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践知识是另一种品质的知识

（一）科技理性的学术知识生产观

在当今的学术知识生产领域，实证主义的知识生产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实证主义对科学和技术的重视代替了之前的神学中心观，成为一种哲学思潮。科技理性是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一种思维方式，认为科学技术和知识能够改善人类的福祉，因此追求建立具有概括性（generalization）、测定性（testability）、实证（verification）的科学真理、普适的理论知识。[4]在此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国家大力兴建各种大学和研究所，发展各种专业，目的是培养一批经过严格的学术规范训练的人，生产专精化、界限明确、科学化与标准化[5]的知识。

科技理性观下的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是：社会问题有通用的解决之道，解决之道可以在实务的情境之外生产出来，并通过出版、发表等手段呈现知识结果，用课程和培训等方式加以宣讲和传播，宣讲和传播就是促进改变的“行动”。[6]至于该知识能否起到有效推动改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作用，则是实践者的事情。

因此，研究者被要求使用一套严格的方法论来生产知识，如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有可供检验信度和效度的硬资料，能以清晰的推论来连接理论和资料；有可供检验结论的方法以及组织研究的理论。研究行动具体表现为从社会现象中确定问题，然后查询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制订自己的研究框架，分析资料的理论和视角，确定研究方法；然后进入田野收集资料，做资料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论，生产出知识（理论），之后寻找期刊发表、写书出版或变成培训的内容加以传播。此类知识生产的目的是服务理论知识的建构，即便是基于实践的研究，实践也被高度概括抽象，并不呈现丰富、复杂和各种张力之下的过程实践。把通俗易懂的实践经验不断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过程，最后变成大概只有研究者们看得懂的学术语言（要求语言的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此时的知识远离了实践场域，自然也无法落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活动。本来是基于实践且为了指导实践的理论研究，但对实践者们来说成了艰涩难懂的知识，书写本身成了知识传播和转化为促进改变的知识的障碍。这套知识的生产逻辑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研究者能够做，因此他们自然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实践者的实践经验永远处在被研究者总结和概括的位置上，实践者也永远是研究对象，即使是研究参与者，也只是扮演经验、资料提供者的角色。生产理论知识的权利掌握在研究者手中，研究者们使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研究者的思想和行动中，很自然地扮演着指导实践者的角色。同样，实践者们也寄希望于研究者能来指导实践，觉得“我是做事的，没有什么理论，研究者们掌握着做好实践的知识，我的实践需要他们来指导”。理论高位和实践低位、理论者高位和实践者低位的格局就这样形成并巩固了下来，尽管我们很清楚现实中研究者带着自以为是的理论很难有效指导实践和促进改变。目前，这类知识的生产在学术界占据很大的市场。

有位资深的实践者说：“我就觉得研究者和推动者不一样，我们在一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迈开第一步，立刻就会有研究者质疑：你怎么没看到那一步？仅仅走这一步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另外一些问题……我的逆反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真想对他说一句：“你来试试看！”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你们别来研究了，让我们安安静静地干事吧！”（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的成员之一）。

行动科学揭示，在实践层面，信奉的理论未必和使用的理论一致。很多时候，实践者有效推动实践的知识中有自己的使用理论（这一点在后面会详加叙述）。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明显感觉到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尽管理论可能对实践有些启发作用，但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者的实践困境。

有位从事农村工作二十年的实践者，她的经验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也出产了很多研究她经验的学术文章。在她的观念中，研究是研究者的事，她只是做事的。她说：

“研究是你们研究者的事情，我只要做就行。你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我也不怎么看，也没有时间看。大家都在写我，但又不是我，后来很多研究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写出来的东西对我的工作没有太大的作用。”（摘自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成员之一的发言）

一方面科技理性知识观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对它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著名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从女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视角批判性地继承了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批判教育学思想，她批判那种所谓真正的理论作品就是那些高度抽象化、术语化、难以理解，且充满了模糊参考文献的作品的标准和思想。她说：“与一份可以感动人心并能促使实践转化的作品相比，究竟哪一种才是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难道客观化、可以类推、引用参考文献等就是学术的唯一标准吗？”此种做法生产了“知识阶级的阶层制度”，是一种自恋、自我沉溺，试图创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的做法，以便让阶级精英的统治永存。那种对知识呈现的要求和对理论性的要求限制了经验性知识呈现的空间。真正的知识应该是大众共享的知识。[7]我国台湾地区的廉兮老师说：“我所认识的行动知识都生成于行动主体的自我觉识之中。知识的主要来源不是靠读万卷书或做论述分析，而是人们从自身实作经验的推敲与处境的回观中凝练而出的体悟。因此应该认识到社会人文的知识实是镶嵌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肌理之中。一如Maxine Greene说，‘世界，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生活过的世界’。”[8]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等人所著的《行动科学》以及唐德纳·A.舍恩（Donald·A.Schön）所著的《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实践中思考》等书中也阐述了上述科技理性思维模式下的知识观不但没有找到成功的解决问题之道，所谓的“严谨的方法论”和书写模式等的要求反而使研究本身变了味道，成了问题。因此在批判科技理性的基础上提出反映理性的实践认识论，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僵局，这一观点正好和贝尔·胡克斯等研究者的批判相得益彰。

