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清代幕府及幕府与文学关系研究现状

第一节 清代幕府研究述评

幕府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治制度。幕者，帐篷也，古时军队出征，施用帐篷，所以称将帅的治所为幕府，后世地方军政大吏的府署亦称幕府。幕府制大概滥觞于周朝，《册府元龟》记载：“《周礼》六官六军并有吏属，大则命于朝廷，次则皆自辟除。春秋诸国有军司马尉侯之职，而未有‘幕府’之名。战国之际，始谓将帅所治为幕府。”[1]由此可知，周朝虽未有“幕府”之名，但却有幕府之实。这一制度在秦汉时期逐步确立，在此后的一千余年里，幕府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相始终，历经盛衰。总体来看，两汉至唐末五代，幕府较为兴盛，宋元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幕府辟召有所衰落。明代后期，中央集权开始衰落，幕府又开始复苏，至清代，幕府制度再度兴盛。有清一代，“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凡官署皆有此席”[2]，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甚至上百人，普及性之广，影响之大，非历代幕府所能比，所谓“掌督抚司道守令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3],“衙门必有六房书吏，刑名掌在刑书，钱谷掌在户书。非无谙习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4]，这正是幕中情形之写照。此外，雍正元年（1723）三月，皇帝谕吏部曰：“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已”，同时要求“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5]。而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雍正本人也曾聘用会稽徐某为幕僚[6]，可见清代幕府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关注。封建制度发展到清代时，中央政权高度强化，职官制度也已经定型，所以“在官制上简直看不出幕职一种的性质”[7]。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幕府制度（即辟府制）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然而，清代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又决定了幕府是佐治的必要手段，这就使得清代幕府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是一种非官僚行政组织，具有很强的私人性。总体来看，清代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学术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幕府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对于清代幕府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呈现出繁盛的局面。具体来看，对清代幕府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 清代幕府研究的第一阶段：1930—1979年

有清一代幕府盛行，对社会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它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20世纪30年代开始，清代幕府即走进了学者研究的视野。1935年，史学家张荫麟及其弟子李鼎芳发表了《曾国藩与其幕府人物》[8]，这是研究曾国藩幕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清代幕府研究的开端。后来李鼎芳又编写了《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9]一书。他们二人的研究资料性较强，属于微观研究。20世纪40年代，全增佑发表了题为《清代幕僚制度论》[10]的长文，这是第一篇较为全面地从宏观上把握清代幕府制度的文章，此文以“诸论、幕友制度之形成、幕友制度确立之原因、幕友对于主官之制衡作用、幕友制度与人才之调整、人才之地理分布、结论”七个部分对于清代幕友制度的形成、确立及幕友与幕主的关系做了探讨。40年代末，张纯明发表了《清代的幕制》[11]，该文从“引论、幕宾的性质、幕的性质、幕与案例、幕的流品及余论”六个方面，比较细致地对于清代幕府的种类、性质等进行了分析，使清代幕制以较为清晰的面目展现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幕府研究不被大陆研究者重视，20世纪50—80年代，大陆对于清代幕府的研究，目前见到的仅有范朴斋的《略论前清胥吏——对前清“绍兴师爷”和“书办”的介绍》[12]一文，此文对于清代幕制仅有简略的介绍。清代幕府研究的重心转向了台湾、香港地区，研究者们除了进行宏观研究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展开，台湾学者缪全吉《清代幕府人事制度》[13]一书对于清代幕府的人事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察了幕席类别、幕才培养、游幕方式、游幕条件、幕府生活等方面。缪全吉还发表了相关论文《清代幕府制度之成长原因》[14]《清代幕府之官幕关系与幕席类别》。[15]此外还有迟庄《清代之幕宾门丁》[16]，陈天锡《清代不成文之幕宾门丁制度》[17]《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18]等。这一时期港台地区及国外的研究中，对于清代地方督抚幕府的研究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晚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幕府成为焦点，王尔敏《淮军志》[19]列专章对于淮军领袖李鸿章幕府做了探讨，就李鸿章幕府的幕僚及影响做了论述。随后，美国学者福尔瑟姆出版了《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20]，此书研究重点也是李鸿章幕府，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笔记，参考论著达到了200余种，并多次采访李鸿章后人，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此书从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李鸿章幕府的三大支柱、李鸿章的幕友及李鸿章的权力网等方面对李鸿章幕府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认为，1853年，曾国藩编练湘军是清代幕府制度发展的转折点，曾国藩建立的幕府开始带有近代色彩，而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使清代幕府走向了近代化并发展到了高峰。

