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产业竞争力的相关理论

产业竞争力是产业经济学领域一个核心的概念对象，长期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的内涵界定始终大同小异。最早对产业竞争力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美国战略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他首先从国家环境因素的角度，将产业竞争力界定为：与国家环境密不可分的、来源于企业与产业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周健（2001）进一步从环境视角将产业竞争力界定为：在客观环境下产业实现自我生存与成长发展的能力。同时，金碚（2002）、蓝庆新（2003）、张铁男（2005）等学者从利益获取能力视角，将产业国际竞争力界定为：一个国家某特定产业，在国际自由贸易环境下，相对于竞争对手而向国际市场提供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且能持续盈利的产品的能力。此外，张超（2002）从综合能力视角，将产业竞争力界定为：面对相同的国际自由贸易条件，不同国家同类产业在生产效率、生产创新能力及终端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综上可见，无论哪一种对产业竞争力的界定，都存在的共同点是：首先，产业竞争力是一个相对概念，体现为在相同条件下，同一产业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更优的竞争能力；其次，产业竞争力的比较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比较研究只能在贸易开放的国际市场和一定区域范围内才能展开。

一、比较优势理论

运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国际竞争力问题，最早源于18世纪的国际贸易理论。布伦乔尔森等人（2003）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家间生产效率比较优势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两国之间在生产某种商品效率上具有绝对差异时，则参与国进行国际贸易时，具有绝对优势的一方就是占优的一方。之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其学生俄林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形成比较优势的重要原因，一国发展本国最丰富和充足生产要素的产业是最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国家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贸易流动方向（张定胜，2003；曹明福，2006）。

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生产能力或资源方面的潜在绝对或相对比较优势能转化为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赵春艳，2010；林毅夫，2003）。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从规模优势、企业专业化分工及技术创新角度提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的情况下，一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专业化生产提高效率，达到规模报酬递增引致的产业规模优势（Richard Florida，2002）。区别于规模经济理论，张定胜等人（2003）进一步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研究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分工与交易成本理论。该理论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来源于个人专业化和分工，而非企业。个人专业化使个人不断积累生产经验，会产生递增报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个人专业化分工的收益小于分工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导致比较优势不强；随着经济发展和专业化程度增强，分工所产生的收益就会超过交易成本，从而产生比较优势。李博英（2019）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运用中韩货物贸易细分行业，研究中韩两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中韩两国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双方的比较优势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得到提升。金芳等人（2020）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制造业细分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测度和分析了山东省细分产业结构特征和产业竞争力状况，发现新兴产业竞争力比较弱。

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概念是彼此相容的关系。林毅夫（2002）通过引入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建立了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即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情况下，一个产业部门获得的利润达到外部投资的预期，则企业就具备自生能力，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存活，而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则会消亡。蔡昉等人（2003）构建了一个比较优势和产业竞争力的模型，发现一个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国家，若要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则应具备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而一个拥有丰富资本的国家，则应具备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这表明提高一个国家的工业总体的竞争力应遵循比较优势原则。

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呈现出了综合性、动态性和层次性特征。综合性反映了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包括内在的驱动因素和外部的环境影响。动态性指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时变的，因而构建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模型需考虑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还具有层次性特征，在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时，需分离出影响因素的主次和影响程度，给各因素合理匹配权重。王刚等人（2010）从外显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四个维度，采用基于熵权的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Entropy-Topsis）构建了我国林业产业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发现我国林业产业竞争力的省际分化明显，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朱芳阳等人（2020）采用生态位态势测度方法，基于我国“一带一路”重点省份的面板数据，从资源、技术和市场三个维度构建物流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省份的综合生态位及排名。

二、竞争力理论

竞争力理论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于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所提出的，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为了阐述竞争力、竞争优势的内涵，波特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竞争力三部曲”著作，详尽分析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在各个产业上的竞争优势，发现任何一个国家，无论经济水平如何，政府管理者制定各项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企业营造适合企业生存、发展、壮大和激励企业增强竞争力的外在环境和要素提供。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强弱，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创建有效的竞争环境。良好的竞争环境不仅能提高产业规模和优化要素投入配置等，还能激励企业研究产出影响行业发展乃至世界变革的差异化创新型产品。

波特构建了钻石模型，系统地提出了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要素的逻辑框架（图1.4）。该模型有机整合了生产要素、相关产业、文化需求条件和企业战略这四个关键要素，分析各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交互作用，通过厘清各要素间的作用，可有效地促进行业内竞争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产品生产，推动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优势和技术创新（Volintiru，2015）。

通过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及内涵，发现两大理论之间既有差异性，又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优势理论的主流观点认为，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会引致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潜在比较优势；而竞争力理论则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竞争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与管理、政策、机遇等多种相关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West，2015）。两理论间的侧重点不同，比较优势理论侧重于相关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互补性，而竞争力理论则强调各个国家或地区产业间同类产品的替代性（Yanhong，2018）。波特还进一步发展出包含现有竞争者的竞争能力、潜在竞争者进入的能力、同行业产品的替代能力、供应商的定价能力、购买者的定价能力这五个要素的波特“五力”模型。同时，将持续性竞争优势的形成原因归结于特殊资源优势、竞争优势的种类与数量、竞争优势的持续改善与自我提升能力三个要素（Porter，1990）。