（二）反映理性下的实践知识生产观

在科技理性知识观的影响下，实践知识一直存在但处境困窘。因为它被认为只是一堆的经验，零散而无系统和理论。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美国实践哲学家的舍恩在其所著的《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实践中思考》一书中，针对美国专业主义盛行却乏力解决社会问题的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揭示了科技理性逻辑下生产的、“被学术领域尊崇的普遍知识”之所以无法应对复杂性、多样性和独特性的社会问题，正是研究者追求价值中立、检验的严格控制、现象的精准描述等规则，从而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脱离。该书提出：实践者需要的是一种面对复杂、独特情境的社会问题的反映能力，因此在批判实证主义科技理性实践模式基础上提出了“行动中认识与行动中反映”的“反映理性”[9]的实践认识论，指认了实践者的知识生产逻辑和行动逻辑，将实践者的行动提升到科学和理论的高度，以此来解决“有效改变”的问题。

反映理性下实践者生产实践知识的逻辑与科技理性下研究者生产学术知识的逻辑不同。实践知识生产的逻辑是：实践者面临的实践场域是复杂的、独特的、不确定的，因此很难以通用的、普世的理论来解决复杂、特定的问题。复杂的实务问题需要特定的解决之道，且只能在特定的实践脉络中发展出来。[10]属于特定场域的实践经验自然无法复制到其他场域，只能被参看和借鉴。因此实践者首先要厘清问题的情境，即确定问题在怎样的脉络和情境中产生比问题界定本身更重要，因为一旦问题的情境脉络和情境发生变化，问题就会改变，随之目标、方法、策略和手段都会发生变化。只有厘清问题的情境，才可以界定问题，制定相应的目标、达成目标的策略和方法以及评估和反馈目标达成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会与行动相关方（服务对象、团队等）不断通过对话等手段检查目标、手段和结果是否一致，如果目标发生偏差，不仅要检查手段和策略是否出了问题，而且要厘清问题的情境是否发生了变化。实践者的知识是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即实践者使用了什么知识（理论）厘清问题情境、确定问题，又使用了什么知识推进问题的解决、改变的发生及结果的评估等。例如要推进一个改变，首先要基于对群众需求精准的调查和评估，恰当的视角和理念的指导、严谨的干预方法以及基于效果的检验（改变有无发生的检验、改变是否朝向要达到目标的检验、群众是否满意的检验、其他相关方以及工作团队本身的检验）等，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严谨、科学的。这难道和研究者生产学术知识的严谨度不一样吗？

实践者是研究者，研究的过程也是实践过程，两者不可分割。但实践者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写出一篇学术报告和文章，而是为了改善实务、提升实务品质、期望目标的达成和改变的产生。

实践者的知识呈现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改变过程中的内隐知识，即发生在问题分析、解决过程中的知识，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第二种是实践成果，如一个社区的改变，一个问题的解决，一本让群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影像等；第三种是用文字凝练出来的“对行动反映”的知识。实践者在实践中表现出的不是拿着某个理论去展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而是在理论和实践对接、工作者面对工作对象与环境的过程中来回辩证与反思的能力、有效达到目标和问题解决的能力，这是实践者的核心知识，也是实践者的核心能力。

在实践知识生产观中，知识隐藏在实践者的经验中（因此这类知识又称默会知识[11]、内隐知识），应用在实践过程中，以产生有效改变的形式呈现。如果要求实践者的默会知识最终用学术性文字呈现出来，意味着实践者必须进入科技理性下学术生产的逻辑，不但要懂得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而且要遵循学术书写的规范，将书写的文字发表到权威杂志上，这对实践者来说是极其难的事情。即便对于具有研究者背景的实践者也非易事，何况也没有这个必要。如果仅仅因为实践者没有用学术界所认可的规范来呈现他们的实践经验，就被注重理论呈现的学术界排斥在学术发表和会议之外，甚至连同实践者实践知识生产场也被忽视和忽略，那么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认定知识生产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改变，为何直接产生改变的实践知识就不是知识呢？

表1-1直观地显示了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和实践知识生产的逻辑。

表1-1 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和实践知识生产的逻辑[12]

表1-1 学术知识生产的逻辑和实践知识生产的逻辑-续表

从对比中看到，研究者们生产的学术知识和实践者们为了改变而生产的实践知识的确是两种不同品质的知识。但人们深受实证主义科技理性的思维观影响，认为知识生产是研究者的专利，只有出版发表的文字知识才是知识，而实践者生产的只是经验而非知识，这使得实践知识虽然存在但却处于尴尬和困窘的境地。

阿吉里斯等人的《行动科学》以舍恩的反映实践论为基础，将实践者的行动提升到了哲学和科学的高度，提出了行动科学的实践认识论和行动理论，认为“实践与理论的生产是相互依存的”，行动者产出的不只是行动（一般认为行动者只是盲目地做事），而是依据一套严谨的科学程序和知识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