这一阶段为清代幕府研究的起步阶段，由上面所述论文来看，这一时期的学者除了对清代幕制进行探讨外，更注重清代幕府中的人事制度。全增佑、张纯明二人的研究已经开始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成为研究清代幕府的典范之作，其中的一些论断也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接受，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二 清代幕府研究的第二阶段：1979年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社会动荡的结束，大陆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复兴，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连载了江地的《清代官制概述》[21]一文，这篇文章对于“幕友与书吏”进行了讨论，但限于篇幅，比较简略。自此之后，清代幕府研究成为史学研究长盛不衰的一个热点，这一阶段也是清代幕府研究的发展期。研究清代幕府的论文与专著不断出现，质量也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十余部。

（一）学术论文

从论文方面看，可以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方面。

1.宏观方面

从这方面研究清代幕府的文章有20余篇，这些论文主要对清代幕制盛行的原因、发展变化、特点、作用和影响等进行了探讨。

（1）清代幕府发展变化与特点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郑天挺发表了《清代幕府制的变迁》[22]《清代的幕府》[23]两篇文章，他依据幕府的职能、宾主关系、幕宾地位的变化，将清代幕府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太平天国之前为第一阶段；太平天国起义至光绪中期为第二阶段；光绪中期至辛亥革命前为第三阶段。这样划分清代幕府的发展阶段，虽然从时间上看很不均衡，但从幕府的职责、作用和影响来看却比较符合实际。郭润涛《清代幕府的类型与特点》[24]一文，根据清代幕府内部关系与活动的性质，将清代幕府划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军营幕府，此类幕府主要是指驻防将领的幕府；第二类为行政幕府，此类幕府指地方行政系统官员的幕府，在这类幕府中，最重要的“幕席”就是“刑名”与“钱谷”，而地方行政幕府，又以州县幕府最为完整和发达；第三类为专职幕府，此类幕府主要指清代除督抚司道州县以外的一些直接受中央管辖、在地方办理某一专务官员的幕府，主要有提督学政、盐政、河道总督等，在这些专职幕府中往往聘请有专长的人佐理政务；第四类为艺文幕府，此类幕府指朝中大臣或地方官员为著书、修志等所设立的幕府，这类幕府往往集中了大量的文人、学者。这四种幕府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私人性、平等性、佐治性和隐蔽性。

（2）清代幕府兴盛原因研究

郭润涛在《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25]一文中总结了四点原因：一是清代州县衙署中官员配备不完备；二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激增，行政事务日益繁杂；三是清代州县官以科举出身居多，多不能胜任政务；四是官场中的风气使官员们忙于媚上，无暇顾及政务。朱金甫《论清代州县之幕友》[26]就清代幕友制盛行的原因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清代幕友制的产生与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员的集权行为有关。这种集权行为在中央表现为皇帝在正式的政府机构以外，又设立非正式机构，选择亲信为其办事，这种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雍正朝设立的军机处。在地方上，这种方式被地方官员所仿效，以达到集权于个人的目的，该文同时认为，州县幕友在“佐治”这一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3）清代幕府的作用及影响

魏鉴勋、袁闾琨《试论清代的幕僚及其对地方政权的作用》[27]一文肯定了清代幕僚在地方行政机构中的积极效用，认为他们起到了很好的“佐治”作用，帮助了地方官的升迁，繁荣了学术，传播了文化，培养了人才。陆平舟《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28]一文指出，明清之际，中国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得以逐步固定下来，随之，在政治体制中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绅衿支配现象。随着幕友阶层队伍的扩大和游幕制度化，在清代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较清晰的官僚、幕友、胥吏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三维体系。在“异族”统治下，这种隐性的绅衿支配体系虽然具有许多弊害，但在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相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肖宗志《控制与失控：清代幕友与国家的关系》[29]一文描述了国家与幕友关系的变动，概括了国家对幕友控制的基本特点，分析了国家对幕友失控的原因，并从这个角度探讨晚清地方官制改革的必要性。

