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旅游发展道路探索的回忆与思考[1]

一 旅游：政治解析

——新中国成立后头30年旅游功能的确定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新中国就受到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疯狂围攻与封锁。为了打破封锁，结交朋友，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新中国，理解新中国，宣传新中国和支持新中国，于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接待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主的中国华侨旅行社和接待国际旅游者的中国国际旅行社等机构和体系相继建立起来，当然，那时的旅行社多是各级政府的外事接待机构，并非真正的商业机构，政府赋予这个体系的任务就是服务于政治，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入境旅游，不刻意追求经济收益。当时旅游外事接待被称作“民间外交”或“人民外交”，为国家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为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与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很显然，在那个历史时期，这一决策是正确的、明智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旅游发展方式与很多发达国家又有着很大的差异，经常被视为“非常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方式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实践证明，旅游的政治功能会贯穿整个国家旅游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旅游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和亮点。这是因为，旅游是人类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产物。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其发展过程时，往往非常重视影响这一活动的经济元素——旅游行为产生的动机、旅游活动的外部条件及其经济影响等，然而，在现实中，促进旅游发展的政治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旅游发展的政治影响更受关注。政府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而旅游发展的政治目的则是国家政府所期待的，旅游政策设计的基点往往偏重政治，也许，不一定明确地用政治的语汇来表述。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国际旅游如此，国内旅游也是如此。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会是这样。

二 旅游功能演进：从政治转向经济

——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

对新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无异于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与深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原有模式，随着国情的变化与发展的需要，政府赋予旅游的功能开始从政治转向经济，这个转变经历了一个艰难漫长的时间，经过了多次激烈的辩论与探讨。面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局面与新问题，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提议下，1987年，将“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课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旅游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该课题由时任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即后来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2]教授领衔，研究队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前身）、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家旅游局的人员联合组成，设立了18个子课题，动员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的上百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调查研究长达3年之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研讨活动，还专门组团到日本考察，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后，国家旅游局的撤销）为课题研究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明确旅游的功能、制定国家旅游发展目标与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政府的旅游发展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这一国家社会科学的课题研究是对中国旅游发展在理论创新和战略制定方面的重大突破，其中孙尚清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课题研究，绝对不是挂名，不仅拟定了课题研究计划和方法，而且参与了主要的实地考察和重要的研讨活动，提出了该课题总报告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个。

——旅游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旅游业是一种文化-经济事业。对我国现阶段旅游业性质的表述，就应当把“文化”和“经济”的次序加以调整，必须说它是一种经济-文化事业。

——旅游业本身是一个产业群体。

——旅游业可以作为适度超前发展的产业加以培育，这个“超前”包括发展速度超前，发展水平超前，人才培养超前，但“超前”要“适度”，不能盲目超前；全国应根据各地资源状况区别对待，也不可能是所有地区一律超前。[3]

虽然旅游经济功能被政府确定，但是这个功能的重点和体现形式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与延伸。最初，确定了要充分发挥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市场优势，积极发展入境旅游，以赢得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外汇收入，暂不发展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突出发展旅游赢得外汇收入的经济功能；后来，为了更好地平衡地区经济与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国务院及时调整了工作时间和假期制度，较早地实现了一周双休制度，并创造性地设置了为期一周的长假期制度，这主要是刺激国民消费，促进国内旅游发展，并适当地控制出境旅游发展，逐渐改变了只为赢得外汇收入单一目的的旅游经济功能，从而使旅游产业逐渐形成，其促进与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的作用日益显现。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家谨慎地放开出境与出国旅游，并以独特的形式先进行试验，后有序地逐渐展开，使国际旅游从以往的只有入境的单向流动开始出现有入也有出的双向流动。当时积极开放边境旅游和有计划地开放港澳游与“新马泰游”（即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泰国的三国游），也是一种尽量减少外汇流出的举措。

