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成为移民大规模进入的重要区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及大量自发性移民的出现，都给族群和文化构成非常复杂的西南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移民就某种程度而言，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常态。大批移民在明清时期进入西南地区的事实，是同明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和经营相联系的。

移民迁徙流动的发生不仅与移民政策、户籍赋役、土地、信仰等制度层面有关，其流动的过程也体现了地方社会文化、经济生活以及人群关系等方面的交融与冲突。对于国家的实边政策和生态环境变化等因素所引发的移民与流散的个体性移民应当区别对待，不论是在迁徙和定居的过程方面，还是在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方面，二者都有显著差别。相对而言，自发的个体性移民更为灵活，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微妙。流散的个体性移民渐成规模后，他们在迁入地的定居情形、以怎样的身份采取怎样的策略、对当地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等问题便悄然浮现。

明初对西南地区进行屯田和设置卫所等举措，促使汉人迁徙到府州县等地，对当地社会的习俗、教育、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代以来，随着清王朝进行的区域开发，大量的汉人和“客民”又开始走上迁徙之路，他们进入更为广阔的腹地。伴随着移民而出现的，是移民社会组织问题。纵览对于“湖广填四川”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江西祖籍的移民自成一派：他们在迁入地建立起属于移民的会馆组织，而且经营种类颇多。尤其有意思的是“江西街”地名的出现。为何会在迁入地制造出如此突出的“江西会馆”与“江西街”，这些移民群体在迁入地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与当地其他人群的关系如何，这些移民进入山区的民族地区后会呈现怎样的情形？此类问题越来越多，笔者对移民的好奇之心越来越重。

因此，笔者选择黔东南侗族聚居区的移民作为考察对象。幸运的是，在侗族聚居区里有一个“江西街”村落，位于小江地区，小江即清水江重要支流之一。

“小江”这一名称的存在本身即体现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小江包含六个村落，除了江西街之外，还有五个村落，分别是瓮寨、新寨、甘寨、坪地四个以“龙”为主体姓氏的村落，以及王姓占多数的皇封村。瓮寨过在小江地区开村较早，其身份可谓龙姓“坐家”。“坐家”是当地的民间概念，是相对移民而言的，指最先在此居住的人群。田野调查中，笔者曾先后在几个寨子居住。对其深入了解之后，难免有所疑问：江西街是如何形成的，瓮寨在小江村落格局中是处于中心、边缘抑或其他，江西街与瓮寨等坐家居住的村落关系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依托在瓮寨得到的地方性知识，笔者对江西街村落的认识深入了一层。反观江西街这一移民村落，二者之间的差别全然涌上。在收割稻谷的季节，老人们讲起以前的换工、帮工，佐以笔者对几个村落的家户访谈及观察所得，对移民与坐家包括社会经济生活等内容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作为移民村落的江西街虽然早在清初已经进入小江地区，而且参与了小江社会的运作，但在文化与心态层面，它与瓮寨这样的坐家寨子还是有很大的不同。2009年10月笔者搬到甘寨居住的时候，走在用青石板筑起的一级级台阶上，看着遗留的窨子屋砖墙，上面还留有毛泽东语录，再转身面对着小江河水，人、建筑、小江河、山与水，这些开始在脑海中浮现出朦胧的联系。当了解这些窨子屋的由来，了解那些竖立在石阶边的残碑后，甘寨在清末作为产靛地这样一种专业化的村落形象逐渐呈现。

对村民记忆中的生计模式愈加深入地询问，愈会发现整个清水江流域的区域开发尤其是木材贸易的兴盛对其支流小江的影响是多么深入而广泛。在这样的大的区域背景下，小江人充分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商贸活动，建立了区域性集市，并最终积淀成现在笔者所看到的小江社会。这一历史过程是复杂的，却激起了笔者去深入挖掘的极大兴趣。清初移民的进入以及移民村落的建立、专业化的商业村落在清末的出现、木材贸易与市场活动双重影响下的小江区域社会的运行，甚至是与高坡九寨和木头城王寨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诸种因素造就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小江社会和小江文化。田野调查中笔者感受到，小江看似自成一体，但内部各有特点，而且并非隔绝于外界更广阔的社会体系。由此，挖掘、阐述小江自清代以来的社会型构过程便摆在眼前，成为问题所在。归纳而言，小江区域社会在王朝对黔省地区开发之前，作为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参与九寨的款组织。自清代开辟“新疆”之后，在享受江河之利的同时，小江也与九寨其他寨子一起分担了王寨的夫役，而小江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相对于九寨其他小寨而言，与王寨的关系更为密切。

概括而言，围绕小江地区的研究或许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就地域空间而言，小江地区包含“江西街”的移民村落和龙姓坐家村落。笔者在指出江西街村落与其他村寨相比具有的特殊之处的同时，亦去发掘小江六个村落的共同之处，特性与共性并存，而非一味地强调特殊性，由此论述小江作为一个区域社会的演变过程。此外，在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小江周边的锦屏王寨与天柱汉寨对小江的极大影响。基于此，本书的研究在空间和地域上都得到了很大拓展，探讨小江作为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渐次演变的过程，以及在其中由移民与坐家共同创造出来的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是，极力去关注小江上下游村落之间的联系。第二，小江社会区域经济开发的背景使其至少自清代木材贸易后便显得极具“开放性”，封闭并不适于小江，来自江南甚至是日本的“花帮”使得小江地区的经济贸易带有世界市场的色彩，清末对油桐的种植是基于更大市场的需求，竟带有些许“全球化”色彩。通过对经济作物与专业村落等主题的描述，本书试图揭示另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性”与“地方性”之关系。第三，本书以展示江西街特殊性为主题，既突出江西街移民村落的特殊性，又将小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进而揭示其地域文化自清朝以降的演变，并结合现状，指出了小江社会地域文化的演变过程。因此，本书是在对市场贸易的叙述中阐释区域社会的文化演变过程，移民的身份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所变化。

小江的移民有着怎样的迁徙过程和特点？小江内部这六个村落是如何形成现在所见到的格局，江西街村落是如何在小江建立起来的？小江同周边的王寨和高坡九寨在历史中有着怎样的合作，这种地理格局对小江区域社会的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开辟“新疆”带来的木材采运对整个小江地区的村落关系和社会结构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来到小江河边并成功定居下来的移民与到山上挖山种杉并建寨而居的移民有何不同，他们是如何入住于小江社会的？移民在小江的入住过程中，与坐家产生了怎样的互动？曾经作为“客家”的移民与坐家群体在小江社会中呈现了怎样的关系格局？这些问题的提出，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研究回顾

通过研究历史上的人口移动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是一个重要且受到关注的研究路径。对明清时期移民的研究及以其为基础的人口史研究，近年受到关注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概而言之，既有量化的衡量也有制度层面的剖析；既有对移民社会宏观发展脉络的梳理，也有对具体移民社会历史过程的观察和分析；既有对具体的由平原到山区、由内地到边疆或者迁往海外的移民史之叙述，也有对区域社会经济开发与移民和人口增长的探讨。

对移民的研究，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移民，必须综合考虑户籍、赋役、地方行政等制度以及生态、环境等地理因素。本书试图将移民与人口置于特定区域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既要从整体上思考移民与迁入地的关系，又不能忽略作为个体的移民的行为和活动。与此同时，对移民的身份和移民组织也要细致考察。

葛剑雄、吴松弟和曹树基等人从整体上对中国的移民进行了区域划分，对中国的移民史做了概括，从总体上叙述了人口迁移的概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对历史上的移民类型进行了划分，并结合人口与户籍、国家制度与重大事件、生态与环境等历史背景展开。[1]这一移民研究是从宏观视角展开的，其优势是能够从全局把握，而相对而言也容易缺乏对具体过程的描述。

刘翠溶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路径，即从微观和细节入手，利用家谱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变化与移民问题。[2]这一研究也不是毫无缺陷的，如果采用的家族谱系中所记载的人口数量有偏差，而在使用中又将其当作实际的人口数，那么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利用族谱研究移民与人口这一方法也得到其他学者的重视，拓宽了移民研究的资料来源。如《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一书中的《从档案资料看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一文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人口流动。作者采用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1781—1791）档案，对迁移流动行为进行了分类：一是土著但出外谋生者，主要指个人迁移行为；二是迁移，指携带全家出外谋生，且在迁入地有相对固定的住址；三是流动，指没有固定职业、居址的流动者，比如乞丐。[3]对迁移的已有分类因其标准不同而内容不同，但也许宗旨是相同的，即为了更好地认识迁移者的内部构成，更加深入细致地展开研究。

