孕育万物的母亲，万物都来自她的子宫并返回那里去，就像草木的循环滋生那样，死而复生”。[7]“人类的生命从其诞生的同一源泉也是所有植物和动物生命的源泉，这个源泉就是伟大的母亲女神或万物的创造者。”[8]艾斯勒还认为：“这种由女神人格化的自然界万物统一的主题好像渗透了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因为，在这里，统治宇宙的超人力量是一位神圣的母亲，她赋予她的人民以生命，给他们提供物质的和精神的食粮，而且甚至在死亡时也可以指望她把她的孩子带回到她的宇宙子宫”。[9]艾斯勒把这种女性主义的创造、给予、奉献比喻为“圣杯”。“女性圣杯或生命之源所象征的大自然的生殖、孕育和创造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力量——被赋予了最高的价值。”[10]但是，在“文化转化”中，男人以强大的力量和新技术发明，开始了毁灭性的征服、抢夺、战争、杀戮，象征女性孕育与创造的“圣杯”被象征男性的征服与杀戮的“剑”所代替了。

这种男性文明代替女性文明的“文化转化”不仅是发生在西方的历史转化，也是发生在东方的重大历史转折。男权统治的“剑”毁灭了女性给予、创造的“圣杯”。从此，人们开始了刀光剑影、相互杀戮、流离失所的生活。失去女性文明的人们就像一个失去母亲爱抚的流浪儿，到处漂泊，凄风苦雨，无家可归，陷入孤独、苦闷、紧张、恐惧，甚至绝望之中。正是在这两种文化发生转折的大背景下，现在以说部命名的神话开始产生了。因而，说部从原始神话并一直延续到最后的晚近民间故事，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看都是在男权文化背景中对逝去女性文明的眷恋与回忆和想象。满族说部既是一部在男权统治压抑下对女神母亲的想象性满足，又是一部对逝去女性文明的悠远记忆和深深眷念。

满族说部体现出的女性主义神学思想精神，是史前时代满族生活的东北区域女神宗教文化模式的遗留。也就是说，在东北史前时代，是曾经存在过艾斯勒所描述的女性文明的。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了这一文化模式的确存在。据《光明日报》1986年7月25日报道：1983—1985年，辽宁考古工作者在辽西的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村，发现了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这些遗址距今已有五千多年。”[11]在牛河梁女神庙中发现了泥塑女神群像，这反映了上古宗教的一定发展阶段。泥像雕塑得极为逼真，有很高的艺术性。已发现的人像残块约分属五六个个体，她们形体有大小之分，年龄有老少之别；或张臂伸手，或曲肘握拳，组成了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女神像群。这些形象有的可能象征当时社会上的权势者，有的或许是受到崇敬的祖先。根据群像之间大小和体态的差别判断，似已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神统”。[12]考古学家指出：“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上古时代一个神秘王国。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千米，这种‘三合一’的规模，有点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很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精美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礼’的雏形。这一切足以说明，在这里活动的原始先民已脱离了对自然崇拜、对图腾崇拜的低级阶段，而进入到高一阶段的文明社会了。”[13]这些考古发现，证实了东北史前时期曾经存在着一种以女神崇拜为核心的女神宗教或称女性文明文化模式。

此外，还有满族东北先民崇拜猪、熊、鹰和柳树等动植物的考古发现。而猪、熊、鹰和柳树等都是女性文明时代女神象征系统的文化符号。美国考古学家金芭塔丝的《活着的女神》曾对这种符号的女神象征意义给予了深刻揭示。与之相关的还有和满族相邻近民族的女神崇拜的神话和传说等。考古和神话等都证明了女性文明时期的存在。

那个辉煌的女性文明的时代永远逝去了，那个伟大的女神永远逝去了，那种由“圣杯”所象征的孕育、繁殖、创造和给予的女性主义精神价值永远逝去了，大地上只留下女性文明曾经存在的种种遗迹、碎片和女神的残损雕像。但女性文明真的永远消失在大地上了吗？

在满族的神龛前，在萨满的跳神仪式上，在满族民间的茅草屋中，在老祖母的“瞎话”中，种种神话故事还在反复讲述着，也代代流传着。那些神话故事是对失去女神母亲的深深眷恋、回忆与幻想。它是在女性文明失去的时候，对女性文明的继续表现。因而，表现女神神话故事的满族说部鲜明地体现着女神宗教的色彩。

满族说部的女神神话，是满族先民的一种伟大想象与创造。在典范神话《天宫大战》中，它把人们关于女性创造和男性毁灭的两种文明力量想象为宇宙之母阿布卡赫赫和恶魔耶鲁里。阿布卡赫赫是女性创造力的隐喻，她创造了宇宙、人与万物；耶鲁里是男性毁灭力量的隐喻，他的出现使代表女性创造力量的阿布卡赫赫的创造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大地与天空一片黑暗，整个宇宙陷入冰天雪地之中，人与万物所有的生命都灭绝了。这就是人们对“剑”所象征的男性文明对“圣杯”所象征的女性创造毁灭的象征性想象。但是，女性文明并没有屈服于男性毁灭力量象征的恶魔耶鲁里的淫威，阿布卡赫赫亲自参与那种拯救整个人类的战斗，并派出了她的使者与化身神鹰去拯救被毁灭的宇宙。《天宫大战》既隐秘地表现了人们对男性文明取代女性文明的理解，又表现了在男性文明成为统治力量之后人们对女神拯救人类的愿望和想象。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天宫大战》是满族先民对这两种文明转折有意识的表现，那样说肯定是过于简单了。《天宫大战》对女性文明遭到男性文明毁灭的表现是一种无意识的投射。《天宫大战》有一个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表层结构是先民首先把夏天和冬天两种季节的神秘力量想象为阿布卡赫赫与耶鲁里两种神话人物，耶鲁里代表的毁灭力量是冬天的，因而是冬神；阿布卡赫赫是代表生命复苏的夏天的，因而是夏神。深层结构是在夏神和冬神的两种力量的取代中，满族先民把他们对女性主义创造力量被男性统治力量所毁灭的集体无意识投射进去了。因而，在满族族群的理解中，阿布卡赫赫与耶鲁里就不仅象征了夏神和冬神，还同时象征了女性主义创造力量和男性主义毁灭力量。