三 旅游功能重新定位：经济+民生

——国务院2009年41号文件出台之后

国务院发布的2009年41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是中国旅游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文件首次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功能定位，这个定位既重视其经济功能，“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又重视民生，把旅游业确定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这表明旅游本身应当具有产业和事业的双重功能。很显然，“坚持以国内旅游为重点，积极发展入境旅游，有序发展出境旅游”的旅游发展基本原则，更加突出了国民旅游，即公民的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尽量比较全面地满足公民的基本旅游需求，这也和整个国家经济的全面提升、外汇紧缺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国情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国务院在文件中提出的“培育成”是个目标和方向，这说明它还不具备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实事求是地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大国，旅游业恐怕难以担当支柱产业的重任。旅游是个产业集群或部门，旅游业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或者说它是否真正是个产业，这在国际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关于旅游产业经济贡献的评价有着诸多不同的衡量方式。而且，在现实中，除一些微型国家（像新加坡）或岛国（如马尔代夫、塞舌尔、巴哈马等）之外，几乎没有经济发达的大国确定它为支柱产业。当然，旅游业的独特优势和带动作用是公认的，但也不宜把它的作用无限放大，要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所存在的制约与风险有所认识。

在国家旅游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更要重视它的事业功能，要以人民为中心。如果旅游发展只讲产业，只追求经济收益，一味地向“钱”看，显然是有偏颇的。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门票经济”顽疾难消与近些年“房地产绑架旅游”盛行不衰，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四 世界进入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新时代

——全球旅游发展的未来趋势

从全球旅游发展的过程来看，虽然说旅游业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欧洲，但大众旅游的出现，还是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旅游的发展轨迹与影响，可以从联合国发起的年度旅游主题年的活动略见端倪。在过去的50年间（1967～2017），联合国共发起过三次年度“旅游专题年”活动。

——1967年的“国际旅游年”（International Tourist Year）。发起这一活动，联合国首次确认“旅游是人类活动中基本的、合乎需要的一项活动，应受到所有人和所有政府的赞誉和鼓励”。这一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促进全球旅游发展动员令。联合国还强调“国际旅游，不仅从经济角度看很重要，从社会、教育和文化角度看也很重要”。为配合联合国的国际旅游年活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专门制订了一个全新的计划，建议世界各国，通过优先开发旅游项目，把文化资产变成经济资产。文化旅游收入的增加将刺激经济发展，并将能够提供维护古迹和其他珍贵文物的手段。这个计划认为，文化旅游是经济发展中尚未开发的财富。

——2002年的“国际生态旅游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Ecolourism）。这次活动以鼓励世界各国通过开展生态旅游来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其实，当时“生态旅游”概念刚刚提出，是“可持续旅游”的代名词，其重点在于保护自然环境。也就是说，联合国已经开始关注旅游发展的多重重要影响，在关注旅游发展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在这些领域出现的负面影响。推出这个主题显然是个重要的警示。

——2017年的“国际可持续旅游发展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ustainable Tourism for Development）。联合国在确定这个主题年时，特别强调重视旅游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效益，强调旅游业不仅引领经济增长，还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加强环境保护、保护不同的文化遗产、加强世界和平的目标。因此，通过对旅游业“精良设计和精良管理”，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到这个时候，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政治家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了共识，这一发展模式成为未来世界发展必须要全面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战略，千年大计。同样，作为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旅游业，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与战略，通过这一活动，希望能进一步端正和强化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作为联合国负责旅游的专门机构，自1980年到现在所发布的所有年度口号中，直接涉及旅游经济的数量很少，更多的是强调促进国际和平与和谐发展、保证公民的旅游权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主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联合国专门机构对全世界旅游发展关注的重点和走向。

五 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全新概念

——中国旅游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早在20多年前就提了出来，而后不断完善，从最初关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理念扩展到社会环境的优化与和谐。从总体上看，旅游的经济贡献固然重要，但旅游快速发展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越来越多元化的影响更受关注。多元化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大类，而不再是最初所强调的单一积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一个领域，还体现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而且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

