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本土文学溯源》：文学之根与文化之根

文学不同于文化，但文学也是文化。有人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也有人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艺术文化三大类。在“两大类”中，文学属于“精神文化”；在“三大类”中，文学属于“艺术文化”。但不管怎样划分，文学与文化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

一 文学之根在文化

20世纪80年代由韩少功发起的所谓“寻根文学”，实际上是“寻文化之根”。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时期显然是文化意识最为觉醒、文化色彩最为浓郁的一个文学时代，“寻根文学”则是其间一个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现象。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1]。因此，“寻文化之根”，又不是寻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之根，而是特指“民族传统文化”；但是，即便是特指“民族传统文化”，也仍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为韩少功所要寻找的并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要找到“绚丽的楚文化”的流向。从创作实绩看，韩少功虽说找到了“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但这种“优势”既不能代表整个“东方文化”，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而只是楚文化中所蕴含的一种“思维和审美优势”，准确一点说，是一种地域特色文化的优势。纵观寻根作家的创作实际，几乎每一个作家所寻出来的文学之根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极力要凸显出来的都是自己所在地域的特色文化。也正因为如此，寻根作家的创作才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从具体的创作表现来看，寻根作家均是刻意地寻找、开掘和展示地域特色文化。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叙写商州的历史、地理、民俗，展示了犹如“桃花源”般的恬静清幽的田园风光，以及与这块土地紧紧相连的强悍淳朴的男性，善良而柔美的女子。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挖掘吴越文化中生命的强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探索人生价值意义的支点，他的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主人公福奎渴望自由，希望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强健的体魄、无畏的精神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现代文明负面影响的侵袭和挤压下，他仍坚守着正直而又古老的人生原则，以忠诚、坚毅、重人情轻财物的人格精神，对抗着浮躁而功利的现实人生。邓友梅浓墨重彩写老北京市井文化生活的《那五》、《烟壶》、《寻找“画儿韩”》等“京味小说”，是影响颇大的典型“地域文化小说”。还有郑万隆力求“开掘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的《异乡异闻》系列，张承志的“草原文化系列作品”，乌拉热图的“鄂温克文化系列作品”，冯骥才描绘晚清天津市井风俗的“津味小说”《神鞭》，王安忆的《小鲍庄》、《大刘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西藏：系在皮扣上的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刘震云的《头人》，赵本夫的《寨堡》，宋海清的《馕神小传》，刘恒的《伏羲伏羲》，张石山的《血泪草台班》，以及方方和池莉的《风景》、《不谈爱情》等“汉味小说”……这些寻根作家的创作，无论是出于何种文化观念和文化目的，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在作品中或浓或淡地表现出了地域文化特色。

其实，在韩少功的寻根宣言发表之前，创作上的文学寻根就已经开始了。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认为：“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有‘寻根文学’的作品问世，最早的首推汪曾祺。这是一个受传统文化浸润，曾经师承沈从文的‘新京派作家’，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以冲淡平和见称，作品追求的‘中国味儿’，是淡泊、宁静、幽远，含而不露的境界，是那种生生不息，乐天知命，安贫守道的民族心理。‘除尽火气’的创作态度，使他的创作溢出一种散文化格调。汪曾祺的创作，可以说是新时期最早表现传统文化的代表。此外，王蒙的《在伊犁》，吴若增的《翡翠烟斗》等，也是较早‘寻根’的作品。”[2]此外，像古华、莫应丰、叶蔚林等具有浓郁湘西、湘南风土色彩的小说创作，也可被视作寻根文学的先声。古华在《爬满青藤的木屋》的创作谈中，就曾明确告诉读者：“对于王木通这种人物，我早就似曾相识了。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社会存在。他没有文化，却被视为政治可靠；他愚昧，却被视为老实；他心胸狭隘，却被视为纯朴忠诚。就连他的蛮横自信，都被视为勇敢坚定……他视科学、文化如水火，视现代文明、民主政治如仇敌。”古华认为，“问题不在于王木通本身有多大的罪过，而在于他所承袭下来的那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在于容许这种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思想方式赖以存活的社会环境”[3]。显而易见，古华已经明确意识到本土传统文化的巨大习惯力量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的重大影响。能这样摆脱单纯从时代政治看“文革”悲剧，深入到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探讨原因，并再由文化来反观现实政治，这种思考尽管是在寻根宣言发表之前，但他们的创作从实际意义来看，却是在进行着文化寻根。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寻根作家本想寻出地域特色文化的优势，但这种地域特色文化又带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从陕西关中特色文化中寻出了“仁学”亦即儒家文化的意义，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从西南边陲的特色文化中找到了道家文化的精神，莫言从山东高密东北乡的特色文化中找出了侠义文化的特点，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差别，而更是一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化差别了。

