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幕府状况

清代中期，尤其乾嘉时期是文人游幕的高峰时期，也是幕府及游幕文人从事文学、学术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清代士人游幕并不是一开始便很兴盛，而是有一个过程，据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17]统计，清代士人游幕曾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为康熙十三年（1674）至四十二年（1703），第二次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道光三年（1823），第三次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至光绪九年（1883）。而第一个高峰出现的原因，是康熙时期为荡平不稳定因素，巩固中央集权而大动干戈，因此这一时期文人入幕的主要作用是参赞军事，出谋划策，文事活动较少。第三个高峰是在道光至光绪年间，这一时期的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不仅发生了长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捻军起义和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的起义，而且屡屡发生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这种局面使得士人们纷纷聚于有势力的地方大员的幕府之中，寻求救国之策与安身之所，因此，这一时期幕府的主要活动为军戎、外交、买办等实务，幕府文人文事活动也相对较少。而乾嘉时期是游幕学人、文人从事学术与文学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帝王提倡“稽古右文”，地方大员们在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中的自主性大大加强，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以主持风雅著称的幕府，周星誉《王君星諴传》云：“国家当康熙乾隆之间，时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习成风，延揽儒素，当代文学之士以诗文结主知，致身通显者踵趾相错。下至卿相、节镇，开阁置馆，厚其廪饩，以海内之望，田野韦布，一艺足称，无不坐致赢足。”[18]此种幕府，府主往往雅好文学、经术深湛，并以爱才好士著称。他们召集名流，极一时诗酒之盛，提携后进，嘉惠士林，对于在恐怖肃杀氛围笼罩中的士人们具有别样的温馨感，起到了一些“怀柔”的作用，同时，这些府主们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者，以自己的幕府为核心，吸纳贤才，广结文士，形成了一个社交网络，并在此网络中潜移默化地推行官方意识形态，使文学创作归于“雅正”。

自乾隆至嘉庆，数十年间出现了一批以主持风雅著称的学人幕府，如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昆、曾燠和阮元等人的幕府。这样的学人幕府，汇集了当时大量的学者、诗人，如卢见曾幕府有金农、马曰琯、马曰璐、惠栋、厉鄂、郑燮、全祖望、戴震、王昶等人；朱筠幕府有章学诚、邵晋涵、汪中、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等人；毕沅幕府有孙星衍、杨芳灿、凌廷堪等人；谢启昆幕府有钱大昭、胡虔、沈德鸿等人；曾燠幕府有黄文旸、郭麐、钱东、胡森、张彭年等人，阮元幕府有程瑶田、段玉裁、焦循、顾广圻、陈文述、方东树、童槐、仪克中、朱为弼、陈寿祺等人。由此可见，乾嘉时期的幕府成为文人渊薮，是学者、诗人的聚集地。这些学人幕府的出现与当时统治者的提倡以及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由于统治者重视文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上行下效，各地地方官员也很重视提倡学术文化活动，“康熙、雍正间，督抚俱以千金重礼，厚聘名流。如张西清、范履渊、潘荆山、岳水轩等，皆名重一时”[19]。洪亮吉也曾言：“人才古今皆同，本无所不有。必视君相好尚所在，则人才亦趋集焉。汉尚经术，而儒流皆出于汉；唐尚词章，而诗家皆出于唐；宋重理学，而理学皆出于宋；明重气节，而气节皆出于明。所谓下流之化上，捷于影响也。”[20]并且统治者曾明确要求地方大员承担“化导士子之职”，再加上这些幕府之府主皆雅好文学，有很好的文学、学术素养，其幕府活动也以校书等文化活动为主，因此其幕府对士子们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如人所言：“嘉道之间，承国家极盛之余，海内富庶，名公巨卿类多风流，笃嗜文学，乐与诸贤俊商略往还，不惮屈己之下，而财力赡给又足以佐其优礼，故幕府常极一时之选，而博学高文之士，借恣游览而广著述者，往往栖托其间。”[21]由于乾嘉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文人结社、讲学得解禁，一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也延揽名士，以重声气，袁枚曾言：“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22]可见，不唯达官广纳贤才，商人们亦不甘落后，以求雅名，此乃当时社会风气使然。在此种政策、风气影响之下，文人幕府的兴盛，就成为标榜文治的一种体现，达官们也乐于作为羽翼以佐帝王之治，沈粹芬、黄人《国朝文汇》序云：

继世列圣，懋学右文，两举词科而骏雄游彀，宏开四库而文献朝宗。贤王硕辅，又致设醴之敬，企吐哺之风，从而提倡。虎观无其备，兔园无其盛，龙门无其广。文运日昌，士气日奋，相率湔雪牢愁，服膺古训，息邪踞波。[23]

他们描述了当时幕府之盛况，将幕府比作“虎观”“兔园”“龙门”，可见乾嘉幕府对于士人之接纳，成为“文运日昌”的一个典型标志。同时沈粹芬、黄人所谓“湔雪牢愁，服膺古训，息邪踞波”，又透露了幕府在维护文治中所起到的“化导士人”的作用。幕府对于士人的吸纳，对于维护统治是有极大好处的，正如尚小明所言：“游幕士人大多为家境贫寒或科举受挫者，他们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并且在士林中有相当的影响。这些主要靠书本知识为生而缺乏其他技能的士人，由于通往仕途之路受阻而成为无组织的社会‘自由流动资源’。这是一股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潜在的社会离心力量，非常不利于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巩固。而幕府的发达，正好可以起到吸纳社会自由流动资源以抵消或削弱社会离心力量的作用，因而对统治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24]从这个角度看，幕府的“怀柔”作用是不可小觑的，而且在封建时代，士阶层人数众多，但不可能人人都进入仕途，那么许多学有所长的人，即进入幕府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近人黄濬所言：“予尝谓幕客，即士之得志者……治世，仕宦不能尽容，散而为幕为宾客。”[25]尤其是乾嘉时期，教育发达，士子人数亦超越前代，况且，诸多士人考中进士、举人后，也并不意味着马上能够做官，有时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这种情况在乾嘉时期十分普遍，“雍正时进士有迟至十余年而不能得官者，举人知县铨补，则有迟至三十年外者矣。乾隆年间仅成虚名，廷臣屡言举班壅滞，谋疏通之法。十七年始定大挑制，于会试榜后举行，仅乾隆三十一年、五十二年两科于榜前挑选，大挑六年一次”[26]。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进士、举人也不得不谋求生计，而幕府就成为他们的首选，并且，在国家倡导学术的风气下，进入幕府不但可以施展才华，也可以接触更广泛的事物，甚至成为日后进入仕途的捷径和资本，章学诚曾言：“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依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