关于如何利用地方志中的家谱资料，何炳棣提醒研究者要注意不被这些据说拥有确切资料的家谱所愚弄。首先，一个移民家族要在新地方发展起来，通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考量是否已经变得显要到载入方志的程度。其次，地方志中所载的移民大族只是占了移民群体中的极少部分，这些数据比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人口的迁入和迁出。[4]总之，我们要充分运用地方志资料及田野中所见到的家谱资料，但在解读时一定要有怀疑的精神。族谱的记载并非历史事实的真实反映，而只能称为历史记忆和记录。

谈及族谱等资料问题，傅衣凌先生的贡献极为突出。他大量使用当时学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资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为后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傅衣凌先生提出的“乡族理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福建乃至华南农村社会研究的指导思想。梁方仲先生同样重视土地契约等资料，他通过对与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有关的实物票据文书的考释，为后人指出一条从官方数据出发，逐步深入揭示社会经济事实的路径。陈春声、刘志伟等人秉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述和实践。其学术旨趣或许可以借用下述表达：“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整体历史的关怀之中，努力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理解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现象，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认同，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5]

利用族谱和档案等资料研究移民是可行的，但也会受到资料多少和覆盖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如果既能够利用将要研究的社会中的族谱和档案等资料，又通过具体而细致的田野调查收集丰富的访谈资料，那么对移民及其所在社会的认识会深入很多。笔者正是在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后，再佐以民间文献和档案等资料，将二者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笔者在对区域社会中的移民进行研究时，要从宏观方面考量制度背景——这是前提，但更重要的是从微观方面展开细致的描述，侧重于对特定区域内移民群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等方面的描述和解释。

对移民个体，不仅要关注“人”，还要关注“移”。《人口迁移》一书强调了迁移的差别性，“差别迁移系指具有不同之社会、经济、人口等特征的个人或团体在迁移行为或迁移率之不同。研究差别迁移相当于研究迁移的选择性，而迁移的选择性指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或在某种住处环境的人会比一般的人更容易迁移”。[6]但在具体论述中，该书作者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仍然流于笼统、表面的论述。关于迁移影响的视角是从人与地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是对人的影响，指的是对迁移者本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地方的影响，包括原居住地和目的地。对迁移者的影响是组成、传播、人口及行为反应、社会组织的影响——无根性；对原居住地和目的地的影响包括人口、经济、政府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区位分布的影响。

就小江地区的移民情况来看，清代早期迁徙来的第一批移民与清末民国时期迁来的移民的确存在差别迁移。第一批更多的是自发主动迁徙而来。清朝雍乾时期清水江流域得到了开发，木材贸易和其他商贸活动都在此契机下得到了蓬勃发展，由此吸引了江西、湖南、安徽等地的商人溯江而上。小江的“江西帮”主要是在这种情形下迁徙的。“湖南帮”迁入的时间总体上要晚于“江西帮”。小江地区的移民在迁入后，就组织了移民组织——江西会馆与湖南会馆，积极去改变所谓的无根性，并对小江社会已有的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即使是关于个体的移民，其迁徙行为是否就如口袋里的一个个马铃薯似的独立，移民是否建立社会组织来改变他们被认为的无根性？对移民社会组织的探讨甚为重要，透过移民的组织，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移民社会的演变过程。这一研究视角将移民的个体性和社会性有效结合起来。

何炳棣指出，明代政府的强制移民（包括军事垦屯）直到明末都存在，自发移民虽似有规模，但相比于清代和近代的省际移民则相形见绌了。换言之，清代自发移民相较于明代，其人口数量和规模都要显著许多。虽然明代官方史书未提及人民自动的移民，而且自发的移民绝大多数是零星的、未见记载的，但这种移民形式“却可能比官方主持的移民对农业开发区的扩展，作了更大的贡献”。本书即立足于村落视野，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深入民间、深入地方社会，探讨自发移民在迁入地建立的社会组织。

移民迁入后，影响了已有社会的结构和运行。研究移民，应当考察他们的社会组织，以及对社会具体层面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最初的含义为以祭祀土地神为中心的地区性团体。[7]陈宝良认为，会与社起源虽有不同，意义实可归趋于一。“会”有聚合、汇合之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赵世瑜亦对社有一概括：所谓社，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基层聚落，也是上古以来的聚落或土地之神，以后又延伸发展成为乡村的基层社区组织，同时，又演化成为按职业、爱好、年龄、阶层、性别以及特殊目的等结成的群体。[8]陈宝良亦从社会史角度为会社研究提供了三个维度，分别为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与社会学中的“社会”，传统会社与社会分层，社团与社区。研究会社，脱离不了其所在的区域社会环境，亦不能将参与成员排除出去。本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采用了会社研究的另一角度，即会社与当地多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

会社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而普遍的一环。旗田巍于20世纪30—40年代所调查的河北沙井村，其村工会组织的成员主要为会首，会首的选出又与家族系谱和拥有的土地数紧密相关。费孝通先生对云南称为“賩”这一类似于钱会的信用互助组织调查时发现，其组成以朋友及乡党为最多，姻亲次之，宗亲则很少。[9]此外，亦有不少关于会社研究的文章。[10]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村落层面的社会组织，从“会”的组合到会首的形成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会社在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呈现了复杂的地方性特色。

想象的共同体强调主观的心理认同。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都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却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11]何炳棣认为会馆加强小群观念，削弱大群意识。他强调会馆是地缘组织，与同一地方的其他地缘、业缘组织接触，发生关系，谋求共存共荣，但这一接触的结果，未尝不有助于窄狭畛域观念的融消和大群意识的产生。[12]全汉升研究中国行会制度时发现某些行会统治市场。[13]就小江而言，其移民建立了市场，移民所建立的会馆既加强了内部的小群意识，也促进了小群与大群的接触与联系，并进一步促进小群融入大群之中。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之到来，借助万寿宫这一共同体，进入了区域社会生活中，并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会”体现了人以群分的意识。不同形式的“会”往往因其功能的不同而凝聚不同范围的人群。“会”在乡村社会中涵盖的范围究竟有多广，是否以村落为基本单元？在西方民族学发展史上，曾有过德奥“文化圈”与美国“文化区”等理论与方法，这些是学者建构的一种分析框架，与祭祀圈和信仰圈有很大区别，后者是实际存在于台湾汉人社会的组织。

清水江沿岸多元的“会”作为具体的社会组织，是否同祭祀圈、信仰圈与市场圈等概念有可比性，它们之间又是不是存在差异之处？祭祀圈概念最先由日本学者冈田谦使用，指共同奉祀一个主神的民众所住之地域。施振民和许嘉明推动了台湾汉人祭祀圈的长期研究，后来加盟的林美容则对祭祀圈与信仰圈做了区分。林美容通过对草屯镇汉人信仰的考察提出，每一层次的祭祀圈反映一个地域性的共同团体，此一团体以村庄为基础，其范围或在聚落内（同姓聚居），或在村落内，或数个村庄联合，甚至大可及乡镇范围。超镇域的大型神明会地域组织或许可以用信仰圈来表示，祭祀圈则体现了传统汉人社会以聚落为最小运作单位之融合与互动过程。[14]施坚雅则以四川平原为基础，建构了乡村社会生活以市场为主轴的假设，而且将市场分为初级市场和中间市场。[15]

相比于祭祀圈、信仰圈与市场圈，清水江下游地区的“会”承担起了区域社会生活的纽带功能，为乡民提供了活动空间，虽然没有受到村落范围的局限，但也并非任意涵盖无限广阔的地域空间。

通过研究移民的社会组织，我们对移民这一群体的把握无疑会深入很多；对移民具体行为和活动的描述，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移民的活动尤其是商业性活动，例如清代江西籍商人在贵州由木材贸易而展开的诸多活动对当地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就小江而言，移民曾经很重要的身份是商人。李德甫提到，明代商人最初是随“开中法”[16]的实行出现的山陕盐商。“商人输粮于边地入仓，得一定盐引，以引领取食盐，在制定区域内返销获利。但一些制度阻碍了商人的经营和发展。返销于各地之间为行商，坐贾居于城镇中为‘市籍’。外地人户要在城镇中居住、经商，须到官府登记并得到许可，这叫‘占市籍’。无市籍，不许开店营业，且遭逮捕治罪。这一点也许影响到了移民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择。此外，明代商税制度、商役制度增加了经商成本和风险。”[17]

商人群体及其组织是把握市镇结构的重要方面。陈忠平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商、闽粤商人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还对山陕商人、洞庭商人在江南市镇中的布号和布庄进行了专题研究。[18]桑兵将商民罢市与清末城镇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相联系。[19]樊树志认为，在市镇经济结构的运行中，客商、牙行与脚夫是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20]唐力行则考察了近代商人群体的形成、地域分布、经营活动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经济的变迁及近代商人自身的变迁，并指出权力结构对商人的双重影响。[21]黄启臣主编的“中国地域商人丛书”对各个地域的商人展开了研究。[22]傅安辉则就清水江流域的木商文化论述其现代价值。[23]

