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的深秋比山里更冷，风裹着煤灰从火车站一路追着阿伟跑。他攥着三哥寄来的地址，在蛛网般的巷子里转了三天。建筑工地嫌他瘦弱，餐馆老板骂他听不懂本地话，五金店老板娘捏着鼻子赶他：“小叫花子别挡生意！”
第四天傍晚，阿伟蹲在电线杆下啃最后半块饼时，看到了那张皱巴巴的招工启事。浆糊还没干透的红纸上歪歪扭扭写着：“江南鞋厂招工，包吃包住，试用期一月无工钱。”
车间铁门“吱呀”拉开时，胶水味混着汗馊味扑面而来。四十台缝纫机像四十只铁蟋蟀在叫，女工们埋着头，发梢都沾着白絮。
“就你这身板？”管工刘叔叼着烟头，火星子差点燎到阿伟的眉毛。他伸手捏了捏阿伟的肩胛骨，嗤笑道：“细得跟鸡崽子似的，搬得动皮革？”
阿伟把帆布包往地上一墩：“我能行。”
刘叔朝角落啐了口痰。那里摞着半人高的黑色皮革，在霉斑爬满的墙上投下怪兽般的影子。“今儿把这些搬到库房，搬不完别吃饭。”
女工宿舍二楼，秋风正对着缺角的镜子编辫子。小玲突然撞开门，手里饭盒晃得咣当响：“快看！新来的那个！”
秋风凑到窗前。暮色里，阿伟正弯腰搬皮革。苍青的工服空荡荡挂在身上，后颈凸起的骨节随着动作起伏，像只挣扎的蝶。
“长得挺俊。”小玲咬了口馒头，“就是太瘦，怕是熬不过三天。”
秋风没接话。她看见阿伟踉跄了一下，皮革“哗啦”散在地上。刘叔的皮鞋尖立刻踹过去：“废物！耽误工期扣你饭钱！”
阿伟没躲，只是沉默着重新摞起皮革。最后一缕夕阳照在他渗血的手指上，秋风突然觉得馒头哽在喉头。
深夜的车间像口煮沸的锅。阿伟蜷在缝纫机下啃冷馒头时，听见头顶飘来一声嗤笑：“乡巴佬。”
三个老工人围过来，为首的大龅牙踢翻他的搪瓷缸：“知不知道规矩？新人得孝敬烟钱。”
阿伟握紧馒头：“我没钱。”
“没钱？”大龅牙踩住他手指，“那就去厕所把所有人的胶鞋刷了！”
阿伟突然抓住对方脚踝一拽。大龅牙轰然倒地时，他已经被另外两人按在皮革堆里。拳头雨点般落下时，他瞥见门口闪过一角淡蓝裙摆。
后半夜，阿伟趴在库房给三哥写信。月光从气窗漏进来，照得他背上淤青发亮。
“哥，这里比山里还冷，但床板是干的……”笔尖突然顿住。门外传来窸窣声，半块用油纸包着的桃酥从门缝塞进来。
追出去时，他只看见蓝裙子消失在女工宿舍拐角。夜风送来一缕栀子香，和母亲晒在院里的被褥一个味道。
第七天清晨，刘叔把一沓鞋样摔在阿伟脸上：“今天缝不完两百双鞋面，卷铺盖滚蛋！”
阿伟盯着嗡嗡作响的缝纫机。这些天他偷偷观察女工们的手指，发现她们在针尖落下前会微微抖腕。可当他模仿着踩下踏板时，针头“咔”地扎穿食指。
“要这样。”忽然有温软的气息拂过后颈。秋风不知何时站在身后，苍白的手指虚虚拢住他的，“线轴转三圈再送布，省力。”
阿伟耳根发烫。她的指尖掠过他结痂的虎口，像蝴蝶停在伤口上。
月底那晚，阿伟在锅炉房后找到秋风。她抱膝坐在煤堆上，膝盖摊着本破旧的《国家地理》。
“你看，”她指着泛黄的纽约照片，“这些楼有云那么高。”夜风掀起书页，露出夹在里面的火车票根——全是镇上去省城的短途票。
阿伟从裤兜掏出皱巴巴的汇款单：“我今天领到工钱了，六十七块八毛。”路灯下，秋风看见单子上密密麻麻写着“爹娘药费”“三哥诊金”。
她忽然把桃酥掰成两半：“给你留的。”
“为什么帮我？”
秋风低头数鞋厂围墙外的铁轨枕木。第一百三十七根时，她说：“你搬皮革的样子，像在跟山摔跤。”
第二天晨会上，刘叔将印泥拍在阿伟面前时，车间忽然响起尖叫。大龅牙的缝纫机绞断了手指，鲜血喷在雪白的鞋面上。
“按手印。”刘叔的声音像生锈的铰链。
阿伟把拇指按在合同上，听见身后秋风倒抽冷气——他溃烂的虎口在红泥里拓出朵畸形的花。
当晚女工宿舍炸了锅。
“听说没？大龅牙是被新来的搞残的！”
“刘叔收了阿伟当徒弟，月底要提他当小组长……”
秋风缩在上铺装睡。小玲突然掀开她被子：“你最近老偷食堂馒头，是不是喂那小野狗了？”
月光里，秋风看见对床女工枕边闪着寒光——是把裁皮刀。
阿伟在凌晨的库房找到秋风时，她正用纱布按着胳膊。月光下渗出暗红的血，像条苏醒的蛇。
“她们说我是资本家的女儿……”秋风突然笑了。这是阿伟第一次看清她的脸，苍白的皮肤下浮着青色的血管，像瓷器上的冰裂纹。
他撕下衣襟给她包扎，发现她腕上有道旧疤，形状像列迷途的火车。
秋风床底的铁盒里锁着褪色的全家福，背景是带花园的洋房。
阿伟每夜擦拭三哥用过的旧怀表，表盖里藏着张泛黄的诊断书。
刘叔办公室的考勤表上，大龅牙的名字被红笔狠狠划去。
1993年的最后一片梧桐叶落在锅炉房烟囱上时，阿伟在秋风的地理书空白处画了座小房子。炊烟画得太重，晕染了纽约的摩天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