可以说，寻根作家虽然是从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出发，但所表现出来的，却都是带着各自地域特色的文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寻根文学创作异彩纷呈。在中国一百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段的文学创作，都不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寻根文学创作那样丰富多彩，仅此而论，寻根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应该有它的独特地位。

二 文化之根在生活

关于寻根文学的最早发轫，有人还追溯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如李阳春认为寻根文学的产生既有着中国历史的背景，也有着世界文化的背景。从中国历史看，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提出了“源”与“流”的问题，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黄土高原，其实也可说是“寻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寻根文学，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自1976年问世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唤醒的寻根意识，再加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儒学热，这一切都是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这一切都说明了，出现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寻根’热，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文学现象。可以说，纵向上它继承了四十年代解放区文艺探寻源泉的传统，横向上则是对延绵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寻根文学’的呼应；西方国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的赞美，以及世界范围内涌动的‘同祖先对话’的潮流，加速了它的发育成长；但浩劫过后人们心目中普遍存在的要求追回被‘十年文革’所割断了的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才是其赖以生存的真正的广袤土壤”[4]。如果用毛泽东关于“源”与“流”的理论来分析，寻根文学作家把文化作为文学之根，则仍然是一个“流”与“流”的关系。因此，如果要进一步追溯文化之根，则必须上溯到“源”——生活。

文学为什么可以把文化作为自己的根，而文化却只能把生活作为自己的根？这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离生活更远一点，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特别是物质文化及社会习俗等，则是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除外）。文化与生活的关系，可以定义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外在显现形式是文化，而文化的内在实质就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离开了生产生活方式不存在文化，离开了文化就不是人类的生活。从这一意义说，文化之根只能在人类的社会生活。

从寻根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外在的显现形式是地域特色文化，其内在的实质则是反映了不同地域人们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韩少功是在湘西苗、侗、瑶、土家族所居住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楚文化的流向；从“鸟的传人”的生活形态中，体味到“楚辞中那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5]。在那与世隔绝的湘西山区，有一个充满了蛇虫瘴气闭塞幽暗的村寨，住着一群“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村民，他们带着原始初民的思维特征，有着种种神秘的禁忌和迷信，烧窑要挂太极图，灌大粪可以治疯癫，喝牛血可以解毒；还有巫术占卜、坐桩殉古、畏天敬神、打冤械斗……正是这种弥漫着蛮荒怪异的如同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映照出了湘西山区独具特征的楚文化风貌。因此，如果脱离湘西山区这块特有土地上的特殊人群及他们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韩少功便无法展示他所找到的“绚丽的楚文化”，更无法展示楚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

其他寻根作家所描写的自然也是特定区域的特定生活。如李杭育描写的是葛川江上流动的渔民生活，这里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有人在守望，也有人在快步地朝前走。贾平凹描写的是“兼北部之旷野，融南部之灵秀；五谷杂粮茂生，春夏秋冬分明；人民聪慧而不狡猾，风情淳朴绝无混沌”（贾平凹《小月前本·在商州山地》）的商州山地的生活。张承志所描写的则是北方草原、戈壁、雪峰、江河等独特自然环境下的牧民生活。即便是陈忠实、阿城、莫言等作家作品中的儒家、道家、侠义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特征，也是通过对不同区域中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特征的描写展现出来的。因此，寻根作家所描写的“文化”无论是如何的奇特而怪异，均逃不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定律。

当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寻根文学也是生活的反映”这一定律，是用不着多费口舌来举例分析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寻根作家所反映的是社会生活，但又不是正常的社会生活；与延安时代的深入生活深入黄土高原、反映现实反映工农兵是大相径庭的。

概而言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一条必然的定律，任何文学创作，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都无法背离这一定律。但仅有这一定律，还不能完全解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因此，质而言之，则还有一个文学是什么样的生活的反映和怎样反映的问题。毕竟，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哪一方面的生活才是文学所应该着力反映的？对这一问题似乎很难有一成不变的“定律”式答案。只能说，针对某一历史时段的特殊情况而言，强调要反映生活的某一方面，既应该也必要。比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作家们躲进象牙之塔，有意回避抗战的现实生活，专写一些无病呻吟的作品时，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多写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是必要的。但当所有的创作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政治传声筒，则又需要提倡写多样的生活、多样的文化了。因此，寻根文学说的是寻文化之根，似乎把“寻根”当作了目的；其实，“寻根”不过是手段，真正的目的乃是要避开主流现实的生活，去写边缘的、非主流的多样化生活。