小江和清水江在清代迎来了来自江西、湖南等地的商人。这些商人的到来对区域社会的运行、商贸活动的开展、地方社会结构的调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帮五勷”是清水江流域的主要木商，对明清时期整个清水江干支流的木材采运影响巨大。木商的身份在清水江流域的地方性经验中是可以变动的，他们带动了小百货商的兴起，其辐射范围广大。清水江流域的木商建立了社会组织，影响了区域社会结构。小江地方社会中的江西帮与万寿宫即是突出个案。愈加独特的是，小江社会的商人与移民身份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区域社会中建立了村落和市场。

市场的建立和成形是江西籍移民和湖南籍移民在小江地区的重要之举。小江地区的这些移民同时也是商人和小商贩。

人类学家对市场尤其是经济活动十分关注，其研究视角因地域和人群的不同而多元化。有学者对交换双方的互惠行为，甚至建构互惠网络的行为加以强调。但如果忽视具体的社会场景，一味强调互惠，很容易忽略掉其中存在的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争夺，容易使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的丰富多彩的交易活动简单化。

施坚雅以四川平原为基础，分析乡村社会的集市，并推论中国农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不是村落而是集镇社区。市场不再仅仅是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买卖货物的场所，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小传统”的基本载体，成为乡村社会活动的基层空间。施坚雅由此建立了市场体系理论，他根据地貌以及市场阶序，将中国传统的经济地理划分为九个宏观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明显的边界，而且由都市核心与边缘腹地建构出功能上的整合体系。[24]市场体系理论或许存在诸多缺陷，与山区集市的状况有所冲突，并且无法解释市场的起源，却开创了一种透过市场来研究区域社会的思路，而集镇社区的研究对社区研究无疑是一种推进。

萧凤霞基于对小榄菊花会的研究，指出施坚雅忽略了市场是在一个社会分化、获得权力的机会不均等以及充满文化歧视的社会脉络里运作的。[25]傅衣凌对传统中国墟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与萧凤霞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指出乡族势力对于集市交易起到了严格的控制作用。[26]陈庆德提出，“市场”一词在两个话语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表达：在日常语言的层面，“市场”意味着商品交换的时空场所；在理论分析的层面，“市场”则是一种创造交换环境的制度复合体，是对特定经济运行形式的表达。[27]

本书在描述和解释市场时综合上述思路。小江的区域性集市联结了天柱县的汉寨场与锦屏县的王寨场，这三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阶序区分，核心与边缘如何体现，对于小江社会结构的影响如何？此外，小江这一区域性集市的建立与移民的进入以及区域经济的开发有莫大关系。在集市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权力是如何分配的，集市权力与社会运作的格局是否一致，这些都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笔者认同施坚雅对市场与乡村生活在某种程度上相重合的观点，但与他以及研究江南地区、提出市场等级论的学者相比，笔者更关注的是市场的贸易活动对区域社会的型构以及对地域文化演变的影响。通过对小江集市的研究，笔者发现，小江地区的集市虽然建立在村落中，却是先有集市才有村落，而且该集市并不适宜于简单的初级市场或中级市场的划分，它将村落与集市联系起来，在区域社会发挥着枢纽的作用。或许可以如此表述：小江集市作为商品买卖场所固然重要，但它更是移民群体的活动空间，也是区域社会商贸活动的空间。

关于乡村经济活动与集市的研究，其成果颇为丰富。首先，研究的地域范围囊括了长江流域和珠三角流域、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涉及甘宁青、河南、山东、山陕等省份。其次，研究视角非常多样化，主要侧重于集市类型与集期、发展与变迁，不同时期与不同地域的墟市，集市与集市圈和乡绅豪民等。[28]

全汉升于1934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可谓首开先河，他将庙市作为定期市之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分析了定期市的日期、与附近村落的关系、牙行与课税等问题。此外，山根幸夫、刘石吉等都曾发表有关中国集市的研究，[29]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更是成为明清市镇经济学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不同学者关于市镇的研究侧重点有所区别。邓亦兵对市镇的概念进行了精细的辨析；[30]樊树志尤为关注市镇网络以及市镇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31]单强则将近代江南市场体系从层次机构上分为农村集市、乡镇集市和城市市场三种，并选取了庙会与茶馆交易、市场经纪人等独特的研究视角。[32]市镇成为他们研究的单元，制度层面的内容有明显涉猎，这些为笔者的集市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80年代，日本研治明清史学者森正夫等人率先提出“地域社会论”，他们考察了作为商业流通结合点的市镇之兴起、市镇与水利交通、江南以市镇为核心的生活圈，以及相应的祭祀等问题，并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隆盛，构成了特殊的地域社会。这一论断深刻点明了集市在地域社会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在小江地区的田野调查中也明显感受到，小江区域性集市的建立，对这一地域社会的建构以及地域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地域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看待集市活动，有着很强的解释力。陈春声和刘志伟则提出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非市场导向和整体市场活动的非经济导向。[33]

市场的多样化、婚姻市场、信贷体系，影响了群体关系与地方文化，例如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杜赞奇的文化权力网络，台湾学者的祭祀圈与信仰圈、婚姻市场理论以及区域性文化变异等。婚姻市场理论和区域性文化变异范式目前仍是对台湾汉人社会研究得出的地方性经验。庄英章和武雅士曾就台湾汉人婚姻形态的分布情形提出婚姻市场的假设。台湾北部地区自1860年以后经济作物兴起，吸引单身男性移民的迁徙，造成性别比的差异，收养童养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童养媳婚现象凸显。这是一种婚姻形态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假设。区域性文化变异的存在基于三种假设：一是历史文化的假设与解释，二是环境适应的假设与解释，三是族群互动与文化接触的假设与解释。[34]这是一种对区域社会研究的理论提升，至于其是否能应用到其他地方，则有待检验。

通过组建社会组织、参与商贸活动，移民对迁入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极大影响。移民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怎样来把握？是对原先社会的整合还是对社会结构有所改变，抑或加入了新的文化因子？陈其南的研究显示，移民导致台湾社会发生质的变化。他指出，台湾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所发生的变化，一是居民由以移民为主转变为以移民的后裔为主，二是社会结构由以不同祖籍的地缘关系为主的组合转变为以宗族关系为主的组合。在此基础上进而强调：“土著化”或“内地化”的模式都不够确切。清代台湾社会发展模式是双向型的，而不是单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另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由此把移民社会转型后的台湾社会称为“定居社会”而非“土著社会”或“文治社会”。[35]

关于移民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陈孔立关于台湾移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个案。他指出，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是：“一是在人口结构上，除了少数先住民以外，多数居民是从大陆闽粤两省陆续迁移过来的移民，人口移入增长较快，男子多于女子，后期有所缓解；二是在社会结构上，按照不同祖籍组合，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社会的上层多是豪强，其他居民多是佃户、工匠，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都较简单，游民在社会上占有相当大比重；三是在经济结构上，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则较发达，农业产品的商品率较高，城镇商业和海上贸易相当发达；四是在政权结构上，官府的力量比较单薄，无力进行有效的统治，广大农村主要依靠地方豪强进行管理；五是在社会矛盾方面，官民矛盾和不同祖籍移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掩盖阶级矛盾；六是在与母体社会的关系上，在感情和传统上较密切，但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教育方面和母体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36]由此提出一个关于清代台湾社会发展模式的“初步设想：是双向型的，而不是单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陆社会，一方面日益扎根于台湾当地”，[37]即他所称的“定居社会”。总之，他将台湾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论述。

陈孔立对台湾社会移民现象的论述，侧重于结构分析，不论是人口、社会还是经济，都上升到了结构层面。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南方社会明清时期的移民，在区域间有共性也有特殊之处。以贵州地区的情形简单举例，清水江流域的移民社会内部是丰富多彩的，因地理区位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移民特征，而且商业和农业色彩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分布不同。在中国南方社会，简单地以结构来总结，有可能抹杀了地方社会的特殊之处。

牛建强的《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一书，即研究移民导致的社会变迁。该书在两个方面可供参考，一是有关明代前期“流民”的身份及原因探析，二是对明代中后期工商业人口流动的论述。牛建强考证明代最早的群体流民问题出现于永乐、宣德年间以苏州府、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流民出现的原因则主要是赋税及税外附加的重荷还有基层社会的动荡，而且苏杭地区的重赋和基层社会的矛盾较其他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较早产生流民。分析这一时期流民的成分，有民户、军户、匠户及灶户，“社会受压阶层均含括其中”，占主体的则是民户和军户。[38]关于人口流动的条件，牛建强从政权层面、政策层面、经济层面等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明代前期封建基层政治体系的松懈，明代中期后市镇集墟体系的复兴，明代中期后南北农村经济普遍介入市场网络。作者所提及的工商业人口流动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工商业人口的地域性流动，二是深层意义上的职业转换，比如农业雇工的出现。此外，作者认为“商人大都滞留于流通领域，进行滚雪球式的扩大经营”。[39]这些对笔者思考移民的生存颇有启发，有助于从户籍制度层面来考虑。

