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动因、重点和影响

（一）第一轮全球产业转移（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北美的转移

1.历史回顾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开启了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标志，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一时期，英国控制着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3～1/2、世界贸易总额的1/5～1/4，国内市场有限以及劳动力的不足，让英国不得不扩展海外市场。工业革命浪潮下的技术进步向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蔓延，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形成了以英国为转出国，以德国、法国、美国为承接国的第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促成了美国作为新大陆的崛起。

2.转移动因

从英国方面看，高度发达的棉纺织业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在英国内部形成了工人阶级，改变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随着19世纪20年代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加剧，无产者的人数增多，生活也更加恶化，到了19世纪30、40年代，工人运动在英国不断发展，工人开始罢工，提议加工资，提出政治诉求。英国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成本在100多年里攀升了一个台阶，政客和资本家的利益诉求渐渐发生分离，政客为了选票不得不考虑工人的意见，资本家们开始出海寻求更低成本的工厂^[7]。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首先，美国制造业基础较好且进入快速扩张期，吸引了来自英国的产业转移。在大众教育上，从殖民时期就已经开始积极推行大众教育并在19世纪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学教育体系的不断拓展，美国人口保持了较高的识字率；在产业政策上，依托汉密尔顿《制造业报告》中提出的改善交通、扩大市场、提高关税等政策，制造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美国高水平的进口关税加速了英国向美国的产业转移。此外，英国与美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纽带，可以轻而易举地同化来自英国的新观点、设备和技术。美国还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条件，如1892年明尼苏达州梅撒比岭铁矿的开发，加速了英国钢铁行业向美国的转移。其次，为了寻找新的机会，大量移民前往美国，给美国带来充足的劳动力。1880年至1920年，大量英国劳动力——如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三等包厢的乘客——开始前往美国寻找新的机会，掀起了一波劳动力移民潮，为美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1870—1913年的40多年里，美国人口从4000万人上升至9700万人，而英国人口仅从3100万人增至4500万人^[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批欧洲的科学家移民至美国。其中包括现代电力之父特斯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利奥·西拉德、“原子能之父”恩利克·费米等，这为美国崛起奠定了人才基础。最后，技术的转移带动产业竞争力的上升，并促成更多的产业转移。前往美国的移民中包括一部分技术移民，美国对这些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改良，使规模化生产成本进一步下降。以钢铁为例，美国快速模仿并改良英国的研发技术，带来进一步的产业转移，贝西默（Bessemer）炼钢法在英国取得商业成功几年后，美国就与英国签署了专利协议，该技术也被迅速推广至全美国。

3.转移重点

首先是纺织产业。1793年，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美国纺织业迅速扩张，并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19世纪50年代，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纺织业规模，每年消耗的原棉重量29万吨，美国排名第二，达到11.1万吨，第三名的法国仅消耗原棉6.5万吨^[9]。后来，原本在英国诺丁汉生产花边、丝绸的制造业纷纷在美国设立分厂，几乎整个英国的丝绸业都在美国内战后转移至美国^[10]。

其次是钢铁产业。美国内战结束后，由于铁矿石等资源的开发，相关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1892年，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开始开采，极大程度提高了铁矿石的供应。随着这些铁矿石进入市场，美国国内铁矿石的价格下降了50%，生铁制品、钢铁制品的生产成本也随之下降。作为当时钢铁制品出口第一大国的英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巨大竞争。1895—1900年，美国钢铁生产在出口中的占比从4%上升至9%，且带动了其他钢铁制品的出口，如发动机、电机、缝纫机、农用机械、印刷机，以及钢轨、管道及配件、坯料、结构钢等。1900年，美国生铁和钢产量在全球占比分别达到34%和37%。

4.主要影响

一是借助全球第一轮产业转移的大势，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制造业大国，并为后续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奠定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前，英国的制造业就已经开始落后于美国和西欧，战争加速了这一趋势。19世纪7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和北美在工业生产上超过英国，在技术上也遥遥领先。1870—1913年，英美两个国家在GDP增长、制造业占比等多个经济指标上逐渐拉开差距。这一时期美国GDP增速接近4%，英国约为2%；人均GDP方面，美国年均增速约为1.8%，英国约为1%；制造品生产总量的全球占比上，1870年美国为23%，1913年增至36%，英国的占比则从32%降至14%。