在此研究之上，国内学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产业竞争力的讨论与研究。肖淼（2005）在研究竞争力形成机制时认为，差异化竞争力形成的原因在于产业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及不同集聚程度，从生产要素到产业投资再到创新创造，共同构成了驱动竞争力提升时间效应。罗元青（2006）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组织结构对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与提升有着显著积极影响。张伟等人（2012）在研究城市竞争力时，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创新能力与资源利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注重对生产要素的优化、对政府作用的强化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刺激。方世川（2013）、鲁小伟（2014）等人基于评价指数，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三阶段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等，从环境、政策、资本、文化、人才等方面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进行了评估，其中政策、人才、环境对竞争力有着显著影响。王宏起等人（2019）研究指出，在创新驱动力、需求拉动力和政策引导力三重动力作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优势特色不断升级并持续积累产业核心能力。赵继新（2014）在钻石模型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包含生产要素、产业运作、需求要素、创新能力、相关产业及政策法规六大因素的新模型，并最终完成了对北京、上海之间产业竞争力的对比性研究。竞争优势理论指一国通过创造良好商业环境让该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在国际竞争环境下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某一产业所形成的市场竞争能力（王福军，1999；陈卫平，2002）。该理论弥补了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传统经济理论对产业竞争力的解释的不足。

三、价值链理论

随着商品市场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原材料经过生产和交换的各个环节形成产品，国际化生产模式正向全球价值链转变。全球价值链通过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分布在全球各地，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增值链条。各国企业一般在某一生产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从事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某一具体环节。有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经营绩效，还会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甚至决定一国在全球中的经济地位（Baldwin和Robert，2014；Kummritz等，2017；Johnson，2014；倪红福等；2016）。

目前，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学术界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出现的功能专业化现象。如Duranton和Puga（2015）通过构建不同城市之间功能分工差异的区域模型，基于经济地理的相关理论，从区域层面解释了区域间由产业分工转型为功能分工的内在机制，研究地区主要经济活动的功能专业化的机制。Markusen和Venables（2013）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从产业层面解释功能专业化的成因，从微观企业维度探讨了国家间产业层面的功能专业化。二是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学者们从三类治理模式拓展至五类治理模式（Humphrey，2002），提出以市场交易和供给能力为标准的市场型、领导型、层级型等五类治理模式，并认为生产者和购买者是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力（Tamar，2016）。三是价值链地位的量化测度的研究。Koopman等人（2010）拓展已有的垂直专业化方法，基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特征，构建了适宜于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测度模型（聂聆，2016），考虑产业链下游的附加值因素，进一步完善了Koopman等人（2010）的研究。

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诸如制度特征、智能化发展、传统要素禀赋、外商投资及影响机制等。Hausmann等人（2007）发现当区域成本产生知识溢出时，专业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从理论和实证上说明了一国生产的商品组合可能对价值链攀升产生重要影响。李强和郑江淮（2013）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研究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制，发现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显著促进了所有类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总体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Zhang和Yang（2016）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在知识产权保护与价值链攀升之间起中介作用；而在发达国家，相应的中介效应依赖于研发和外商直接投资。高翔等人（2019）基于价值链分工和增加值贸易的双重视角，验证了中国制造业存在价值链嵌入位置和出口增值能力之间的“微笑曲线”关系。国内还有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本结构、研发强度、智能化发展等方面对我国价值链攀升展开了深入研究（耿晔强和白力芳，2019；刘亮等，2020）。

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迅猛发展，价值链各个环节的数字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复杂和精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正在重塑。发展中国家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能将受到重组供应链、生产迁移本国等因素的极大影响。Andreoni和Anzolin（2019）在其研究中指出，数字化供应链中的协调和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寡头垄断的形成。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数字化无形资产在国民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针对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Baldwin（2016）提出“第二次拆分”的概念，即全球制造环节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以更低的转移成本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信息技术使得区域间的协调管理实现低成本衔接。Cedric Durand和Wiliiam Milberg（2018）基于新技术的规模集聚和网络特性，研究了无形资产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机制。他们指出，在数字经济中无形资产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显著增强，而全球价值链中的自然垄断进一步加剧了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平衡。国内学者亦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展开了积极研究。徐金海和夏杰（2020）提出数字贸易的发展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和全球价值链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了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詹晓宁和欧阳永福（2018）认为数字经济跨国企业使得全球价值链呈现数字化、服务化、去中介化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数字经济领域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优势重新得到提升。郑江淮和郑玉（2020）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纳入中国现实情况，分析提出了我国中间创新产品要素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与机理。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渗透，价值链理论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价值链理论多运用于研究企业的决策支持系统、所在价值链体系定位、市场竞争中的利润分布和竞争力优势获取。21世纪是知识经济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日趋严峻，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结合当前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和特征，研究数字创意产业的价值链重构十分必要。因此，对传统价值链理论加以拓展和优化创新，运用价值链理论研究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对数字创意产业的新的态势，提升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产业链位置和国际竞争力，更有现实紧迫性。