《从档案资料看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迁移流动》一文运用了个案的方法，无疑是细致的，分析了迁移流动者的职业构成，即其身份职业既呈现多样性，也显示出较高的集中性。该研究侧重于经济因素，“十八世纪中后期人口迁移流动的主体是具有经济性质的，民众想借此获得新的耕作、务工、经商等机会”。[40]之后，作者统计了各个职业的构成。佃工和佃农所占比例最大，还有少部分自耕农，这些农业领域的迁移流动者占62.89%，是迁移者的主体。位于第二的是商贩和店主，占18.67%，从事非农职业的还有工匠、脚夫、教读和兵丁等。流动人口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群体即乞丐，占5.09%。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8世纪中后期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时期，而人口的迅速增长是这一行为活跃的主要动力。当然，土地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没有土地使人失去了固着于一村一地的束缚，流动意识较易产生。乡村社会中的经济与市场等有着特殊的角色，作者从总体的制度层面来论述，显得空泛，主要是缺乏鲜活的个案资料，而这些个案则可以通过我们的田野调查观察到。

作者利用的档案资料涉及20多个省份，南北皆有，但在进行统计时，作者只是将各个职业的总人数相加，而忽略了省份之间的不同。很明显，在其关于“迁移流动者的身份职业”的表中，其他省份基本是雇工人数最多，而贵州是商贩人数最多，因此作者在谈论迁移者的职业时忽略了地区这一空间因素，没有看到不同地方社会之间的差异。该文认为，“根据个案资料，十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迁移流动仍是传统色彩很浓厚的行为。表现有三，一是以农业活动为目标；二是单身迁移流动占有较高比重，表明心理上还有较强的‘安土重迁’意识；三是工商性迁移流动以个体负贩和靠手艺为人做零工为主要形式，在迁移流动总体中所占比例不大”。[41]

笔者认为上述结论的性质以及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方式有待商榷。单就18世纪中后期黔东南地区的迁移而言，更多是以林农和林商为主，小商贩也居多；就个体迁移而言，尤其是省际的长距离的冒险，考虑到便利、住处等因素，个体比举家可能更容易。笔者在田野中就发现，很多移民都是个体先外出，待大致安定下来后将原居住地的家人接过来。至于以农业活动为目标和工商性流动所占比例不大这两点无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正如笔者前面所述，该文忽视了地区间的差异。就清水江流域而言，很多移民从事的是商业活动，甚至出现“三帮五勷”这些大商帮，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该文同样提供了思想的火花，其“流动人口的大量存在也说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清代社会有较高的自由度”，[42]移民与自由就这样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对明清社会的认识也有了新见。

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伴随着区域的开发，移民的历史可谓区域开发的历史。人类学的村落研究，研究地域虽在村落，但胸怀中国，其视野是宏观的，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区域性的。“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要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43]中层理论的提出，或许是在理论层面对这一学术旨趣的概括。由罗伯特·默顿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在整体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一类与特定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概念体系，颇有区域研究的味道。

结合文化同地理环境，从村落扩展到区域，再从区域回到村落，应用这种村落研究的方法，是否能够认识整个中国社会？E.利奇在其1982年出版的《社会人类学》中就《江村经济》的这种研究方法提出两个问题，而费孝通先生于1990年“缺席的对话”给予的回应中提出了类型比较的方法，即可以用类型比较的方法通过一个一个社区的调查来逐步接近于认识社会的全貌。[44]社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调查的单元。社区研究在吴文藻和费孝通诸位先生的倡导和实践下进入中国，进而用于深入了解乡土中国。林德夫妇的《中镇》被认为是社区研究的金字塔，这缘于其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现代城镇社区研究，开创了社区综合分析的先河。[45]

王建新总结了最具整体性指导意义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模式，共三类六种：以中国各地上古文明的形成、分布和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区系类型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以从古到今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动态为研究对象的民族走廊和文化板块理论，以当今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分布、特征及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文化类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文化类型理论。[46]

“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是对山区环境的精彩概括。民族走廊的提出，源于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三次重要讲话，其主题是检讨过去民族调查及民族研究存在的缺乏整体观点和宏观眼光的缺陷，进而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需要从整体上把握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主张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并通过划分地理及民族板块的方式，进一步引申全国民族大格局的构想。[47]“走廊”的概念由此应运而生。民族走廊是在整体上提供的一种富于动态感和联系性的研究视角，对多民族聚居区内的历史文化有极大的解释力。目前学界关于民族走廊的研究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多点民族志这一方法则是针对研究对象，选择不同的点进行比较研究。这些视角和方法的确立，对于我们在村落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视野、关注更广阔区域内的文化提供了借鉴。

在笔者看来，既要坚持整体观，又要挖掘地方性特点。区域的存在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由空间分布差异而形成的地理区域；另一种是研究者选择的区域，主要基于文化方面的考量，如乡土文化区域，指存在于居民心目中的一种区域观念，该观念也为区域之外的人所承认。[48]张应强点明：“在区域垦殖开发这一历史过程中，人群作为历史的主体，其活动及互动关系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不仅应该充分认识人群的活动及其互动关系，而且把人群的身份差异放在一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主观与客观、内在自我与外在认识相互作用的动态中来加以把握。”[49]

鲁西奇在江汉平原的研究中，将水利区域分为四个层级，即以台、墩（即有人居住的堤段）为主体的“居住区域”，以“垸”为主体的“生产区域”，多个垸联合协作的“协作区域”，以及由干堤环绕的“生存区域”。[50]美国历史地理学家克拉克认为研究应贯穿于整个时间序列的空间变化，他特别强调这种区域或空间变化的连续性。邓辉据此强调区域研究的空间与时间属性。[51]蓝勇提出在区域历史研究中讲求尽全时空和人地互动。[52]

依笔者拙见，地理区域与研究者选择的区域实在不能简单地进行二元对立，地理区域是人们展开生活与生计活动的重要空间，是前提与基础。研究者即在此基础上，探讨所谓“感觉文化区”的建构过程，空间与时间则成为这一建构过程的重要经纬度。小江作为一个区域社会，有着内在的独特性。从微观意义而言，小江社会内部有江西街这一移民村落，有四个龙姓村落，还有一个王姓占多数的村落，中心与周边纵横交错；从宏观意义而言，区域性集市的建立，使小江与周边的九寨、王寨、天柱县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地域范围涉及广泛。从民族互动与民族关系方面来看，小江区域社会更是富有特色。清代以来，以“客家”身份进入的商人群体在小江社会入住，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他们成为侗族，对生存资源与利益的争夺使得这些身份区别愈发突出。不论是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还是从地理与人文建构的角度，抑或是从民族互动的角度，小江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区域社会。

由于对文字的重视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考量，小江社会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族谱与契约。如何应用这些民间文献，刘翠溶的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路。通过访谈，并辅以族谱、契约以及分关文书等资料，或许一方面可以研究小江社会一定时段内的人口流动与通婚范围，另一方面也可对小江社会的移民研究提炼出新的视角与方法。至于小江社会应当如何定性，是土著社会，还是文治社会，抑或是定居社会，这并不是笔者要探讨的问题，而社会内部居民的构成、社会结构的组合原则的变迁以及地域文化的演变则成为问题的重中之重。

上述关于区域垦殖与开发过程的研究，提醒笔者自觉关注小江社会的人口迁徙与变化、不同群体间的互动与联系。在小江区域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现实是移民与坐家并存。移民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是如何逐步展开并完成的，作为移民的商人其身份有无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移民与坐家之间的身份差异与互动关系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入住权是移民在迁入地生存的一项重要权利，其获得的过程也是人群接触与互动的过程。科大卫针对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型，提出在宗族与地域社会中必须引入“入住权”的概念，农村就是有入住权的群体，村民就是有入住权的人。[53]萧凤霞在研究水上人（疍民）的时候，已经意识到“水上”的概念其实是反映他们没有入住权。萧凤霞还以小榄菊花会为例，指出其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54]刘志伟则指出珠江三角洲沙田的开发，牵涉到定居和户籍问题，并将人群划分为“埋边人”与“开边人”两类。[55]他的这一论述将地权、户籍与身份区分灵活地联系在一起，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论断是否适用于小江区域社会，值得深入研究。至于如何深化区域研究，陈春声认为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提出要特别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56]区域研究脱离不了对区域文化的探讨。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一书描述了“地域文化”的叙述框架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试图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建立一种逻辑，证明“广东文化”的存在，[57]是对地方文化进行整体概括的一种尝试。