二是未承接产业转移的其他地区面临一轮“去工业化”局面。19世纪初，中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但是到了19世纪末，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冲击下，这些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被破坏殆尽。应该说，不均衡的技术变迁和全球化的影响，推动了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但对亚洲传统手工制造业造成破坏，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局面^[11]。从数据看，1820年到1990年，A7国家（Seven Ancient Countries，七大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玛雅和古埃及）和G7国家（Group of Seven，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的GDP一直占据全球80%左右。1820年，A7国家GDP占全球比重接近60%、G7国家GDP占全球比重20%左右；而到1960年，A7国家GDP占全球比重下降至不到20%，G7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则上升至约68%，并一直持续至20世纪90年代。学者将这一巨变称为“大分流时期”^[12]。

（二）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从美国向日本和联邦德国等国家的转移

1.历史回顾

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美国确立了全球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对其国内的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国内主要致力于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和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此背景下，以钢铁、纺织、日化和普通工业机械为代表的低技术密度制造业从美国向日本和西欧国家转移，其中日本更是凭借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极具竞争力的生产质效成为继英美之后的第三个“世界工厂”。

2.转移动因

一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本土产能过剩，需要对外转移。一方面，美国对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向欧洲转出产能和资本，帮助其复兴经济，并培育市场。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最后由于朝鲜战争不得不停止。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10%为贷款。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实施“道奇计划”。“道奇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稳定日本经济、平衡财政预算、抑制通货膨胀而制订的计划。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需要拉拢日本夯实意识形态阵营，以应对中国与苏联在东亚的影响，日本产业在美国的扶持下加速发展。

二是新技术的涌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1946年，为了在奥伯丁武器试验场计算弹道，美国军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台计算机占地面积高达170平方米，重量达到30吨，而运算次数只能达到每秒5000次。20世纪60年代初期，计算机的体积依然过大——为了将IBM 7090运进NASA的机房，工作人员必须砸掉机房的门框^[13]。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IBM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采用集成电路的通用计算机，计算机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折——小型化，并带动个人计算机的快速发展。这种技术的更迭，促使美国将原有的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从而集中资源发展计算机产业。

3.转移重点

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日本大量承接了纺织、钢铁产能，进而带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

纺织业。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为了推销过剩的棉花，把扶植日本的棉纺织业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内容之一。援助方式是，日本企业向美国政府借款购买美国的机器设备，然后向美国出口棉纺织品，用所得外汇偿还债务。日本的纺织业因此得到迅速恢复。1955年，在美国纽约市场上，出现了日本生产、每件售价为1美元的廉价衬衫，被称为“1美元衬衫事件”。同年，日本棉纺织品对美国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1.9倍，其中二次棉纺织品出口增加3.9倍、女棉衬衫出口增加20倍。日本棉织品在美国棉织品进口市场中所占比例从1951年的17.4%提高至1995年的54.7%，1956年则达60%以上^[14]。

钢铁产业。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日本的钢铁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1950年，钢铁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是100万～250万吨，美国多数钢铁厂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但日本只有八幡钢铁厂符合标准（180万吨），导致日本的钢铁价格比美国和欧洲高出50%。20世纪50年代，日本通商产业省开始重组日本钢铁产业，到1960年日本现代化的钢铁企业生产规模已经提高至2200万吨，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提高至700万吨。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日本的钢铁生产规模已经大幅领先美国，采用转炉炼钢法生产的钢铁占国内钢铁总产量的83%，美国这一数据仅为62%；采用连续浇铸法生产的钢铁日本的占比为35%，美国仅11%。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成本最低的钢材生产商。

