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重新踏上巴塔哥尼亚时，她知道自己是踏上了高原之上的另一座高原。
二十年前，皮埃尔·克拉斯特让世界听到了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瓜亚基人的声音，也正是那本书让她确信了文学与人类学之间存在一条连结彼此的纽带。她无数次想过撰写一部印第安人编年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思维、心灵和灵魂的转变。转变不是从中心转向边缘，而是从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即从现代模式转向列维·布留尔所谓的原始模式。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对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的感受，全都包含在这一模式之中。
当她置身于安第斯雄鹰的巨大羽翼的阴影之下时，她能听见古老魔法和神秘意识像疾风快箭一样穿行于时代洪流之间，滚滚向前，绵绵不绝，不断摧毁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现代文明的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对事物的理解力，而巴塔哥尼亚的秩序永远都只与感受性有关。只有你亲自站在那里，让河流经过你，让风包裹你的周身，让古老的传说抹去你现世的立场，让四处游荡的鬼魂拆除你信仰和主义的篱笆墙，你才能明白为何人类会作为一种至高的生命形式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为何个体生命的卑微和集体历史的伟大能永远在宇宙的天平上保持平衡，为何人类学家描绘人类学的文字对大众的切身感受不起任何作用，为何年轻的后裔听不见他们祖先的声音，为何缺乏激情就无法触及灵魂……一切都在那里。关于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那里。在那里，你的理解力将得到你的感受性的修正，你将推倒你从故事里听说的一切，然后写下新的故事。
灯笼在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摇曳着。潮水在一瞬间哗然涌来，又在一瞬间哗然退去。他意识到自己也需要一座防波堤，把语言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分明地隔绝开来。现在，他一点点走出彼岸的幻境，回到自己的现实之中，想着如何对那一切做出回应。
就在这时，列维—斯特劳斯帮了他一个大忙。他把那位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类学家的箴言在脑海中默念了一遍又一遍，反复斟酌后转换成上帝的语言：我的探险生涯并没有向我展现一个新世界，反而把我带回到原来的旧世界去，那个我一直寻找的世界在我的掌握之间消失于无形。
叫米隆加的女人惊讶地看着他，好像站在她面前的是列维—斯特劳斯本人。那不是生硬的引用，而是生动的总结，是一个人类学家对另一个人类学家的观点的回应，是为她那本尚未成书的《马普切人编年史》作的序言。让她惊讶的不是火而是火光，不是理解力本身而是理解力来自于他那样一个年轻人。她确实应该感到惊讶，因为他确实理解了她理解的事物——当然还谈不上感受，但光是理解就足以改变她对他的看法了。
女人类学家从没想过有人能理解她。永远也不可能有那样的人，因为永远也不可能有人作为她生命的本体在她的胞衣地上重新出生一次，像她那样见过潘帕斯的月亮，吹过巴塔哥尼亚的风，沿着拉普拉塔河从高原一直走到大西洋然后原路折回；不可能有人成为她躯体的部分，成为她灵魂的全部。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讲述者，既没有讲述的天分，也没有那样的欲望。相较于讲述，形诸文字对她来说更容易些，然而季候影响了她的情绪。如果是晴天，世界无遮无掩，她会一言不发；可是下了雪。她看着大雪悄然而至，化为无形，突然想到了复活节岛，于是她决定向他讲述那一切。而现在，她意识到她并不是在复活节岛上，她面对的并不是一尊沉默的雕像。他固然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却又不只是一个倾听者，他不但把那些话听进去了，同时也理解了；列维—斯特劳斯就是最好的证人。那个名字并不在大众的常识之列，也不会出现在某一本畅销科普书籍里，它应该出自一个坐在故纸堆里的八十岁的老人类学家而不是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十八岁的西语系大学生之口。
他衣着光鲜，相貌端正，表面看上去与她在布市中国城遇到的那些富家华人子弟并无二致。她了解那种人，他们自负，自尊，自觉优越于人，很容易成为现代都市的精英，上流社会的宠儿，但绝不可能理解理智之外的事物，理解激情和以激情为生的人，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一重无法跨越的障碍——语言的障碍；除非两种语言能完美结合成第三种语言，否则他们绝不可能获得共通的理解力和感受性。
他用列维—斯特劳斯打破了这一偏见。于是她开始重新打量这个年轻人，透过月亮隐秘的光洞见他真实的内在。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潜在的生命躯体的第一现实，他完美证实了理智和有生命的躯体可以并行不悖。显然，他并不只是他的容貌呈现出来的那个年纪，他应该和她同龄，甚至于在她之上；他的灵魂是一个像老查尔文一样睿智的老者。现在，一切障碍荡然无存，她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与他对面而立；她终于可以敞开心怀和他谈一谈那个关于永恒的话题了。
在她孩提时代，她总是和她父亲形影不离。那时的高乔马丁接近一个自然主义者，喜欢加乌乔诗歌和欧仁·布丹的画作，有时他自己也会动笔，写诗作画都很擅长，沉浸在日升月落和草木枯荣之间，由着身边的小女孩儿做她喜欢的事，从来不对她加以干涉。后来她读了赫伯特·斯宾塞的书，开始有意识地脱离那种松弛的自然的状态，最终选择了令大多数女性望而却步的文学专业。
最初她是研究高乔文学。从诗歌到小说，从《马丁·菲耶罗》到《堂塞贡多·松布拉》，她尝试着把其中的一些作品翻译成英文，但最终都放弃了——在那个过程中她发现了博尔赫斯，惊讶于西班牙文在塞万提斯之后能再度焕发缤纷光彩。于是她迷上了博尔赫斯，半年间读完了博氏的全部作品。
为了读博氏的创作回忆录，她特意订阅了哥伦比亚的《万花筒》周刊。迪·乔万尼不愧是研究博氏的专业人士，英文写作完全符合博氏的行文风格。她有英文的基础，理解起来毫不费力，但感受完全是另一回事。她隐约能明白作家为什么不愿用国文来创作自传随笔。后来她把它翻译成西班牙文放在自己的行囊里，带着一个人的历史走遍了巴塔哥尼亚的每一寸土地，将“一匹宇宙之马的时空漫游”带进了一片无限广阔的思想的密林和文明的荒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