李安宅认为文化象征体系的接触，必须在历史的过程中去寻找；对某一具体区域而言，我们可以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该区域的“复异”文化之间先后的“地层”关系；这些文化间先后的关系之一，即形式和内容之间袭用或置换的关系。笔者把这种袭用或置换理解为一种结构意义上的关系。

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提出，不仅要了解文化是如何安排事件的，也要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文化又是如何被重组的，结构的再生产是如何变成它的转型的，将历史引入了结构中。[58]

从自在到自觉，这一过程同样也适用于区域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名称之形成。对名称的赋予和区分深刻反映了人们的分类意识，这种意识的宏观体现即对民族的划分，而其微观体现则是在日常社会生活领域中对一定区域内自身以及周围人群的划分。[59]群体的分类意识广泛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群之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指代群体的等级与地位，暗含了不同的存在秩序或者是阶序。法国学者杜蒙的《阶序人》一书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杜蒙对印度卡斯特[60]现象的分析围绕阶序展开，而非一般关注的各个卡斯特之间的互相隔离与互相孤立。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与其独到的方法论意识是分不开的。杜蒙的论述从研究方法和认识论方面启发读者更为仔细、审慎地理解田野点所发生的细小事件以及人们的分类意识，从而避免简单地将其划归到某一类型中。他的这一认识论体现在对卡斯特的定位上，他认为：“如果我们像很多当代的社会学家那样，心满意足的借用我们自己社会的标签，把卡斯特制度看做只不过是‘社会阶层’的一种极端型式的话，我们的确还是能够记录到不少有趣的观察和见闻，但是我们也就必然的排除了任何可以充实我们的基本概念之可能性。”而在研究方法上，杜蒙批判了走捷径的比较研究，即那种认为：“只要采用像‘社会阶层’这一类的概念，只要把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类似现象抽离出来，安放在同一标签底下，就算大功告成了。”[61]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试图对田野中发现的当地人对“坐家”与“来人”不同人群的灵活、有流动范围的划分进行详细刻画，避免将其简单地定义或归类。虽然这可能使论述显得模糊，却很好地保留了其特殊性。杜蒙对卡斯特现象所进行的阶序视角的分析，提示笔者在研究区域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时，并不停留在关注两个对立人群的名字本身，纠缠于名字之定义层面，而是力争透过现象揭示名称所反映的社会阶序，分析区域社会内人们对秩序的理解，及其所折射的特殊的分类形式与分类心理。具体而言，笔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小江社会“坐家”与“来人”的定义方面，而是深入探讨这种区分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探讨这一定义背后所指代的分类心理甚至是当地社会的观念体系。

不同区域社会对于人群有不同的分类标准。E.利奇通过对缅甸北部卡钦人的研究指出，卡钦人与掸族的分别，是因为卡钦人主观认为有此区别，而非他们与掸族间客观的种族或文化差异。[62]利奇在此指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社会人群的界定与分类，是应该根据外来观察者的客观角度，还是依据这些人的主观认同？

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解答便成为族群认同的不同理论，即客观特征论与主观认同论，而主观认同论又进一步细分为工具论与根基论。无论是客观论与主观论，还是根基论与工具论，都不是完全对立而无法兼容的，[63]尤其是在解释移民现象时各有其便利之处。麻国庆也曾在讲课时提到：华人一方面是情感性的，另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在一个地方的生存适应力很强。情感性与工具性因素往往并存于人们的分类意识中，在运用时会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无疑，分类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乡村社会中的人通过对不同群体的划分，建立了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关系格局。“关系”与“类别”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的两个重要概念。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中人群的关系有独到的研究。潘光旦先生认为，“伦”字表示的是条理和类别，是关系；人伦包括人的差别与人的关系。[64]费孝通先生受“伦”的影响推己及人，发展出了解释中国乡土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在这一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65]人们通过对各种群体进行关系远近与亲疏的划分，确立不同的联系网络，进而加以分别对待，这成为乡村社会人群的基本行为方式。对中国乡村社会人们内在的分类观念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乡村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村落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方式。

上述有关群体的认同与分类，不同群体的社会关系及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等研究，为笔者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解释小江地区的移民与已有土著人群之间的关系，分析“坐家”与“来人”这两种对立的身份区分及其所指代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参考，有助于笔者深入分析为获取入住权而发起的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人群的划分与群体边界的形成。

但是，笔者的研究视角与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本书选取区域社会中的移民、区域集市的建立、地方性知识在文化和心态层面的具体表现，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来阐述小江地域文化的演变。在叙述的过程中，将社会的传统与文化的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

区域是人的区域，有人活动才有意义。小江作为一个区域，生活在其间的群体被赋予“侗族”身份。侗族按语言的分布划分为南侗和北侗，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已有的研究显示，南侗的文化符号有萨岁信仰、鼓楼、风雨桥、如行云流水般音律的侗族大歌等，而北侗则有玩山、巫文化等。关于北侗的研究，社会组织及木材贸易等方面是重要内容。杨学军阐述了北侗文化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从横向看，北侗文化板块是楚汉文化和苗侗文化的交接地带、碰撞焦点，汇聚了历史上“五溪蛮”各民族的主要文化因子；从纵向看，北侗文化沿沅江而下和楚荆文化连成一个脉流，逆沅江入舞水、渠水、清水江、巫水，与苗侗文化形成一大板块。[66]

费孝通先生讲到山区的特点：中国的山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西南山区。山区的特点就是交通不便，甚为封闭，使中原地区不同文明的各民族进入山区后得以在那里保留下来。费孝通还列举了蒙古族以及在“民族识别”过程中遇到的壮族的情况，说明一个民族集团内部各部分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他强调，没有一个民族内部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相互可以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的实质也很复杂，各个民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体，有待进一步研究。费孝通认为民族研究要深化，要更加深入地考察民族的分合变化，并从这个角度去看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怎样从很多地方不同民族的集团慢慢结合起来，由许多小的民族逐步融合而成。“当然，有时候也会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分分合合的历史过程。可是怎么分，怎么合，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我把它叫做‘分合机制’，即包括了‘凝聚’与‘分解’两类过程。”[67]分分合合，小江的移民与坐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是复杂的。

关于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调查，较早如老一辈人类学家吴泽霖先生，在民国时期就深入这一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并发表了《炉山黑苗的生活》《贵州少数民族婚姻的概述》《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等一批学术影响深远的调查报告和研究。[68]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该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以及1983年的“六山六水”调查，也先后形成一批重要的报告，如《侗族社会历史调查》《锦屏魁胆侗村发展林业生产的基本经验》等。此外，近些年来，有关侗族的研究专著，如潘年英等人编著的《侗族文化研究》、傅安辉等人的《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都对侗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研究。

笔者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侗族聚居区，其中却有明显的主客之分，而且皆为“侗族”的背后，是共性与差异性并存。小江是北侗地区，笔者无意去总结北侗的特征，而是透过区域社会内部在经济活动、节日与信仰等方面，同样是共性与差异性并存这一特点，阐述小江社会的人群构成与地域社会演变。

经过上述学术梳理，本书试图兼顾江西街村落的特殊性与小江作为一个区域社会的现实存在，考察这一区域社会内的经济生活与市场贸易，进而探讨移民与坐家共同作用下地方文化的演变。对移民的研究，具体追溯了区域社会自发性移民在河边经商的特点——与上山成为佃户有所区别，试图有所创新。同时，对移民村落的考察，与区域开发背景和区域集市的建立相结合。小江区域集市的存在，是与已有的关于明清时期江南等地的集市研究完全不同的个案，即村落集市与区域集市双重身份的存在。正是在考察了移民的到来与入住、区域集市建立之前后的基础上，指出了小江社会多元一体的文化，并且论述了地域文化演变的过程，在其中暗含了小江人的生存行为选择等关怀。

本书在人类学脉络下展开对移民的研究，详细描述了移民作为商人在区域社会中的商贸活动，包括集市的建立以及不同人群的社会组织、关系变化等。在上述角度之下，对包括移民在内的小江区域社会的研究，其意义与价值便得以凸显。第一，结合村落研究与区域研究，对江西街移民村落和瓮寨等坐家村落进行深入调查与了解，挖掘小江六村的村落关系与格局。与此同时，关注区域社会的运行，观照周边极有影响的九寨、王寨、天柱等地区，努力呈现小江区域社会型构的过程。第二，区域性集市的建立与发展对小江社会的型构产生巨大影响。在研究小江区域性集市时，既关注到其在区域社会中的阶序体系、与区域经济开发的关系，又关注到区域集市与社会结合的内在联结力量。重要的是，本书提供了一个移民如何在西南民族山区建立集市的鲜活案例，提供了乡村集市起源的个案。第三，对于移民的研究，入住权如何获得是切入点，其生存策略是内容，而在区域社会中如何与坐家“和而不同”则是最终关怀。移民的身份转化也值得一提。