汽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汽车产业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是每年20万辆。美国的汽车厂商福特、克莱斯勒、通用每年的产量在15万～20万辆之间。20世纪60年代，日本汽车厂商采用现场冲压和多条装配线的生产方式，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翻了一倍，达到40万辆，本田、丰田等企业甚至可以达到80万辆。

4.主要影响

一是日本、西欧各国完成工业化，形成发达国家阵营。从工业化的主要指标看，人均GDP方面，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1000美元，70年代达到2000美元，虽然从人均GDP的评价标准看日本这一时期处于工业化初期，但是从城镇化率看，这一时期的日本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如图1-1所示，1950年以后，日本城镇化率从40%左右快速上升至65%以上，1965年为67.9%，1970年达到72.1%。如图1-2所示，1950年，德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7.9%，1960年至1970年，德国城市化率达到71%～72%的水平。

二是对于美国来说，虽然美国在军工业和部分高端制造业上依旧令他国望尘莫及，但是在精密制造、电子业及部分美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汽车和钢铁上，美国企业逐渐落后于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为日后持续近数十年的美日贸易战埋下导火索。特别是“1美元衬衫事件”彻底激怒了美国纺织业，有关工会组织掀起了反倾销运动，成为日美贸易战的起点。最后这场纺织品贸易摩擦以日本政府和纺织业界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ER）”（1956年）以及签订《日美棉制品协定》（1962年）而得到缓解。除了纺织品，美国的钢铁、家电、汽车等产业也面临来自日本的全面竞争。

（三）第三轮全球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向东亚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主）的转移和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

1.历史回顾

跨国公司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产业间垂直分工为主的模式，即以产业价值链为导向，把成本高的分工环节转移至低成本国家，把收益高的分工环节保留下来或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开始将汽车和电子元件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制造环节转出。日本则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转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四个经济体成为第三轮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方。

2.转移动因

美国方面。首先，受战争、石油危机的影响，美国通胀高企，进一步加剧了资本的外逃。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和越南战争，肯尼迪和约翰逊连续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尼克松接手时，滞胀已初现苗头。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1973—1975年的滞胀后，通胀危机于1978年卷土重来。如图1-3所示，1978年4月，美国CPI加速上行，于1980年3月达到历史高位。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CPI为7.1%，而60年代仅为2.4%。与此同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投资、基建和科技的红利逐渐消失，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工业产能的拉动达到极限，美国经济发展缺乏新的增长点，对资本的吸引力下降。

其次，计算机技术大量用于金融领域，华尔街的崛起带动美国经济走向金融化。20世纪70年代末期，信息技术革命爆发。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是电子表格软件（如Excel）的早期忠实用户，此后计算机征服了金融业的大片领域。在计算机技术的加持下，此前人工无法进行的海量数据测算成为可能，大量金融衍生品由此诞生。这一时期，依靠资本市场推动，美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经济转型，推进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极大地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同时也加速了本土制造业的向外转移。

日本方面。首先，制造业成本快速增加促成部分产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如图1-4所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40%一路上升至55%，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钢铁、机械设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成长为支柱产业，食品制造、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则持续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也急速上升，这部分产业也被迫向海外转移。

其次，日本自身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也需要主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冷战时期，为对抗苏联，美国开始了对日本的大规模援助，日本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得美国大量技术授权，其中就包括晶体管技术。美国于1962年对日本开放当时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平面制造工艺技术，日本的NEC公司从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获得了集成电路批量制造的技术授权，在日本政府主导下，NEC又将技术开放给了三菱、京都电气等公司，由此形成了日本半导体产业雏形。早期的设备材料也多进口自美国，并逐步成立合资公司开始设备国产化：1967年，日本电气与Varian Associates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开始在日本开发生产自动铝线真空镀膜设备以及溅射装置等；日立制作所在1968年研究开发离子注入设备。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施压下，日本被迫开放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市场，而同期IBM正在研发高性能、微型化的计算机系统。1974年6月，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向日本通产省提出由政府、产业及研究机构共同开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想，开启自主研发芯片之路。在政府大力扶持下，由半导体带动的日本自身产业结构升级也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动转移成为必然。

