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吐鲁番户籍类文书的介绍与刊布

中国古代户籍原形首次为人所知，源自1915年大英博物馆詹姆斯·翟理斯（James Gils）对西凉户籍残卷的研究介绍，发表于法国《通报》杂志。同时，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将日本大谷探险队从新疆各地带回的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两册，其中附有户籍文书的照片。

1924年，罗振玉、罗福颐父子纂集的《沙州文录补》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文书。这些文书是英国所藏，首先经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滨田耕作手录的。1925年，刘复（半农）辑录的《敦煌掇琐》出版，中辑“家宅田地”部分载有敦煌户籍的录文。1928年10月第29期、1929年7月第55期《艺林旬刊》刊布吐鲁番户籍残卷照片两件：《唐天山县户籍残本》与《唐开元户籍残本之二》，并有无名氏题跋[13]。1936年，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在第4卷第5期推出《唐代户籍簿丛辑》的专辑，收集了当时散见于中日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今称“差科簿”）。陶氏于《小序》中指出户籍、丁籍重要的经济史价值。该期《食货》杂志推进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文书研究，也成为后来资料汇集的先行者[14]。1939年，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先天大顺等户籍四种”。

20世纪60年代初，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出版，收有户籍录文36件、名籍14件、地亩4件，涵盖的社会经济面较广。该资料是中国当时此项研究的唯一资料。

1968年，德国学者托马斯·泰勒将柏林所藏户籍残片全部附图刊行，并辅以德文解说[15]。1983年，苏联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卷，是由丘古耶夫斯基将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分所藏的籍帐资料整理编辑的。这部完整汇录圣彼得堡社会经济文书藏品的著作，计73件文书，分为四部分：籍帐21件、赋役文书和租佃关系文书15件、寺院文书18件、贷粮文书19件。每部分开头都有导言，按时间顺序对所刊文书进行综合叙述。然后，对每件文书，先作写本现状描述和录文翻译，进而对文书的年代、性质、用途、来源及相关问题进行考释，并充分注意到了纸张、书法用语、人名、地名、印章等信息，还同其他写卷进行对比，结论可靠[16]。2000年，中国学者王克孝翻译了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79年，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分为录文与概观两部分，其中录文部分拼合、辑录了各地出土与收藏的大量户籍、计帐类文书以及相关的官文书、寺院文书300余件。池田氏广泛收集了唐及唐以前以后的户籍、手实、计帐、户状等文书，录文规范，定名谨慎，注释详细，是被广泛应用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录文集，也是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的划时代成果。周一良将本书与同作者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一道称为“巨大完备的结集”[17]。这本书对“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史学界大有裨益[18]。随后，山本达郎、土肥义和合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集》第二编《户籍编》在池田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了该类资料，图版清晰，校录与解题亦属上乘，使用英文解说也是一大特色[19]。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出土文书的整理与介绍方面迈入一个新时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5辑相继出版，书中配有大量图版与照片，下附录文，后缀以部分注释，层次清晰，态度严谨[20]。其中，第2辑收录了户籍、田簿等文书。该录文至今被广泛利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龚泽铣翻译的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的研究部分，池田氏对中国古代籍帐的系统研究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占著作过半以上的录文部分由于印刷技术的原因，不包括在译文之中[21]。因此，池田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极有价值的敦煌吐鲁番户籍、计帐、差科簿等文书录文被省略。2007年，中华书局重新出版该书的完整版，弥补了这一缺憾。

1983年到1991年，唐长孺领导的整理小组编辑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至第十册由文物出版社连续出版。这批文书源自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两个古墓群。其中收载了近40年吐鲁番发现的唐代户籍、手实、计帐文书多种，尤其是户口帐的发现，极大促进了户籍类文书的深入研究。1992—1996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四大册，上图下文，图版高度清晰，便于观察文书的具体形制。同时，小田义久编的《大谷文书集成》（一）、（二）相继出版[22]，收录了编号为大谷1404、1054“唐代西州籍”,1051“西州高昌县籍”,3272、3279等“唐代西州籍”,3249、3821等“唐代交河郡籍”的图版和录文。

至此，70余年的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主要籍帐文书刊布工作几告完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尚有对散见户籍文书的整理介绍。郑必俊校录并考释了俄藏唐开元张掖县籍[23]。王克孝对丘古耶夫斯基的整理工作进行了补充，将“开元七年敦煌县龙勒乡籍”、“开元廿三年张掖县户籍”、“8世纪前半期西州户籍残卷”等重新拼缀、定名、录文[24]。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整理释录了“唐（公元7世纪后期）西州高昌县籍”、“唐（开元年代？）西州高昌县籍”、“唐开元十六年（728）西州籍”、“唐天宝间交河郡户籍残片（一）、（二）”[25]。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根据文书背面内容，结合20年代《艺林旬刊》发表的吐鲁番户籍残卷，重新复原北大图书馆残卷，并附带介绍了1994年以前已经刊布的敦煌吐鲁番唐代户籍简目，便于检索[26]。同作者的《唐开元二十三年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跋》[27]介绍了德藏Ch2405户籍残卷，利用新见照片弥补阙文，肯定了文书的定名与定年。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校录了“唐残籍”、“武周西州柳中县户籍残卷”两件，均无纪年[28]。

21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户籍类文书，重要而完整的有：2004年阿斯塔那398号墓出土的《武周天授三年（692）户籍稿》、2006年阿斯塔那607号墓出土的《唐神龙三年（707）正月高昌县开觉等寺手实》、2004年巴达木113号墓出土的《唐龙朔二年（662）正月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2006年洋海一号台地四号墓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29]。从这四件文书的定名和性质看，它们为中古时代籍帐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而2006年征集的吐鲁番《唐开元四年（716）后西州高昌县宁昌乡逃死名籍》，是钤有“高昌县印”的官文书，现存长安二年至开元四年间宁昌乡死、逃、没落人口的丁中、男女、良贱等信息。同年征集的《唐西州破除名籍》的死亡人口多是“五九”之人（谓年龄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者，与赋役征发蠲免有极大关系），有伪滥之嫌[30]。这两件文书与当时户籍人口的统计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