三 走进田野：贵州小江

小江河水长又长，山多田少不收粮。子孙代代当柴汉，不到五月就挖芒。

小江是个好地方，又出木材又产粮。大小荒山像大海，穷乡变成米粮仓。

这两首歌谣明显形成了对照，却揭示了小江地区至少自清代以来的诸多关键性细节，也可看作两种社会的对比。卖柴是木材贸易兴起前小江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挖芒笆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小江人贴补口粮的重要手段。丰富的木材，一度深深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小江的面貌。

1.地理与人口

小江位于锦屏县城西偏北，土地总面积为28平方公里，辖六大村落，1987年小江至锦屏县城的公路修通。作为九寨[69]中的第二大寨子，小江同九寨一起自清雍正年间起向官府纳粮附籍，被编为黎平府东北路[70]，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民国前期小江属三江九寨团防总局九寨团防分局管辖。自1943年开始属锦屏县三江镇管辖，被编为第十保和第十一保。1953年始设小江乡，1992年撤区并乡建镇后隶属锦屏县三江镇至今。

小江整个地势走向是：自东北九重坡山脉由北向南经三凉亭、二凉亭、大凉亭，逐渐下降至清水左岸（江西、坪地、龙塘、圭腮、城关），平秋山脉由高到低起伏分别降至清水江左岸（菜园、赤溪坪）和小江河右岸（龙啦、皇封、新寨、甘寨、瓮寨）。

小江地区虽在河边，但境内也有几座较高的山峰——也可以称为山坡，如九重坡与难王坡。九重坡在小江东北，距县城5公里许，与天柱县相接，海拔892米。山上有清咸丰年间黎平府为抵御天柱姜应芳起义军而设的战壕遗迹。难王坡在小江西北，海拔625米。

小江既是一条河流的名称，也是一个区域的统称。作为清水江下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小江又名邛水、八卦河、大步河，发源于贵州镇远县，流经三穗、剑河两县，然后由锦屏县西北部平秋镇入境，依次流过平秋、魁胆、小江，在王寨[71]汇入清水江。作为一个区域的统称，小江自上游开始依次包括瓮寨、江西街、坪地、新寨、甘寨和皇封六个村落。小江隶属于锦屏县三江镇，位于锦屏县城西偏北，其四至分别是：东接三江镇，南和西接九寨之一的魁胆，北接天柱县。

锦屏县以苗、侗和汉族为主，而小江则是侗族的聚居地，即俗称的北侗地区。侗语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南北方言的划分正好以锦屏南部侗、苗、汉族杂居的地带作为方言的分界线”，[72]由此分为南侗和北侗。北部侗族地区，主要指位于锦屏的九寨侗族。“九寨侗乡一条岭”，九寨是指锦屏西北部的彦洞、瑶伯、黄门、石引、高坝、皮所、平秋、魁胆、小江九个大的村寨及其诸多附属小寨（但有人也将今锦屏县城所在地王寨包括在内）。因其地形多为高山，海拔多在600—800米，当地民间习惯用“高坡”一词来代指九寨。历史上九寨是一个大的款组织，而其下每一个大的村寨及其附属小寨又形成一个小款。清代后期保甲团练在推行过程中，与当地的传统款组织有了一定的互动和整合，而在地方社会运行开来。数百年来，锦屏县内的行政区划已经变更多次，但九寨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至今为当地人认同。但小江，看似已不在其中了。

侗族，自称“更”或“腊更”，苗称“故”或“的故”，汉称“侗家”或“侗人”；文献书之为“伶”“峒人”“峒蛮”“峒苗”，或泛称为“苗”；[73]新中国成立后定称侗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侗族总人口为296万人，是全国人口超过200万人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之一；在贵州，侗族人口有140多万人，占全国侗族人口的47.3%，而黔东南的侗族人口占全省侗族人口的86.23%。

在锦屏县三江镇侗族聚居的村寨中，“小江六个村侗族比例最高，在1958年9月进行民族人口统计时，侗族为100%；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在小江公社六个大队的总人口2136人，有苗族11人，汉族5人，多为外地嫁入的女性；1990年7月1日第四次人口普查小江乡六个村总人口2450人，有汉族9人，苗族8人，在几十年间侗族人口始终保持在99%以上，这在镇内是不多的。其他村寨侗族均在90%左右”。[74]

小江地区以龙为主要姓氏，瓮寨、坪地、新寨和甘寨，可以说是龙姓村落，而皇封虽以王姓为主，龙姓也占到1/3左右，江西街则被称为“杂姓村”。姓氏是我们深入理解小江社会的重要途径（见表0-1）。

表0-1 小江六村的姓氏分布

2.小江六村的社会经济生活

“八山一水一分田”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促使侗族人民在经营稻田农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山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早先他们主要是从事对原始森林的采伐以及对丘陵地带的经济林种植。随着汉族发达地区原木价格的上涨，以及侗族地区原始森林的资源的锐减，逐步孕育形成了特有的人工用材林业，从而使侗族形成了一个林粮间作的经济生活特征。”[75]人工林业的基本经营特点是以开山植树、封闭监管、伐木集运来获取货币收入。侗族人工用材林业的形成，有赖于两大传统：一是对宜林地的家族公有制，二是跨家族、跨地域的盟约组织——“合款”。现在小江地区以外出务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也有少许打工返家青年开始在小江地区开展养殖业，或者凭借在外学到的技术到锦屏县城涉足加工业（见表0-2）。

表0-2 小江六村土地利用

瓮寨村位于三江镇西北部13公里处小江河畔右岸，依山面水，北与江西街、坪地两个村相望，东邻新寨村，西南与平秋镇魁胆、平翁两村相接，西抵天柱县石洞镇摆洞村。瓮寨原寨址在半山坡，侗名“懈×”，后下迁于一临河的山脑上，侗语称“寨×”。也因原先此地多竹，又名竹子坪，后名“瓮寨”。瓮寨下辖瓮寨、苗江坡、沙马三个自然寨，五个村民小组。吴姓最早在此开寨。各姓氏遵循同姓不通婚，但有陪娘亲、随娘亲的婚俗。村人早在清代时就注重人工栽杉，善于经营。村中有一批承接木排放运的人员，有资本的人家则直接购木材水运到下游洪江等地销售。2005年瓮寨村上游200米外，建有股份制民营电站1座，装机容量1890千瓦。

坪地村位于三江镇西北部，小江河左岸，距县城12.5公里。东与新寨村隔河相望，南同江西街紧邻连片，西与翁寨村苗江坡相接，北界天柱县地良村。坪地因住地平坝而得名。因居住地地势较低，紧邻小江河，民国后期曾先后遭受洪灾和火灾，损失惨重。此后，为避洪灾和火灾，部分农户分散到盘干、仁部等坡地建房居住，村寨由居住密集型改为分散型，形成了一个大集中小分散的村寨格局。1998年停止商品性木材采伐后，在管护好现有林木的基础上，近年来，村中竞相发展见效快的经济果木林，集中连片的金秋梨有0.5公顷，杨梅、板栗2.6公顷。

新寨村位于三江镇西北部的小江两岸，距县城12公里。东邻甘寨村，南界平秋镇平翁村，西接瓮寨村，北抵天柱县地良村，辖新寨、小寨、平爬三个自然寨，两个村民小组。新寨是清代中期由原住瓮寨的龙姓村民搬到此处形成的新寨子，故名。新寨村内生态环境保护较好，风景林木一片葱茏，有数百年的樟、枫、栗等古树20多株，高大参天，枝繁叶茂。过去民房集中拥挤，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发生两次重大火灾，损失惨重。为避免拥挤、防止寨火发生，现今农户多已疏散而居。2001年三江镇农技干部欧阳家洲在新寨河滩办养鸭场后，带动农户将养鸡发展成特色，家禽养殖发展较快。为解决交通难、过河难问题，1989年新寨村与皇封、翁寨等6个村用出售“三八”林场活立木款修筑了皇封村至江西坪地的通村公路，此后又出售集体林木集资10多万元修建了新寨通江西坪地跨江石拱桥。

江西街村位于三江镇西北约12.5公里，小江左岸。东与坪地村房舍相连，西南与翁寨村隔河相望，北靠苗江坡。兴修的皇封至天柱县石洞、摆洞、皎洞、勒洞的县际公路穿村而过（坪地至天柱县石洞等4洞）。江西街历史较早，明代时称三合，因多数村民祖先来自江西，其住地后来成为街市，故名江西街。江西街作为移民村落，在1950年前以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为主，所拥有的土地和山林的面积都要小很多。