2.微观方面

从这方面研究清代幕府的论文较多，有80余篇。

伴随着宏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对于清代幕府制度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清代幕府制产生的原因、基本特征、发展阶段以及幕友来源、幕席类别、官幕关系等，都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对清代幕府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细致，选取某一幕府、某一角度或某一人物的游幕生涯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不断出现。

（1）对地方大员幕府的研究

这类文章以研究晚清幕府的居多，且主要集中在陶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幕府上。李志茗《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30]一文对陶澍的幕府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陶澍幕府实行了改革，采取了兴利除弊的措施，其形态和职能与专为幕主处理琐碎政务的清前期幕府完全不同，显现出新的特征，为当时第一个以经世闻名的新型幕府。陶澍幕府的出现标志着晚清幕府的发轫。张九洲《曾国藩幕府简论》[31]对曾国藩幕府的组织、规模、作用、影响等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曾国藩本人礼贤下士、知人善用、衡才不拘一格是其幕府人才鼎盛的重要原因，而曾国藩幕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事性的加强，曾国藩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居功厥伟，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人才，但也促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矛盾的加深，使清王朝的危机更加深重。尚小明《浅论李鸿章幕府——兼与曾国藩幕府比较》[32]一文认为，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幕府职能的侧重点不同，曾国藩幕府主要在于镇压农民起义，李鸿章幕府早期是镇压农民起义，后来转向发展洋务与处理外交事务。李志茗《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33]也对曾国藩、李鸿章二人的幕府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晚清时期幕府的大小与幕主的职权、地位等密切相关。李鸿章的勋望、权势均较其师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还是在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除了时代的差异外，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相提并论。黎仁凯《张之洞督鄂期间的幕府》[34]一文指出，张之洞督鄂之际是其幕府的鼎盛时期。他在湖北创设学堂、厂矿等各种实业、文化机构，通过延聘、札委、奏调的方式，网罗中外各类人才入幕，可谓兼容并包。张之洞对幕府制度实行了改革，总趋势是由幕宾向幕僚转化。他与幕府人员建立起了比较和谐的互动关系，幕府人员对张之洞决策、成就功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张之洞也为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干的舞台，并为他们的发展升迁开辟了道路。冀满红、李慧《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35]一文认为，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2）对清代幕府与法律、制度关系的研究

清代幕府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刑名与钱粮，因此对清代幕府与法律、制度关系的研究，也是清代幕府研究的焦点。宋加兴《略论清朝的刑名幕宾和书吏》[36]一文从清代幕僚制度，尤其是刑名幕僚的负面作用着眼，认为清代各级地方衙署的司法审判工作，形式上由各级衙署的正印官审理，实际上却多半为刑名幕吏所操纵，形成做官的不会办事，会办事的不能做官的特异局面。这是清朝腐败政治制度产生的结果，而反过来这一局面又促使政治制度的进一步腐败。

（3）对清代幕府文事、学术工作的研究

文书、档案工作。清代官员除了依靠幕友佐政外，还要仰赖其办文、立档、分类、排检，孙安全《清代幕宾与文档》[37]一文指出，在清代刑名幕友的著作中，保存了怎样办理公文、保存文件、怎样归档的方法与资料，对档案工作者来说是宝贵的资源。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38]一文对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进行了研究，分为书启、挂号、书禀、墨笔等几类，指出从事文书档案工作的幕友应当精熟律例案，擅长公文撰写，品德良好，熟知官府中事务。同时认为，由于幕友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互相推诿、上下勾结、弄虚作假，实际上这种做法是弊大于利的。

学术、文化活动。清代幕府除了军戎、政事活动之外，还对清代文化与学术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学术活动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尚小明《论清代游幕学人的撰著活动及其影响》[39]一文在对大量史实进行考察后指出，学人游幕的兴盛与清代学术的发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游幕不仅使清代学人有机会接触和利用各地的图书资料，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地理研究和诗歌创作等也有重要影响。游幕学人还在一些学者型官员的组织下，编纂了一系列大型经史著作，从而成为清代大规模清理以往学术文化成果的重要承担者。

