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绪论

1.1 选题的意义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论题，从异质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演进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本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一是因为当前发展经济学中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经典理论不是建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总结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中国经验，可以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使它能更好地指导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二是目前我国经济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这不仅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且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途径。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现实意义。

1.1.1 理论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问世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引起了众多国外经济学者的关注，专家们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分析了国民经济二元结构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分析与探讨了二元经济结构产生的原因与改造的途径。他们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上几个经典的模型：刘易斯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模型和托达罗模型，这些理论与模型基本上都写进了发展经济学教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我国专家与学者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他们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公开发表的文献看，国内学者对二元经济转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二元经济结构形态的判断研究；二是沿着供给主导思路，分析如何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三是从“三农”问题的解困角度来研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四是以城乡一体化发展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但迄今为止，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内生动力的角度探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还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本书从二元反差的矛盾入手，分析二元转换的内在动力与途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二元转换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又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1.2 现实意义

从经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1979～2010年，32年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9%，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6.1%的平均增长速度，而且高于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8%～9%的平均增长速度。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平均汇率折算达到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实现了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442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2008年我国国内的外资已达到692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吸引国。随着中国经济连续不断地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然而在看到这些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差距日益突出。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3.33∶1，为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最大值。[3]二元转换的滞后带来了经济生活中诸多症结性问题：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与市场需求的双重约束，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城市失业的城乡双重就业压力，经济发展中的速度与质量关系的矛盾，经济运行中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所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农民工市民化的迟缓导致城镇化加速的困难等。上述症结性问题从深层次原因分析，是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影响，非农产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巨大二元反差。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仅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症结性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