甘寨村位于三江镇西北部，距县城10公里。东接皇封村，南与平秋镇平翁村相接，西北邻新寨村，北与天柱县地良村交界。皇封至江西街的通村公路穿村而过。甘寨，侗语称“懈×”，意为所居之地如瓮形。20世纪60年代曾改为“湘坪”，1982年复称甘寨。甘寨村辖甘寨、转水湾、平岩三个自然寨，四个村民小组。全村有龙、吴、向、杨、蒋、王六姓，其中甘寨有龙、王、吴、向四姓，转水湾住龙、王二姓，平岩住王、龙、蒋、杨四姓。

清代中后期，甘寨盛产蓝靛，村民多以蓝靛为主业，道光时有靛塘四十多口。九寨、天柱等北侗地区人多集中于此，买蓝靛用于侗布浆染。每年开春后，村人选择潮湿阴凉及土质肥厚的地段种植蓝靛（植物），八九月份收割浸泡，制成蓝靛。至今在宁朝溪还有多个泡制蓝靛的靛塘遗迹。除农业生产外，林业历来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村现有村办集体林场1个，面积80公顷；组办林场2个，面积5.3公顷；联户办林场1个，重点发展经济果木，栽板栗8公顷，现已挂果销售。

皇封村位于三江镇西北部，距县城7公里，小江河从村前流过，锦彦公路从寨右侧通过，由坡脚向坡腰弯拐上沿，皇封至坪地公路由寨中穿过其境。该村东邻龙啦村，南抵平秋镇高岑村，西与平翁相接，北连甘寨村。辖皇封、圭顺绿、圭布三个自然寨，六个村民小组。村民有王、李、龙三姓，王姓来自天柱县江头寨，李姓来自平略留纪村，龙姓来自天柱地坝邦寨。皇封之名，因江而得。清代前期小江名王封江，因寨子位于江边，故名王封，侗语称“王红”，后演变为今名。该村历来农业和林业是主要收入来源，盛产水稻、黄豆、洋芋。林业经营较早，清代中期，村民即重视造林育林，承揽木材放运，做木材买卖。1951年，在三江镇注册登记的木业工商户中，皇封有两户，有专业排运工人6人。20世纪70年代皇封与翁寨、江西街、坪地、新寨、甘寨村在小江公社的组织下，在九重坡联办了“三八”林场，造杉333公顷。有村办林场两个，面积100公顷。境内2004—2005年建成鱼塘、晶鑫两座股份制水电站，总装机容量3100千瓦（见图0-1）。

图0-1 小江内部空间位置示意

四 研究方法、思路与框架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是通过参与观察，获得对所研究社区或村庄的详细资料，撰写一个全面完整的报告。人类学的研究并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而是努力去阐释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它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76]笔者在研究方法方面同样注重去解释而非单纯描述研究对象的社会活动及其观念体系，而且将所研究的村落同整个区域背景相结合，关注其在整体社会中的位置。从2007年暑假第一次到小江展开田野工作起，比较成规模的前后有四次，每次在村里住几个月。当然也借田野工作坊和其他一些机会到过南部侗族地区、高坡九寨，以及锦屏的苗族和汉族地区，在反复的比较中深化了认识，对小江地区的特点有了更加立体的感知。通过长期的访谈和不定时召开的座谈会，尤其是长时间的田野体验，不仅收集到大量的民间文献和访谈资料，而且对小江地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反复的长时段的田野为笔者带来了数不清的田野故事和亲身体验，虽然如此，仍总觉不够，尤其博士学位论文撰写完成后，每次去到田野往往只有几天时间，越来越有一种把握不住的感觉，曾经那份认为已经掌握并熟悉小江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并能够深刻感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的自信越来越动摇。

具体来看，本书的研究方法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运用民间文献。

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之一即对民间文献的重视。契约、碑刻和族谱等皆为重要文献。族谱作为民间文献的一种，其意义越来越为学者重视，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样化。简美玲利用贵州苗胞的家谱研究苗语的混声及界限。[77]运用族谱研究移民也是可行的路径。族谱的意义，不仅是记忆的载体，而且是民俗生活的记载、社会生活的组织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笔者在田野中收集到小江六村20多部族谱、500多份契约以及6份明清时期的碑文。这些资料是笔者在田野中看到并拍摄下来的，反映了当地社会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对资料的分析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并且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力图揭示研究对象自身有意或无意遵循着的文化逻辑。

本书所依据的资料既包括观察和访谈所得到的口述史和笔记，也包括在田野中见到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族谱、碑刻、分家文书、判决文书等。笔者收集了小江诸多人物的生活史与故事，作为重要的口述资料加以应用。而有关小江六村山林田土买卖的契约，江西街张、吴等姓氏的分家文书以及小江同天柱县的官司文书等也成为本书研究所依据的珍贵资料。

第二，将民间文献的阅读与田野调查的进行密切结合。

在田野中收集文献，同样在田野中阅读文献。首先，在具体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得关于当地村落历史与人群活动的口述资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有了深刻的体会。其次，田野调查中探寻到的有关人们买卖山林田土的契约以及分家文书和家谱等历史文献资料，成为理解当地社会的重要线索与背景。在解读资料的调查过程中，笔者联系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的口述资料，结合小江具体的社会场景进行解释。同时，将田野点置于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更广大的区域体系中，综合考虑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区域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影响。

研究思路是以时间作为主轴，同时也不忽视空间的因素，在此基础上首先对小江社会自清代陆续迁徙而来的移民进行过程的梳理，尽可能理清移民迁徙的原因和路线，同时也关注从小江迁出的人群，包括来了又走的移民。其次，即对移民活动的考察。将移民作为整体看他们与小江坐家的关系，探讨移民群体内部的关系分类，以及作为个体的移民所进行的具体活动。最后，在前述基础上深入考察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组织，相应地考察小江坐家的社会组织，与之对比研究。移民与坐家在不同时间内的接触与互动过程同样很重要。这一过程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小江地方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是否有所变化等，这些问题也需要思考。

在对移民社会生活以及移民与坐家互动过程的梳理基础之上，本书试图展示清代以来小江区域社会在不同人群的互动中、在经历不同的时间和事件后，如何得以型构，并探讨地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受到影响，又有了哪些方面的演变。对过程的描述和阐释显得尤其重要和有意义。在研究阐释之时，时间的脉络贯穿始终，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在章节的安排上完全按时间顺序，而是在阐述问题时，时间感很重要，理清事件的顺序也很重要。同时，地点感也是重要坐标，对主题的阐述既考虑其时间顺序，也参考其地域空间。

综合考虑研究对象和主题，结合问题意识，研究的框架安排如下所述。首先是需要对区域背景有所交代。为什么小江地区的移民从清代早期开始陆续迁徙而来？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了解该区域开发的历史，也很有必要去了解移民进入前该地区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因此，在结合问题意识回顾了有关移民和市场等方面的研究后，第一章即努力展现小江所在的区域社会的“大历史”。小江不仅是清水江的重要支流，而且是区域社会中的一个款组织，是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明清王朝对黔东南地区的开发、对清水江河道的疏浚带来了木材采运，使得小江也享有了江河之利。与此同时，小江作为九寨之一，以小款与合款的形式与王寨一起承担了夫役，参与到区域社会的运行中。在这一段“大历史”中，小江地域社会共同体已经存在，而且受区域开发背景的影响，参与到广泛的社会体系中。

了解了“大历史”，即对区域开发及其所带来的商贸活动以及移民进入前小江地区的社会结构有所认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小江内部是怎样的一种状态，移民进入后对小江已有村落的影响如何。第二章重点展现小江社会内部的村落关系，以及移民进入后这一地域共同体的演变过程。小江社会的雏形即龙姓坐家的出现，使母寨与子寨渐次成形；皇封及同属龙姓但颇为疏离的坪地的进入；瓮寨在某种程度上可谓小江社会最大的坐家，甘寨和新寨则是从瓮寨中分出来的；皇封村以王姓为主，通过与甘寨“打老庚”而定居；坪地虽以龙姓为主，但与瓮寨并非同一公的后裔，在小江社会处于边缘的地位，村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之后移民的到来及移民村落的建立，更是深刻改变了小江区域社会结构。移民获取入住权的过程亦充分体现了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权力分配。