作为世界旅游大舞台上的后来者，中国有着更多的国际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并在自己旅游发展40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积极实施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国家之一，在旅游发展方向上也早已明确了坚持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战略，制订了明确的实施计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的旅游发展道路一定会沿着可持续旅游发展方向前进，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有能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来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旅游发展道路。这一观点，习近平主席已有多次清晰的表述和论断，提出了许多具体谋划与举措，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共知的。

六 关于近年来入境旅游发展的反思

——旅游发展的国策、资源开发与市场营销

在过去的40年间或更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走的是一条非常规的旅游发展道路，以发展入境旅游开始并在较长时间保持着优先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逐渐兴起，中国旅游开始跨入常规发展的轨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进入21世纪，中国旅游发展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出现了全国重视和全民参与的新高潮，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公营还是私营部门，都把旅游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自2008年以来，中国旅游市场出现了“两高一低”的局面，即国内旅游与出境旅游增长居高不下，入境旅游低速徘徊。在全球经济发展低迷、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的环境下，中国出境旅游逆势而上，成为全球国际旅游振兴的重要力量。作为结果，国际社会对中国旅游的关注点也随之发生了逆转，从“中国旅游”（即将中国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转向了“中国旅游者”（即将中国作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旅游客源国）。

（一）关于“将入境旅游作为国家旅游发展应坚持长期国策”的认识

对于2008年入境旅游高潮之后出现的较长时间低迷，虽然可以找出许多客观原因来解释，但是，这个局面的形成，也与政府对入境旅游地位认识的偏颇和主观上的努力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应当回避的。因此应当反思，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坚持将积极发展入境旅游作为长期国策。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理由之一是，只有入境旅游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因为国内旅游是财富在国内不同区域的流动，出境旅游是国家财富的外溢。无论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发达，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不应当放弃积极发展入境旅游的努力。这应当是个定律。

理由之二是，一个国家的旅游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入境旅游上，入境旅游不仅能使国家财富增加，而且还能有效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因此，发展入境旅游不仅是个简单经济问题，也不仅是个国际旅游平衡问题。

国民出境旅游的规模与速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国民或部分国民的富裕程度和消费意愿，毋庸讳言，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民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旅游需求满足程度等方面的缺憾。

因此，无论国家如何富强，无论何时，都不应当放弃或削弱国家入境旅游发展的努力，越是在外部条件不利的情况下，越应当强化国家营销和对海内外入境旅游相关企业在政策和财力上的支持，这一点不应动摇和质疑。从世界范围来讲，只有极少国家（如日本）在特定的时期、为了特定的目的，曾制定过激励公民出境旅游的决策，但都不会作为国策长期坚持。

（二）一些旅游资源理论存在误区与误导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旅游资源理论”存在缺陷，在很多情况下，背离了资源与市场相互依存的特质，不承认旅游资源的无限性和多变性。经常用资源自身的特定专业价值取代资源的旅游价值，过分强调各类所谓资源种类和数量的多寡，有人曾提出中国人均旅游资源偏低的论述，忽视了资源在旅游开发中的有效性。实践证明，相关资源种类和数量的多少，并不是旅游发展成功的决定因素。这一偏颇源于我国旅游发展早期的旅游资源普查和评价标准体系的设定，使很多省份或城市背上了沉重的“旅游资源”包袱，忽视了对市场需求的关注。

“旅游资源理论”的缺陷又导致“资源导向”的陷阱，影响着旅游规划的编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产品的开发。一些地方，在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时，经常以一个脱离市场需求的标准、资源类型和数量的多寡去闭门造车，认认真真地盘点所谓的丰富资源，轻描淡写地分析市场需求潜力，在没有明确目标市场的认定下，大手笔地设计大项目，大投资，大开发，搞大旅游。因此，“产能过剩”问题在我国旅游业发展中不仅存在，而且是相当严重的。