从女性文明和男性文明两个文明模式转折这个更为阔大的背景来重新解读《天宫大战》等神话，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主题。从《天宫大战》神话“范型”开始并由这个神话“范型”构成结构原则的满族说部，所隐秘表现的其实就是在男权毁灭力量出现之后，满族族群对女性文明的深情怀念与悠远记忆，更主要的是女性文明被压抑愿望的想象满足。

满族说部就是从女神神话生发出来的满族文学史。这部文学史是通过萨满口头传承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这确凿无疑地说明，这些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是活在满族族群之中的。那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满族人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讲述这个故事呢？

第一，满族说部的讲述是女神原型的心理需要。就像一个人的童年情感愿望被压抑而形成了一个情结一样，一个民族的童年情感被压抑了就形成了一种原型。满族童年情感愿望就是对女神创造一切的心理需要和深刻记忆。但是，由于男权统治文化把女性文明中断了，也就把满族族群的童年情感愿望给压抑了。这就使满族族群形成了女神原型的永恒记忆。正是这个女神原型的永恒记忆，使他们不断地以讲述女神的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来满足他们失去女神创造一切的情感需要。满族说部讲述的意义在于，它是在女性文明逝去时代对女神原型的记忆和怀念。

第二，满族说部的讲述是人们满足女神宗教情感的需要。人们只知道在一个宗教时代，人们对宗教精神有强烈的需要，但人们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宗教时代人们仍然有隐性的宗教精神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曾经的女神宗教时代使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对女神宗教的精神皈依，这种精神皈依心理形式会遗传到后代人的心理结构中，使后代人在没有女神宗教时代仍然保有女神宗教精神的皈依感。另一方面，现实人的精神缺憾加重了这种女神宗教皈依感。没有母亲的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而没有女神宗教的人也是一个没有精神依托的人。没有女神就没有了精神家园。“一个部落的神话，就是这个部落的活着的宗教，它的失却，无论在哪里，即使是在文明人中间，也是一种精神上的灾难。”[14]满族说部的讲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们在没有女神宗教时代对女神宗教的皈依，就是重返女神的精神家园。

第三，满族说部的讲述是人们对女神创造精神的需要。女性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曾被艾斯勒比喻为圣杯，“圣杯”象征着女神的孕育、繁衍、哺育、创造、奉献、给予、施舍、包容、爱抚、慰藉等属于创造的精神品质。满族族群反反复复讲述说部神话等，是对女神这种精神品质的高度肯定、赞美、歌颂和欣赏与学习。人们信奉、依赖并遵循这种价值观念，才使表现这种价值观念的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等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流传下来。人们讲述内含这种价值观念的神话，就会把这种价值观念内化为自己的精神品质，从而使女性文明得到某种程度的继承与发扬。

第四，满族说部的讲述还是矫正男性统治思想的需要。男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一种潜隐的文化模式，由于它是在十分久远时间的一个大的文化转折，也由于后来文化模式的长期作用，人们反而把男性文化的负面价值给模糊了。按照艾斯勒的说法，男性文化精神的象征物就是和女性文化精神象征物“圣杯”相对的“剑”，它代表的是强权、征服、攻击、战争、掠夺、践踏、杀戮、贪婪、压迫、野蛮等属于毁灭性的文化精神。人们长期被这种文化精神浸淫着、污染着、毒害着，人性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向往、渴望和憧憬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文化精神，但是，他们不知道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精神，他们只知道女神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满足了他们对那一种不同于现实精神的精神需求。满族说部的讲述，是在用女神创造与和谐的文化精神调整与矫正着男权争夺与毁灭的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精神，正是推动满族说部从古至今讲述的内在心理动力和价值体系。

满族说部是满族人民了不起的文学创造。通过它虽然可以窥见以往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但是，它终究还不是一部历史和文化史，它主要还是满族族群心灵世界和情感愿望的表达。神话、传奇悲剧和民间故事不属于历史和文化著述，而是心灵和情感的折射。因而在那些或奇幻诡谲或平实朴素的叙述中，我们就感受到了满族人丰富、深刻和宽广的内心世界。正是从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这方面来看，满族说部是一部了不起的、不可多得的文学创作。它非常精彩地表现了满族族群对消逝女神的悠远记忆和深深怀念，表现了满族族群对女性创造与和谐价值观念的恋恋不舍与情有独钟，也表现了满族人极为丰富奇异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同时，它也为当下当然也包括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参考。毫无疑问，满族说部是一种文学传统。但这种文学传统是由满族人内心流露出来的情感之水而形成的，因而，它才在满族的土地上流出了一条源远流长、宽阔无比、波涛汹涌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