3.转移重点

日本在全球第三轮产业转移中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的目的是确立资本密集型的钢铁、化工、汽车、机械等产业在国内的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钢铁、化工和机械等；第三阶段不再局限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是扩展到包括汽车、电子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的产业转移催生了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经济发展奇迹，形成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

与此同时，“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提升并带动了整体出口快速增长。在“四小龙”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70年韩国商品出口占比最高的3项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仅纺织品占比就超过40%；中国香港出口的商品中，纺织和服装产品合计占比也超过了45%。韩国20世纪60—70年代年均出口复合增速高达45%；中国台湾也保持着25%以上的出口增速。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在这一时期萌芽成长，以美日半导体厂商投资为主的组装基地开始起步，产品主要为记忆芯片、二极管和三极管等。

4.主要影响

一是“亚洲四小龙”相继崛起、实现赶超式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全球制造业中心由日本向“四小龙”转移；在出口导向战略下，“四小龙”大量承接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出口拉动下，“四小龙”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经济高速增长，实现赶超式发展。“四小龙”工业化率从1960年的普遍不足20%，持续增长到1980年的35%左右。制造业提供的就业人数也持续提高，1980年中国香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18%，是1950年的4倍。以制造业发展为核心，“四小龙”加速工业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起，“四小龙”GDP增速显著高于全球总体水平，占世界GDP的比重从0.5%左右提高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3.6%以上。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相比，“四小龙”通过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相关出口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提高工业化水平、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的赶超式发展。

二是日本经济快速扩张，但也为经济泡沫的破裂埋下隐患。日本的GDP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每年约8%的速度增长，主要产业包括汽车、电子和钢铁等行业。尤其是汽车产业，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之一。如图1-5所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汽车出口量快速上升，1970年汽车出口量约为100万辆，到1980年汽车出口量已经达到600万辆。

三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程度空前，五大湖重工业地区沦为“锈带”。尽管在第二轮全球产业转移中，美国已经将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陆续转移出去，但直到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制造业才真正出现空心化。这一时期，美国汽车和钢铁行业面临来自日本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随着1971年美元金本位结束，加之美国金融政策的放松，以及计算机技术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传统制造业的外移，钢铁、汽车等行业在这一时期出现空前的下滑。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一半，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经贡献了全球FDI的2/3～3/4^[15]。1975年至1985年的10年间，马洪宁河谷失去了5万个工作岗位，克利夫兰、托莱多、阿克伦、布法罗、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的城市也在发生同样事情^[16]。由于失业率激增，社会治安问题也愈发严重，往日象征美国工业霸主地位的五大湖重工业地区最终沦为“锈带”。

（四）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从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向中国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转移

1.历史回顾

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受石油危机及美日贸易战影响，日本开始将汽车、电子等行业向外转移。上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国“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且由于承载的空间相对有限，逐步将纺织服装、轻工，包括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东南亚和拉美。这一阶段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伴随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我国成为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2.转移动因

一是从技术因素看，日本、韩国等抓住电子产业技术变革的机遇，开启了新一轮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电子表、电子游戏机、彩电、冰箱、空调、功能型手机等白色家电和电子产品风靡全球，我国家电产品也主要从日本进口，东芝、松下、索尼、夏普等日本家电品牌家喻户晓。随着韩国陆续从美国和日本获得半导体工业所需技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政府大力扶持下，韩国半导体产业也飞速发展，涌现出了三星、LG等企业。

二是从成本因素看，日本延续了第三轮全球产业转移的高成本，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力成本也上升到较高的水平，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开始转移到中国、东南亚等地。

三是从政治因素看，美日贸易战爆发，日本经济大衰退进一步加速了产业转移进程。从日本制造业崛起开始，美日贸易关系已经开始出现裂痕。到了第四轮全球产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空前加剧，同时与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到了1980年达到了120亿美元。加上国际局势巨变，1989年底开始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日美两国政治紧密度下降，美国扶持日本的政治逻辑被打破。在广场协议的催化下，日本爆发泡沫危机，相关产业开始沿着成本路径转移至其他的新兴国家。