一直以来，旅游规划领域存在浓郁的浮躁风，文本洋洋大观，印制奢华诱人，内容越来越空泛，同质化越来越突出，评审越来越形式化，不少旅游规划的有效性令人质疑。建议旅游规划主管部门对一些地区近些年来编制规划的情况进行一次专项研究，对旅游规划的有效性做出真实的评价。

（三）非传统旅游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发展旅游只着眼于有形的传统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对我国现存最普通、最丰富、最能体现中国文化和具有广阔旅游市场需求的基础性资源，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甚至没有真正把它们当作旅游资源去开发。

例如，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或者说教育旅游资源），这样的资源在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以及德国、法国等国家，都被开发成最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有的国家称作“语言旅游产业”），而且是非常成功的，这种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一个方面。澳大利亚的统计显示，近些年来，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旅游市场，其中参与教育旅游的人数和消费占整个中国赴澳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以学习语言为主的教育旅游所占比重最大。而我们常以按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标准为由，现在入出境统计中把留学生排除在外。这样做或许有利于国际比较，却在实际上忽视了教育旅游在中国的重要性，或者把这个市场屏蔽在旅游部门和业界的视线之外。在这方面，似不应只是为了和别人比较，忽视统计在制定旅游政策和战略中的作用。

再如，最具人文关怀和吸引力的探亲旅游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去对待，这个市场巨大，包括新老移民和那些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护照持有者和他们的家人，第三代移民的汉语教育和寻根问祖活动，无论从政治、文化、教育的角度，还是从经济的角度，都是重要且潜力巨大的市场。仔细想一下，在我国，无论是入境旅游还是出境旅游都是从探亲旅游开始的。很多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吸引探亲旅游都是它们长期坚持的重要策略，这些游客逗留时间长、重访率高、外汇流入量大和促进民间文化和经济交流等都是这一旅游的突出特点，而在中国则更加突出，尤其是远距离入境旅游市场的潜力更大。

还有，中国食品旅游的开发不到位，尤其是对最能体现中国民族文化并为普通百姓世代喜欢的大众食品及文化重视不足，一些深受海外游客喜欢的传统风味小吃和街头摊贩往往会因各种各样的理由受到屏蔽。实践证明，食品文化对入境旅游者很有吸引力。境外的华人通过开设餐馆已为国际市场对这一产品的认知降低了门槛，而境外与国内餐饮品种和技艺又存在巨大的差异。更为独特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没有模糊的中餐概念，国内没有外国人心目中的中餐，而是丰富多彩的地方餐饮和传统菜肴，这些独特食品的地方特色只有在中国才能得以真正的体验。其中的浓郁乡情、亲情和文化，恐怕是欧美等国家难以比拟的。

除此之外，其他例子还有很多。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对待这些非传统旅游资源的认定与开发上，往往会显示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

（四）中国入境旅游营销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亟待提高

对于国家来说，入境旅游的市场营销是最重要的营销活动，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营销，除非有特殊的需要或目的，并不是国家旅游市场营销的责任，主要是引导和疏导。然而在我国，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国际旅游市场营销一直是个弱项，亟待改善和加强。

——在体制上，要改革现行政府职能部门包揽国家旅游形象宣传和专业市场营销的做法，应设置独立的国家旅游市场营销机构或开辟通过向专业机构购买社会服务的渠道和方式，提高市场营销的专业化程度和有效性。

——从形式上，在强化国家旅游形象宣传的基础上，市场营销的方式应当从国家对世界和从国家对国家逐渐转向地方对地方、旅游目的地直接对其目标市场，充分发挥地方营销的积极性和针对性。

——从专业的角度，要遵循市场营销的规律，精耕细作，重视市场调查，明确目标市场，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以高质量的产品守住传统市场，以创新产品开辟扩大新市场，以特定的签证与优惠政策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