（4）对重要幕僚的研究

刘泱泱《左宗棠在幕府时期》[40]一文对“中兴名臣”左宗棠的幕府生涯做了探讨，左宗棠做过8年幕僚，主要在骆秉章湘幕中，在这8年中，左宗棠佐理政务，内固疆防，外救邻封，筹饷固械，整饬吏治，受到了长官的好评与推荐，他本人也在幕府的历练中成为一代伟人。陈山榜《李塨的游幕生涯》[41]一文对颜李学派创始人李塨的游幕生涯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李塨曾多次应聘入幕，辅助地方官员料理政务。他的游幕活动既解决了其家庭生计问题，又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广交了朋友，同时也使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得以更为广泛传播，并使其政治经济思想或多或少地付诸实践。

（5）关于晚清幕府制度及其影响

刘悦斌《晚清幕府制度略论》[42]对清代幕府的发展做了梳理，指出晚清幕府呈现出四大变化：一是晚清幕府恢复了传统幕府的军事职能；二是晚清幕府职能增多，规模很大；三是晚清幕府中幕僚成分比较复杂，如李鸿章幕僚中出现了外国人；四是幕僚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由幕僚而升至高官者已不罕见。黎仁凯《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43]一文选取鸦片战争至清代灭亡这一时间段的幕府作为考察对象，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的幕府作为典型，认为晚清幕府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上。李志茗《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44]一文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晚清幕府的作用，认为晚清幕府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6）关于清代幕友日常生活与绍兴师爷

郭润涛《试析清代幕业经济生活状况》[45]一文对清代幕僚的收入与生活状况进行了专门探讨。他指出，幕业的收入主要来自于主官给的“脩金”“敬礼”以及收徒所得的“幕例”，虽然幕业收入较高，但却难以改变其生活状况，因其支出包括日常花费与捐官的费用，是一种高生活水平上的贫穷。苏位智《清代幕吏心态探析》[46]一文对幕吏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探析，将幕吏心态分为动机、情感与意志，指出幕吏往往在从业初期千方百计地追求改变自身地位，而后期则注重追求经济利益。幕吏既有“非官”的自卑感，又有“非民”的优越感及职业安全感，不得意的处境使其具有顽强的意志力。

关于绍兴师爷。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绍兴师爷的话题长盛不衰，见于报刊的文章有50余篇，但大多数属于通俗性、普及性文章，学术价值不大，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篇。郭润涛《试论“绍兴师爷”的区域社会基础》[47]一文指出，绍兴师爷兴盛的社会基础有四点：交通便利，为师爷流动提供了方便；人多地狭迫使绍兴人多出外谋生；重文的传统使得当地人文化水平较好；明代书吏多绍兴人，这是一种传统的延续。王振忠《19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衙”》[48]一文指出，生存压力大使得绍兴人大批外出游幕，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将幕学作为传家宝，世代相传，而且通过联姻、结拜、攀附同乡官吏等手段，形成了一个关系网络，对清代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研究专著

这一阶段出版的关于清代幕府的研究专著有十余部。主要有《曾国藩幕府研究》[49]《淮系人物列传》[50]《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51]《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52]《曾国藩的幕僚们》[53]《李鸿章幕府》[54]《清代刑名幕友研究》[55]《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56]《晚清四大幕府》[57]《清代士人游幕表》[58]《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59]等以及“晚清四大幕府丛书”（包括黎仁凯的《张之洞幕府》、刘建强的《曾国藩幕府》、牛秋实等的《李鸿章幕府》和张学继的《袁世凯幕府》）。此外，研究绍兴师爷的著作有同名《绍兴师爷》[60]三种、《中国的师爷》[61]《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62]与论文集《绍兴师爷与中国幕府文化》[63]。

这些著作或以某一重要幕府为研究对象，或从某一角度对清代幕府进行研究，这里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略作评析。