四、产业竞争力的经典模型

1．产业竞争力“钻石”模型

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是最早系统研究产业竞争力的基本框架模型，由美国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教授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产业竞争力由厂房条件、需求供给要素、市场竞争环境和产业战略四大因素决定。后来有学者增加了政府行为和机遇作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共同要素。学者们在钻石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拓展研究。Cartwright（1993）在钻石模型中加入国际市场影响因素，构建了多因素钻石模型。Dunning（1993）考虑跨国经营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在钻石模型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化钻石模型。Rugman等人（1993）将相邻开放型国家经济相互促进的现实情况纳入钻石模型中分析，提出了双钻石模型。Moon（1998）将适用于北美国家的竞争力研究双钻石模型拓展至适合小国经济的一般化双钻石模型。在物力要素的基础上，Dong Sung等人（1999）采用人力要素模型对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将人力要素纳入产业竞争力分析。Hwy-Chang（2000）和Moon（2009）等人在Dong Sung的研究基础上，将全球化因素的影响纳入模型分析，提出双重双钻石模型来全面分析国家竞争力。国内学者将钻石模型拓展至农业优势特色产业（胡心宇，2020）、地方特色产业（杨惠芳，2017）等，研究产业竞争力构建及影响因素。

2．产业竞争力“层次”模型

以花建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在讨论产业竞争力时强调，产业竞争力指的是一个产业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应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次的竞争力要素。具体而言，宏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竞争能力。中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体现为某一具体产业环境在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源上的高效配置与转换能力，以及能够更稳定、更持续地生产出优于竞争对手产品与财富的能力。微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体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竞争力，如数字创意企业层面直接影响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技术研发能力、生产控制能力和市场管理能力等。这种对产业竞争力的分层化处理，不仅指出了产业竞争力的层次结构，还进一步明确了不同层面的具体竞争力内容与特征。学者们认为，竞争力在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次不断延伸的过程中，其特征也将从具体性向综合性、从经营性向社会性转变，进而从简单的利润效应等经济类指标，发展为强调均衡发展、和谐共建等综合性指标，相关内涵也更加丰富纷繁。

以文化产业竞争力为例，学者们将其竞争力根据不同层次需求，具体划分为体现产业实力的市场扩张能力、体现产业盈利与相关性的成本控制能力、体现产业资源与能力的整体创新能力，以及体现产业结构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王岚（2008）根据竞争力评价理论，结合我国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阶段和现实，运用网络层次评价分析法构建评价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数理模型，分析影响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李雪茹（2009）明确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创新性和稀缺性等众多影响要素间的层次关系和作用结构，构建了一套新的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以突出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孙才志（2014）利用沿海地区11个省市2006年至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和非线性回归与组合分析（NRCA）对沿海省市的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对各省市海洋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提出培育和发展海洋产业、提高海洋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邵云飞（2019）构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衡量我国各省级行政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揭示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差异与原因。总之，产业竞争力的层次模型首次以“系统论”作为指导展开分析，并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进行描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往分析的主观性与随意性，科学性得以充分体现。但在对文化产业等独立经济门类进行分析时，与产业独特性质相关的个性化竞争力内涵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有待未来进一步改进。

3．产业竞争力“份额”模型

产业竞争力的份额模型是国内学者基于前人的研究而创造性提出的又一经典模型。该模型认为一个产业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应包含从外到内的不同层面份额。如第一层面即产业竞争力，第二层面是以市场份额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内涵的竞争性结果因素，第三层面则是相关竞争性结果的进一步份额细化。如市场绩效及其变化指标共同组成市场份额指标，市场地位及其分散特征又共同组成市场绩效指标等。份额模型的核心，即将产业竞争力的判断指标及提升目标定位于市场份额的扩张。

份额模型与其他模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所涉及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关注门类层面，主要研究产业内外部因素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拥有着更加具体、细致的讨论指标，这无疑在执行层面具有更强的操作意义。另一方面，其不足在于仅关注了静态的市场份额指标，对其他诸如产业文化建设、产业体制创新、产业人才培训等要素考虑不足。要想在数字经济时代有更强的应用价值，则还需要进一步丰富模型指标内容。

国内较多学者采用市场份额模型，从不同角度对我国产业竞争力展开了深入研究。汪琦（2005）采用固定市场份额模型将我国1998年到2003年间对美国、日本、欧洲市场的出口增长分解成特定市场进口增长效应、出口产品结构效应和产业竞争力效应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了我国产业间由于竞争优势的不同，而出现的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差异及相应带来的问题。闫亮等人（2012）运用市场份额模型对2000年至2011年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业产品的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各类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变化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彭虹（2014）采用市场份额模型对2004年至2016年中国食用菌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食用菌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食用菌进口需求、食用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鲜货盐水腌制品和干品的整体竞争力提升是促进其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有一部分学者基于市场份额模型对我国陶瓷业的竞争力（桂拉旦，2009）及碳排放交易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赵勇，2012）进行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