（五）关注与应对“过度旅游”的挑战

全球国际旅游发展增势已有明显好转，国际社会对全球旅游发展未来的信心不断增强，在一片前景看好的欢呼声中，又传来了一个明确的预警信号，那就是，旅游发展要面临“过度旅游”的挑战。

近两年来，不少国际旅游组织和研究机构发布了相关的报告，其中包括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的《面对成功：旅游目的地的拥挤管理》[4]，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的《“过度旅游”：理解和管理超越想像的城市旅游增长》。[5]IPK发布的《繁荣还是萧条？旅游走向何方》[6]，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如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等地，连续爆发针对过度旅游的游行抗议活动，都表明这一问题的严肃性和严重性。

WTTC的报告分析了“拥挤”对目的地发展挑战表现在“异化了的当地居民、衰退了的旅游体验、超负荷的基础设施、对自然的破坏和对文化与遗产的威胁”等五大方面。IPK的报告认为，“过度旅游”不仅直接影响着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居民，而且影响着旅游者本身。这个报告引用的实际调查数据显示，过度旅游逐渐变成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并非仅仅局限在城市，越是世界著名或地区著名的景区景点，拥挤问题就越严重，而在世界受过度旅游影响最深的城市名单上，中国的广州、上海和北京均名列前茅；在旅游吸引物名单上，我国的长城最为突出。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过度旅游”现象，但也承认“过度旅游”问题也颇为复杂，在不同的旅游目的地有着不同的成因，解决起来并非易事，因此也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对待这一现象，首先要提高认识。这一问题的存在不是好事，但也并不表明世界旅游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因此，应当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制订长远规划和相关政策，改善管理理念、方式和技术，做到未雨绸缪，而不是削足适履。

应当承认，近些年来，我国旅游又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期，其热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各地政府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期望值都很高。毋庸讳言，“过度旅游”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一些时段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仅很多国民有切身的体验，一些希望从旅游休闲中寻求幸福与欢乐的人们已饱尝了难言的苦涩，而且，“过度旅游”也影响着一些国际旅游者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实施并誉为“黄金周”的长假期制度所造成的周期性、局部性的过度旅游现象值得认真研究，对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值得政府密切关注，制定出相关的应对措施。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成千上万个理由来诠释这一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却不能忽视它对自然、社会、文化、体验等方面造成的威胁和破坏的后果，这是政府和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对于这一挑战，正像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所提倡的那样，世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精心设计和良好管理的旅游”，并非统计数据的颜值。对于这一挑战的研究，非常契合本次旅游科学年会的主题——“优质旅游：共同价值与国家治理”。北京的故宫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探索，在控制访客量、创新门票预定、机制和优化游览方式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七 旅游学术研究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40个年头，中国的旅游发展已经实现了多次跨越，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学者抱怨中国旅游无实践的年代已成为历史。在过去40年间，在广泛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果，为中国旅游健康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世界旅游发展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然而，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也为中国特色的旅游发展道路明确了方向和进程。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更加光荣而艰巨，要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国旅游的发展实践，研究中国旅游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旅游发展理论，用我们自己的语言阐述清楚，这不仅能够为中国旅游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完善世界旅游相关理论体系贡献力量，在国际旅游学术界赢得话语权。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对实践的了解和分析，其任务是验证已有理论，完善理论体系，创新发展理论，而主要的不在于解释政策，更不必扮演媒体人的角色，要注意克服浮躁，沉下心来，用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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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是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旅游科学年会（2018年4月18日）上的主旨发言，根据PPT改写。

[2]孙尚清（1930～1996），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主任等职务。

[3]本部分详细内容及表述请参见孙尚清主编的《中国旅游经济研究》一书的前言。该书199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4]WTTC，Coping with Success，Managing Overcrowding Destinations，2017.

[5]UNWTO，‘Overtoursim’？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Urban Tourism Growth Beyond Perceptions，2018.

[6]ITB，Boom or Bust？Where is Tourism Heading World Trawel Trends Report 2017-2018 by IPK Intemational，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