关于文学寻根，韩少功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要寻找“大量的还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这种所谓的“不规范”的文化，其实也就是非主流现实的文化，韩少功自己说得很明白：“作家们写过住房问题、特权问题，写过许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6]很显然，韩少功们是为了避开住房、特权等现实问题，但要完全超越现实世界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对现实世界进行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不规范的民间文化，准确一点说，就是充满蛮荒野趣的特殊群体的特殊生活。

那么，寻根作家的这种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殊意义？从文学创作的总体要求来看，提倡回避主流现实的问题而去写不规范的边缘生活，这显然是不对的。如果寻根作家长期地一窝蜂似地都去写地域特色的边缘生活，显然也是违背创作规律的。这里当然不是说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活不能写，而是说即便是写地域特色的生活，也应该是该地域的主流现实的生活，而韩少功笔下湘西山区的生活、李杭育笔下葛川江上的生活、张承志笔下的草原戈壁生活，显然都不是主流现实的生活，其他寻根作家也大致如是。也正因为寻根作家的创作有这种偏差，所以一些批评家指责他们“忘掉了时代使命而把自己坠降到生活旁观者的位置”[7]，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回避态度……导致作家远离社会生活，使民族化失去了最重要的内容”[8]。应该说，这种批评还是切中肯綮的。

然而，“总体要求”不等于绝对要求，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总体要求”肯定也有例外，寻根文学能够在当时大受欢迎、畅行全国，也就是一个例外。这也就是寻根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在公然违背“总体要求”的情况下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之所以说是一个奇迹，是因为寻根文学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文学风景线，很难想象，当代中国的文坛如果缺失这道风景线将会逊色多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寻根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出现，既有它的特殊背景，更有它的特殊价值。80年代的改革开放，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农村城市化的速度则更是突飞猛进，特别是随着家电产品的深入农村，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地影响并改变着农村生活的原貌，我们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步伐、力图缩短与其差距的同时，我们原有的诸多民族特性也在悄悄地流失，只有偏远的乡村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民族特色。于是，寻根文学的作家们便把目光投向了远离城市的乡土，因为“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盛唐的投影”[9]。而恰好是这种“一梁一栋，一檐一桷”的农舍，正在被方方正正火柴盒式的小洋楼取代，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小洋楼越普及。这种变化是令人高兴的，很多人都得益于这种变化。但是，从民族文化保护的角度说，也是令人惋惜的，这正如冯骥才所说的，“在无度的旅游开发和金钱欲面前，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正在退出我们的视野。不少城市现在已经完蛋了，幸而还有一些古村落。尤其偏远地区还有一些风姿各异的、遗存非常丰厚的、很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不应当是建新村、建洋村，古村落要注重文化的厚重感与原生魅力的保存”[10]。冯骥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古村落、古文化的调查、抢救和保护，他还说自己觉悟得太晚，如果早十年就好了。冯骥才所说的“早十年”，大致与寻根文学兴盛的时间相当，韩少功当年只是去寻找古村落“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而没有想到要保护——当年的寻根作家谁也没有这样的觉悟——但他们对偏远地区生活情境的描绘，无疑具有资料保存的价值，随着无度开发的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普遍，这种资料性价值还会越来越高。将来——甚至是现在，即使是生活在湘西山区的农民，像喝牛血解毒、巫术占卜、坐桩殉古等习俗，恐怕也只有到韩少功的作品中去寻找了。因此，这种资料性价值可说是寻根文学的一个意外收获，而且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凸显。

三 生活之根在生命

这里，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是“文化”的问题。现代汉语中所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实是一个舶来品，它是从西方引进的。英文、法文中的culture，德文中的kutur，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它们都是从拉丁文cultura演化而来的。拉丁文cultura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耕作”，细分起来则包括两个方面的“耕作”：一是为敬神而耕作；二是为生计而耕作。这个词后来经过引申，有了文化、教养、栽培、养殖、耕作、培养、磨炼等多方面含义。但词义不管有多少种含义，总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不仅关涉人的物质生存——为生计而耕作，而且关涉人的精神生存——为敬神而耕作；二者的结合，也就是人的整体生命的存在。