考察了移民进入小江后所导致的小江内部包括村落关系在内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后，对移民本身的社会行为和个体活动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第三章即讲述移民在小江建立集市、参与小江社会生活，而且带动了专业化生产村落的出现。这一章的内容包括一个山地市场的起源，其亦是小江社会很重要的特点，即以商人和手工业者身份出现的移民及乡村集市的建立。从三合场到江西街，河边场从田坝变为花街，这一过程展现了小江集市的渐趋成形，也体现了移民与坐家之间的互动。小江集市的开创与发展，与整个流域的木材采运关系密切，同时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这一区域性特点一方面体现在周边的高坡——九寨，以及与天柱县毗邻地区的民众都来赶小江场，另一方面则通过连接起汉寨场与王寨场得以显现。在集市与木材贸易的双重带动下，小江地区的专业化村落开始出现，而且社会内部出现了多样化的信贷方式及多元化的市场。

对移民的经济生活进行考察，移民群体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得以凸显。第四章通过会馆与民间“会”的存在，深入探讨小江地域社会多元化与延续性的社会结构。会馆作为移民的社会组织，以地缘为纽带，将区域社会内部不同祖籍地的移民整合起来，并提供了祭祀与协调冲突的功能。清代普遍存在于清水江流域的“会”，其形式甚为多样，甚至突破了村落范围，鲜明体现了区域社会运行的特点。“会”与会馆充分联结了社会内部不同抑或交叉的人群，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不论是移民村落的建立，还是市场的成形，又或是移民组织的建构，这些方面的内容都伴随着移民与坐家之间的不断接触，有合作也有冲突，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资源成为移民与坐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而“水”即围绕村寨流淌的小江河本身是重要的资源，它还带来了其他资源，比如鱼和电力。第五章以水资源为切入点，看区域社会内部的变化。随着木材贸易的开展，河道成为清代清水江干支流的重要资源。区域空间里的人们将河道划分成段，并以村落为单位对管辖区内的河道享有诸多权利。是否有资格管辖河道，本身即代表了区域社会运行中某些权力的归属。就小江流域而言，其上下游的河流分段问题，既是资源的争夺，也体现了不同的村落关系，更是区域社会内部的一种自我调控。因此，由河段的划分探讨区域社会的规范系统，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

正是通过上述描述和解释，问题得到层层解决，小江社会的变化也逐渐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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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剑雄将移民性质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并归纳了五种移民类型和特点：自北而南的生存型移民，行政或军事手段的强制移民，从平原到山区、从内地到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牧业民族或非华夏族的内迁或西迁，东南沿海地区对海外的移民。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2] 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

[3] 本书编写组编《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4]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

[5]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6] 廖正宏：《人口迁移》，台北，三民书局，1985，第4—7页。

[7] 追溯社的源流，陈宝良认为社的含义大致有五种：（1）社是土地之神；（2）社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3）社是指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4）社是指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5）社又可指行业性团体。在陈看来，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较为广泛，但在某种意义上，社与会可并称。陈将会社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军事型、文化生活型等。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第1—6、21页。

[8] 赵世瑜：《明清华北的社与社火——关于地缘组织、仪式表演以及二者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麻国庆：《“会”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

[10] 郭莹：《“帮会文化”略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日根：《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宋德剑：《试论客家民间社会保障：以众会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马新：《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第5期；彭德玉：《“社”之浅探》，《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史江：《宋代传统宗教会社综述》，《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于云瀚：《古代城市中民间社、会的基本特征》，《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周扬波：《宋代科举会社》，《云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张波：《山东秘密会社初探（1912—1945）》，《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许国：《宋代秘密社会初探》，《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4期；郭英德：《明代文人结社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等等。

[1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7页。

[12] 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第1—10页。

[13] 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14] 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62期，1987年，第62页。

[15]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6]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招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17] 李德甫：《明代人口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95—96页。

[18] 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陈忠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布号和布庄》，《江淮论坛》1986年第5期。

[19] 桑兵：《论清末城镇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0]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嘉定县为中心》，《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

[21]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

[22] 包括黄国信、黄启臣《货殖华洋的粤商》，石峻《江通天下的晋商》，顾红亮、徐恬《双峰并峙的浙商》，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石峻、金国正《纵横宇内的苏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

[23] 傅安辉：《论清水江木商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

[24] 〔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明的城市》，叶光庭等泽，中华书局，2000。

[25] 萧凤霞、刘志伟：《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6] 傅衣凌认为，墟市中的一切活动，像度量衡制、商品种类、贸易习惯以及运输权等，差不多都受到乡族势力的严格控制，而不得独立、自由的发展。参见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

[27] 陈庆德：《市场体系的生存基础与文化产品的市场进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28]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如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陈丽娟、王光成《明清时期山东农村集市中的牙行》，《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田广增《河南省农村集市等级体系》，《殷都学刊》1998年第6期等，成果颇丰，不一一举例。

[29] 山根幸夫『明清華北定期市の研究』汲古書院、1995。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载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0] 邓亦兵：《清代前明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31]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说与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2] 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

[33] 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有关市场机制的论纲》，《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4] 庄英章：《历史人类学与华南区域研究——若干理论范式的建构与思考》，《历史人类学学刊》2005年第4期。

[35]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第58页。

[36]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2003，第52—53页。

[37]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第58页。

[38] 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第110、123、129页。

[39] 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第347页。

[40] 本书编写组编《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第350页。

[41] 本书编写组编《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

[42] 本书编写组编《明清人口婚姻家族史论：陈捷先教授、冯尔康教授古稀纪念论文集》。

[43] 费孝通：《社会调查自白》，知识出版社，1985，第29页。

[44] 费孝通：《缺席的对话——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读书》1990年第10期。

[45] 沈关宝：《中镇：社区研究的金字塔》，《社会》1996年第7期。

[46] 王建新：《宗教文化类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新探》，《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

[47] 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3期。

[48] 张伟然：《区域研究的新走向笔谈》，http：//www.zisi.net/htm/ztzl/kjx/2005-06-13-29264.htm。

[49] 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第9页。

[50] 鲁西奇：《台、垸、大堤：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区域的形成、发展与组合》，http：//www.zisi.net/htm/ztzl/kjx/2005-06-13-29264.htm。

[51] 邓辉：《区域研究的新走向笔谈》，http：//www.zisi.net/htm/ztzl/kjx/2005-06-13-29263.htm。

[52] 蓝勇：《区域历史研究应有新的理念和现实关怀——区域研究的新走向笔谈》，http：//www.zisi.net/htm/ztzl/kjx/2005-06-13-29264.htm。

[53] David Faure（科大卫），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nn New Terriwnies，HongKong（《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乡村》），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54] 萧凤霞、刘总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1期。

[55] 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56] 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57] 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

[58]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40页。

[59] 如广东地区的汉人与疍民，彝族内部的黑彝、白彝、阿呷和呷西四个等级群体，美国的白人和黑人，印度的卡斯特等。

[60] 杜蒙对卡斯特的定义是：“卡斯特体系是把整个社会区分成很多世袭的群体，这些世袭群体之间以三项特征互相区分同时也互相关联：隔离、分工和阶序。”参见〔法〕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79页。隔离指的是在婚姻和接触上隔离；分工指每个群体在理论和传统上都有一种专业，其成员只在一定限度内能脱离该专业；阶序指的是把各个世袭群体按照彼此高低次序排列起来。从人群的特征来对不同人群进行区分，更好地阐明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区别，这为笔者论述小江地区的人群分类提供了启发。

[61] 〔法〕杜蒙：《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第56—64页。

[62] Edmund 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ngland，Norwich：Fletcher and Son Ltd.，1964，pp.285-286.

[63]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20页。

[64] 郑也夫：《评〈乡土中国〉与费孝通》，《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16日，第6版。

[6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7—30页。

[66] 杨学军：《“北侗”文化研究之我见》，《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年第Z2期。

[67] 潘乃谷：《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68] 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

[69] 九寨是黎平府东北路一个较大的款组织。所谓款组织，是一种基于地缘关系、由村寨之间就共同的利益或事务盟誓合款而构成的民间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按地域范围大小及统属层次，可分为小款、中款、大款和联合大款等。

[70] 东北路十四寨为：归弓寨、得脑寨、平敖寨、张化寨、王寨、茅坪寨、平秋寨、石引寨、高坝寨、皮所寨、鄙胆寨、黄闷寨、小江寨、苗白寨。

[71] 王寨即现在锦屏县城所在地。清朝清水江木材采运中，王寨与茅坪、卦治三个寨子一起轮流值年当江，被称为“内三江”，王寨也因此被称为“木头城”。

[72] 冼光位：《侗族通览》，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223页。

[73] 张民：《侗族史研究述评》，《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

[74] 数据来源于笔者田野调查期间阅读到的三江镇志初稿。

[75] 潘盛之：《论侗族传统文化与侗族人工林业的形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76]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文物出版社，1999，第19页。

[77] 参见简美玲《清水江边与小村寨的非常对话》，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