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所以选取这样关联和贯通的视角，首先基于对之前唯美主义研究的一种判断。[1]事实上，自唯美主义发生以来，人们对唯美主义便有着持续的兴趣，有关唯美主义的研究不断有所推进。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唯美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思想史研究，具体而言可以归属于艺术思想史、美学史研究，涉及的主要对象是唯美主义的美学观念和文学思想，以及这类艺术思想在创作领域中的实践。这一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研究倾向，除了传统的考据和传记研究外，主要是单一的批评模式，比如审美的或者现代主义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较多关注个别作家作品研究，较少将唯美主义作为整体性的文艺思潮和文化运动进行研究。这一时期唯美主义的研究者也大多是某一作家的权威学者，比如专门研究佩特和王尔德的沃尔夫冈·伊塞尔[2]等。这类研究大多将英国文学史上19世纪后半期这一时段视为过渡时期，唯美主义或者被看成此前浪漫主义文学的后绪，比如马雷欧·普拉兹的《浪漫的痛楚》[3]等；或者被认为是20世纪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前奏，比如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编的论文集《现代主义：1890-1930》[4]等；或者两者都是。

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对唯美主义的研究更多关注唯美主义者生活艺术化实践方面的内容，可以归为文化史研究。这类研究超越了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研究的个别批评模式，从较广阔的社会历史层面理解唯美主义的文化含义。此后，学界对唯美主义的研究由侧重于形式文本分析和具体作家作品研究转向侧重分析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材料的文化研究模式。文化研究对唯美主义的关注大致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关于唯美主义与社会大众、商品文化和文学市场之间关系的探讨，代表著作和文章包括雷吉尼亚·加尼尔的《市场的田园诗：王尔德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众》[5]、周晓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这些开拓性的研究著文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实践与当时社会经济形态的多种关联做了学理审视与分析，把作为社会文化运动的唯美主义与其具体历史处境结合起来，并延伸至当下消费社会进行考察，拓展了唯美主义的研究论域，加深了对唯美主义的理解。二是较为晚近出版的著作发掘出大批过去鲜为人知的唯美主义者，并从视觉文化、欲望观念、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唯美主义的复杂性质，比如，谢弗和索米亚迪斯主编的《女性与英国唯美主义》[6]等。这些研究也都更多关注唯美主义者的生活艺术化实践，并借鉴各种新理论重新透视唯美主义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不断丰富唯美主义研究。

另一方面，传统模式的研究也还继续存在，尤其在国内唯美主义研究中。比如，对唯美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薛家宝的《唯美主义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对唯美主义形成要素的研究（康德美学、东方文化、同性恋等）；对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艺术思潮进行精细区分；借用各种新理论（女性主义、心理－精神分析等）分析唯美主义作品的内容表现；对唯美主义作品形式要素和审美感性因素的研究；对唯美主义现代性的辨析（认为唯美主义的现代性表现为感性至上、消费主义、分裂的现代人等）；甚至指出唯美主义的矛盾性和王尔德批评理论的后现代特性（陆建德的《声名狼藉的牛津圣奥斯卡——纪念王尔德逝世100周年》，《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还有文章（高继海的《从〈文艺复兴〉看配特的美学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提到配特对宗教和艺术的看法；等。总的来说，这类研究虽然论题比较分散，又彼此互有交集，也较难形成对唯美主义更全面的理解和评价，但都提出了新问题，有的甚至尝试突破传统模式研究的局限，是对唯美主义研究的不断推进。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对唯美主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唯美主义作为文化形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揭示出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本身、唯美主义文艺思想与其艺术实践以及生活实践之间的诸种矛盾。不过，由于狭义“文化研究”在视野与论题上的局限，其对唯美主义的研究容易流于现象分析，很难在理论层面更加深入。有鉴于此，本书尝试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关联上来分析唯美主义，尝试对具有泛欧特性、作为艺术思潮和社会文化运动的唯美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以避免单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上可能的空疏或单从文化史角度进行研究上可能的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