关于文化与人的生活、生命的关系，王得后先生说得既简单明了又切中要害：“文化就是人化，就是人的活法。人的一种活法形成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规范一种人的活法。人的活法在变化在发展，文化也在变化在发展。地域不同，活法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活法不同，文化不同。”不同的活法也就是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它决定着文化特色的形成。更进一步，王得后还追索了文化根柢的所在：“文化的根柢，第一在生死：怎样规范人的生死，以及为什么这样规范。生死包含两项内容，一是生死的权利在谁手里，生死的意义是什么；二是吃饭问题，温饱问题”；“第二在男女，在对待妇女的立场、观点、态度。”总之，“人是一棵文化树，树有根柢，根柢在生死，在温饱，在男女”[11]。生死、温饱、男女，其共同的意义指向就是生命：男女是生命的来源，温饱是生命存在的物质基础，生死是生命存在与否的最终判断。在这里，王得后所论及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也可以说是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人的活法与文化的关系；其二是人的生命与文化根柢的关系。“活法”自然是生活的表象，“活法”之“法”，就是“为生计”而奔忙的种种外在活动，它所形成的文化特色，更多地体现在“一梁一栋，一檐一桷”等物质文化方面，是可以看得见乃至摸得着的，因而是“树”。“生命”则是生活的本真，“活法”之“活”，便是生命存在的“自我确证”，这种“确证”首先是通过“吃饭问题，温饱问题”来实现的，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因为“‘生命’本身就意味着人的感觉、享受、激情以及甜酸苦辣、悲喜爱恨、束缚舒展、自由自在”[12]；“人的生命存在更表现为精神的升华与超越，表现为人对理想、感情、道德、精神、信仰、价值的追求”[13]——这些，更多地体现在内在的精神文化方面，看不见摸不着，沉在生活的底层，因而是“根柢”。

人是文化树，生命是根底。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文化之树，更要关注生命之根。关注生命之根，首先要关注生命的物质存在，告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是生命存在的来源和基础，失去了这一来源和基础，生命的一切、一切的生命便都无从谈起。因此，对这一问题是绝对不能轻视的。但是，人的生命又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生命，人之为人，人之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除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之外，还有超越于物质生命的精神追求：“人不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生活，人的生活是经过理解的生活，人要规划自己的人生、创造自己的价值，这说明‘人’作为已超越了‘生命’的局限，要去追求高于生命、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已属‘超物之物’、‘超生命的生命体’，这才所以称之为‘人’”[14]。因此，正是因为有了精神生命，才使人的物质生命有了理性的意蕴和诗性的光辉，才使人的物质生命蕴涵了道德的升华和价值的沉思，最终，才使人的物质生命超越有限而走向永恒。

或许，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寻根文学之所以能够兴盛一时而不能持久的最终原因。因为寻根作家们所感兴趣的既非主流现实的生活，也非文化之树的“根柢”；尽管他们打出的旗号是“寻根”，而他们所真正寻出来的其实只是文化之树的枝枝叶叶——不同区域人们的不同“活法”。人的活法是各不相同、各呈特色且丰富多彩的，人的生命特别是精神生命，作为与动物的生命直接区别开来的“类存在物”，则主要是人的本质共性的体现，因而强调的是其规范性、统一性。

当然，如果能从文化之树的枝枝叶叶揭示出它的根柢来，能从不同的“活法”中揭示出生命的本真来，自然就是绝佳的作品了。陈忠实的《白鹿原》，从白鹿原人的不同活法中，揭示出了儒家仁学的本真涵义，因而是寻根文学中最具魅力、最为成功的作品。再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修正了《爸爸爸》、《女女女》猎奇猎怪写“活法”的创作路子，重点写马桥人普普通通的生活，通过对马桥一些特殊语词的归纳描写，揭示马桥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真，较之前期的作品就更为成功。而他的《暗示》则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完成舍弃“活法”的描写，意欲通过“暗示”直取生命的本真涵义，而结果，什么涵义也没有“暗示”出来，可说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从这里，也可以得出一个带规律性的结论：文化之树与其根柢是连成一体的，人的活法与人的生命也是连成一体的，二者必须兼顾，如果舍弃了谁，其创作就不可能成功。

注释

[1]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5期。

[2]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古华：《木屋，古老的木屋……》，《小说选刊》1981年第9期。

[4]李阳春：《由奇峰突起到平落沉寂的寻根文学》，《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5]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6]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7]张韧：《超越前的裂变与调整》，《文艺报》1885年11月9日。

[8]白描：《文学的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文艺报》1985年11月21日。

[9]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10]冯骥才：《保护民间文化我要靠卖画》，《羊城晚报》2007年3月12日。

[11]王得后：《文化的根柢》，《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43期。

[12]张曙光：《生存哲学——走向本真的存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13]刘济良：《生命教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14]高清海：《“人”的双重生命观：种生命与类生命》，《江海学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