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将曾国藩所设军政办事机构和粮饷筹办机构均纳入曾国藩幕府，并从研究这些机构的设置、职能、实施方针、办理成效入手，进一步考察其中办事人员及其活动，该书还搜集整理了400余名曾国藩幕府幕宾的活动资料，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曾国藩幕府创造了条件。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以清代刑名幕友与地方司法活动、刑名幕友和清朝统一的法律体系为主要对象，剖析了刑名幕友的办案方法以及对清朝法律文化的影响。这一著作丰富了法律史研究的领域，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做了更为深入的探索。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是第一部全面探讨清代幕府中学人游幕与学术关系的专著，开启了清代幕府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他将清代重要学人的幕府，分为顺康雍、乾嘉和道咸同光三个时期，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与彼此的传承关系，并将它与整个清代历史和学术文化发展史联系起来；揭示了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并对游幕学人在清代清理以往学术成果活动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确定了清代幕府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的作用。朱丽霞《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对于清代文人游幕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一还未被学者重视的课题进行了研究，清代学术发达，各种文体呈现出全面复兴之局。对于这一文学景观，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清代政治的汉化政策和文化认同，但文学与文化发达的原因往往是多元的，其中文人游幕即是明清文学繁荣的重要因由之一。作者以徐渭、方文、朱彝尊等人的游幕生涯为例，说明了文人游幕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清代幕府研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第一，对清代幕府制度及其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论文与专著不断出现，清代幕府研究也向着纵深发展。第二，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也开始丰富和多元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积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围被拓宽，研究方法也出现多样化，除幕府制本身的研究外，幕府与政治、幕府与官制、幕府与外交、幕府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受到关注。如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64]，即从清代幕府与学术文化的关系着眼，指出徐乾学幕府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以学者型官员为幕主、以著名学者为幕宾的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的重要幕府。徐乾学幕府的出现，既是清初学术文化发展的产物，又与满洲统治者笼络遗民学者的政策密切相关。它的修书活动在清代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乾嘉时期一系列从事修书、校书活动的重要学人幕府的出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凌林煌《曾国藩幕府成员之量化分析》[65]则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曾国藩幕僚的籍贯、出身、入幕方式、出幕原因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广泛聘用幕宾，是曾国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此外，对个案的研究也蓬勃发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幕府成为研究的热点。而清代幕府与交叉学科的研究也在兴起，并被研究者所关注，如清代幕府与法律、文学之间的互动渐成焦点。第三，评判态度逐渐趋于客观。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在清代幕府研究中的评判态度也趋于客观公正。20世纪90年代后发表的论著，以阶级划分对错的标准已被摒弃，无论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还是左宗棠本人及其幕府，研究者已不以阶级斗争的立场对他们进行抨击，而是客观地研究、评价他们。对于幕友、幕府的研究不再一味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在对史实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做出判断。

清代幕府研究总体上已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创新不足，选题重复，研究成果良莠不齐，研究还有待深入。关于清代幕府研究的多数论文未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只是吸收和借鉴了别人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修订和整理工作，有些论文甚至内容重复。伴随着宏观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清代幕府制度的基本特点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由于清代幕府存在时间长，影响范围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说明清代幕府的整体面貌，仅仅勾勒出一个轮廓，要看清这张“脸”，还需要研究的不断深入。第二，清代幕府的研究格局有失均衡。如对个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绍兴师爷与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幕府上。清代幕府自清朝定鼎中原至辛亥革命始终存在和发展着，但是研究者只关注了几大幕府，这与清代幕府的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符的，对于其他重要幕府的探究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拓展。第三，清代幕府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仍有待开拓。清代幕府制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现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刑名和钱粮幕友上，对幕府与文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研究还有待展开和深入。此外，对于州县幕府也只有几篇概论性的文章泛泛谈及，但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处于基层的州县幕府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应当是更加直接和深远的，这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四，对材料的发掘和整理还不够。清代幕府兴盛，是继唐代之后又一个高峰，但是清代幕府却与唐代不同，唐代幕府属于辟府制，清代却是聘用制，即唐代的幕府属于政府机构，而清代却属于私人机构。正因为如此，清代官方史料中很少有关于幕府情况的描述，关于唐代的幕府资料在《册府元龟·幕府部》中有很多，方便研究者使用。目前，对于清代幕府资料整理的成果还未出现，这无疑是一个缺憾。由于清代幕府昌盛，幕宾、幕友的人数众多，分布极广，要掌握他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研究中下层幕府和幕宾，必须借助于大量史料，如日记、笔记、碑传、地方志和家谱等，这就使得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加大。在目前的研究著作中，这种基础性资料的整理仅有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该书从各种史料中统计出了1364名清代的游幕士人，并几乎将相关资料网罗殆尽，对于研究清代文化史与文学史的人来说，不啻为一本相当全面、实用的工具书。但从研究清代幕府的角度来看这还远远不够。此书考察的是游幕士人，是从文人游幕与学术的角度出发的，而关于清代幕府之中专职习幕，帮助官员处理日常政务的幕宾的资料还没有人进行过发掘和统计。在清代幕府研究中，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