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顶级官员来受教育了

虽然这些方法看上去都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从中可以看得出来赵勉的斡旋能力有多厉害，既把自己给摘出来了，又能够试探出皇帝陛下到底是什么心思，以备今后如何去站队。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但凡有办法的话，赵勉也不会做这么冒险的事。

聂震这边按照赵勉的意思立刻就去准备，他们要把傅友文当做一把刀递给兵部，兵部那边肯定也会欣然同意这样的决断。

因为兵部比他们户部更加迫切的希望，将兵权从五军都督府手上给抢夺回来。

傅友文这个人即便在兵部那里他们也非常的厌恶，尤其是开国初期北方战争频繁，傅友文的地位就更显现出来了。

以至于这个家伙尾巴翘了起来，总觉得北方的战争功劳都是他的一样惹的兵部也好户部也罢，没有几个人对他有好脸色。

不过这正是傅友文的生存之道，傅友文不可谓不聪明，他非常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安插到户部来当这个侍郎。不是看重他的能力，而是想让文官跟武将之间有他这么一个缓冲。

前方武将打仗，后方文官们准备粮草才能够团结一心，才能够无往而不利。

打过仗的皇帝陛下太明白后勤保障有多重要，所以即便徐达常遇春他们非常能打，但论到对于开国的功劳来说，一直在后方搞定后勤的李善长排在第一位。

就像刘邦定鼎天下之后，萧何的地位是最高的一样。

古代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打的就是粮草跟兵源的准备，所以一个合格的后勤保障，才是一场战争的打赢的关键因素。

让傅友文去充当兵部户部跟武军都督府之间的润滑剂才是傅友文真正的作用，如果傅友文反而是跟这些文官搅和在一块的话，那傅友文肯定会被随便找个茬就被干掉。

也正基于此赵勉跟聂震才会确定傅友文得到了这个条陈，即便看得出来是赵勉和聂震两个人精心准备让他去当这把刀，他也没有办法拒绝。

这就是一个阳谋啊，这就是傅友文在户部的定位，必须得跟文官不在一条心上。

如果傅友文也跟赵勉跟聂震一样去琢磨，如何避免自己被连累的话。

那一旦赵勉跟聂震通过御史弹劾傅友文，朱元璋就会知道，你傅友文居然也跟文官一样，琢磨起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就没必要在户部待着了，你就到军营里面去当个管后勤的吧，那这一辈子也就毁了。

能在官场上混到这个地步的人，每一个都是聪明的，而且聪明到让人觉得害怕。

赵勉更是说道，“咱们詹部堂可是比咱更讨厌那些欢喜武将，只要透过风过去，傅友文还能不被弹劾。”

看到赵勉脸上的笑容，聂震也跟着笑了起来，这就是个无解的环，让你傅友文平时仗着淮西武将派的势力打压我们不听调遣，那现在我们就用彼之道还治彼身。

……

京郊秦秉宪别院。

听完了朱雄将一整串的计划都给说了出来之后，詹徽、凌汉以及皇帝他们终于明白，为何朱雄要这样搞税制改革。

除了将百姓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除了从那些有钱的大地主的身上收取更重的税，除了遏制官员也好，读书人也罢兼并土地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将人口给释放出来，从而促进整个商业的繁荣。

说到底还是他自己说的那些，商业不一定是坏的，只要运用得当，那必定会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到时候商业发展了，再从商业上面收取重税，国库收入将会得到巨大的改善。

这么一整串的税制改革，最后的结果就是促进商业发展，从而把人头税去掉，增加商税的收取额度来充实国库。

如此一来还真就如同朱雄所说，老百姓要跟皇帝一条心，只有让老百姓们的日子过得好了，那才能够真正长治久安。

朱元璋听到这里才终于明白朱雄说的那句话，就如同一盆凉水浇头，突然有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如果一开始他们还觉得自己来此处是跟朱雄坐而论道的话，那现在他们才明白，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聆听教诲。

活了这么大岁数的詹徽和凌汉，甚至朱元璋都没有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给教育了一顿。

但同时三个人也终于是明白，为什么秦秉宪要如此推荐自己的这位高足，因为的确是难得的天才人物，按照这么一个计划进行下去，势必能形成整个税制改革的落地。

所有人都在消化朱雄刚才所说即便如今没有做笔记，可在场的每个人能够在科举考场上面拔得头筹之辈，个个记忆力都相当惊人，所以即便没有记录，也对朱雄所说的那些在脑海里边已经消化了一遍。

所以说朱雄说的口语化了一些，并且还夹杂了不少新的词汇，但以詹徽和凌汉他们这些人的聪慧程度而言，完全能够理解的了。

本来说到这里就已经可以大致的明白，这是一场聆听的教诲，但詹徽这个人自负甚高，他很不服气自己被十八岁的朱雄给教育了一顿，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

“就算你的改革措施很好，可曾想过如此改革下去，如今天下官场的官员也好，读书人也罢，即便是乡绅地主们的利益皆会受损，他们会真正按照你所提出来的改革去执行？

“只怕朝廷要改革，下面的官员在执行之时若出现纰漏，你又该如何办？”

这一点倒是说到了点子上，因为纵观历史上的许多改革措施，之所以执行不下去，不是改革的国策不行，而是那些执行国策之人的利益本就受损，他们一肚子的火怎能甘心去推行改革？

最典型的就是宋朝王安石的各项改革变法，为什么最后草草了之。

其一是因为王安石改革的过于急躁，任用的官员并不是真心改革，反而是想借改革来达到高升的目的，动机不纯，等做起事来则是欺压良善。

最典型的青苗法，本来是解决百姓们在青黄不接之时，可以向朝廷借贷，避免到民间去借高额贷款。

这一来百姓们可以度过青黄不接的困境，朝廷国库也能有一部分收入，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

可是执行之时，下面的官员把改革变成了敛财的工具，因为百姓要借贷，就必须得有能力者来担保，那自然是那些地主给百姓担保。

本来是需要借贷的人去借贷才合理，可是那些一个酷吏们为了完成业绩，为了向改革派邀功请赏，可就不管这套了，逼得那些不需要贷款的人也去贷，而且故意将利率调的比高利贷还高。

以至于最后别说村里边那些普通百姓被逼的逃离家乡，就连有钱的地主也因为无力去给那么多人担保只得背井离乡。

这一项改革政策没有起到真正解决永不加赋的目的，反而逼着下边百姓叫苦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