3.转移重点

纺织服装。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大量承接日本、亚洲“四小龙”转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品、玩具、鞋帽等轻工类产品占全球比重快速提升，正式开始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如图1-6所示，1992年和1993年纺织和轻工产品的出口在我国总出口中的占比高达40%以上，进入2000年后才逐步降至30%以下。

电子组装是我国承接的另一个重点产业。以半导体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承接美、日等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封装测试环节和制造环节），实现半导体产量的快速增长。如图1-7所示，1996年中国二极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出口额为3.2亿美元，到2000年增长至10.8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157.3亿美元。

4.主要影响

一是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全球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的主导力量，全球化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公司作为跨境生产组织者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选择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和配置。在国际贸易中，随着产品制造环节被切割得越来越细，参与分工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全球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和比重不断提高。在国际投资中，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方式，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全球供应链的一环，可以说跨国投资是全球生产力网络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不同国家之间贸易增加值的分配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跨国公司推动下，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或者产业竞争，而是跨国公司重组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源和能力的竞争。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的80%左右^[17]。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特征。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对象从商品全球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经济体转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国际性生产网络。

二是中国是第四轮产业转移的主要受惠国之一，以此为契机极大提升了工业化水平。20世纪90年代末，第四轮产业转移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中国作为这一轮最主要的产业承接国，其吸收的FDI保持了近10年的连续上升期。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凭借改革开放红利和劳动力红利，吸引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技术迁移的方式大举投资中国制造业。从中国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出口对中国经济重要性，1980年出口额占中国GDP的比重约为10%，到2006年这一数据已经跃升为35.2%。

三是日本在“失去的20年”中被迫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不少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前有美国科技企业压制，后有中国廉价产品大举抢占，还有后来居上的韩国技术袭击。一方面，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领域，美国微软、谷歌、苹果、英特尔、高通等牢牢掌握技术标准和控制权。另一方面，中国海尔、格力、美的、海信等家电企业凭借性价比优势逐渐抢占市场，松下、东芝等日企逐渐在终端市场黯然退场。韩国三星、LG崛起，取代索尼、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无奈之下，日本企业界开启了大反思、大变革，索尼提出复兴计划，东芝、松下等纷纷剥离家电业务，向上游核心部件和商用领域转型，不少企业从B2C领域转到B2B领域。松下从家电，扩展至汽车电子、住宅能源、商务解决方案等领域；夏普转向健康医疗、机器人、智能住宅、汽车、空气安全技术领域；东芝进入大型核电、新能源和氢燃料电池电站业务领域。

四是亚洲“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东南亚四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淘汰低端制造业，“四小虎”紧随“四小龙”的步伐，大量引进外资，优先发展以轻纺工业和装配工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发展的稳步推进，“四小虎”很快便构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1988—1996年，“四小虎”经济发展达到顶峰，以马来西亚为例，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年均GDP增长8.5%，同当时的中国、韩国不相上下，人均GDP在1996年达到了4798美元，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18]。但是，“四小虎”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却始终没有改变，为日后埋下隐患。此外，不同的产业政策也是导致“四小虎”国家没有继续实现腾飞的重要原因。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一个不能明言的政策回归：产业政策的原则》工作文件（下文简称“IMF工作文件”），对1960—2014年间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的16个经济体进行分析后发现，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5个亚洲经济体的崛起路径具有很强的共性，即产业政策在其发展中起到突出作用。IMF工作文件同时指出，当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劳动力的数量和模仿外国技术的收益不断减少，如果不能从基于投资的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战略，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不同结果就是例证。与韩国等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一样，马来西亚也遵循了大规模引入外资并实施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区别在于，韩国通过重视研发以及大力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等政策将外国技术内化为本国的技术创新，并培育了一批创新型企业，但马来西亚则缺失这一关键环节（1984年韩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3%，这一数据到2012年已经上升至2%以上，但2012年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刚刚高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