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了这里他见时间已快到了子时，就笑着对田千秋、鲁贺阳、籍兴三个人说咱们今晚就说到这里吧，明晚我再给你们讲一些东西。后天下午，咱们也就到了巴蜀门户鱼复啦。待田千秋、鲁贺阳、籍兴三个人走后，刘从戎则又点着了吕宋草吸了起来，又把自己酒坛内所剩的御酒全部喝光了，见到外边已经起风了这才关闭好窗户上床歇息。第二天一早还未过卯时他就起来了，洗漱完毕快速吃完了早饭后刘从戎就来到了自己所乘坐这艘指挥舰的甲板上。此时船队已然行驶到汉江宽阔的江面，一轮红日悬挂在东边的天际煞是好看，把周边的云彩都映照得也红彤彤的。正如他所料江面上有风并不大，温度不冷不热正好适宜。他命亲兵搬过来了把椅子放到了甲板上，他坐在那里一面吸着吕宋草，一面欣赏起汉江两岸美丽的秋天景色来。过了中秋节后没几天，虽然时间还没进入到阴历九月，但岸上的草木已然是褪去了夏装，在秋阳下每天都展现出了不同的模样。终究时令改变不了，很快过了九月就又要进入到冬季了。而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又将走过一年。船队到这天的傍晚就将驶入长江航道，如果不出意外明天下午就将到达鱼复。他索性就回自己船舱内拿了一本正在研习的《行云真气心法》，又重新回到战船甲板上研读了起来。中午吃完饭后他小睡了一觉，起来后见田千秋正好将今天收到的朝廷邸报和绣衣府的各类消息送来，他连忙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待他料理完毕，此时正好来到了酉时。刘从戎则又来到了甲板上观看日落，一直到快吃晚饭了这才恋恋不舍回去。吃完了晚饭没多久，田千秋就带着鲁贺阳、籍兴三个人不请自到，听他讲述与巴蜀地区有关的一些事情。
汉代豪族是对汉代社会和国家影响至深的社会阶层，豪族势力虽然普遍存在于汉代社会中，但由于汉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受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影响。各地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豪族群体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又表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下面，我就给你们几个人具体分析一下：
一、巴蜀豪族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1、政治背景
作为汉代豪族网络的一部分，巴蜀豪族的形成与发展与关东豪族一样，均属于皇权专制的大一统社会秩序下的产物。但是由于巴蜀地区远离中央政治文化中心，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古巴蜀文化的传承使得巴蜀豪族的形成与发展又拥有了与关东豪族差别较大的社会环境。纵观整个两汉时期，巴蜀社会在不断受到中原文化全面浸染的同时，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古文化传承在融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保留下了自身鲜明的文化独特性，这对于巴蜀士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影响，是巴蜀豪族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但汉武帝刘彻及其继承者总体上对巴蜀豪族秉持的是名为尊重，实为压制的态度。与内地的江淮豪族相比，在汉朝时期巴蜀豪族的发展呈现出一种颓势。只是巴蜀豪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公元前316年，秦张仪、司马错率军灭巴蜀国，随后于前314年置巴、蜀两郡，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造，以实现司马错“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的目的，将巴蜀打造成东伐楚国的战略基地。为了稳定地方统治，秦仍然认同蛮夷君长对巴地的血缘统治以维持巴地的稳定，并通过与秦女通婚和出赋税的形式，对巴蛮夷君长加以笼络并强化统属关系，此外更授其部民以“不更”爵位，稍稍收其民心。这种夷帅血缘统治与郡县制相结合的模式使得夷帅始终保留着相当的军事实力，且夷人多聚族而居，桀骜不驯，稍有不顺便奋起抗争，因此在东汉后期，地方官吏多贪污腐败，造成了夷人多叛乱的后果。
2、经济背景
由于巴、蜀两地不同的地理形势，其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大致而言，地处四川东部的巴地多丘陵地带，农业经济不太发达，渔猎、畜牧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蜀中地势较为平坦，水系众多，传统的农业经济发展较为发达，工、矿等手工商业发展繁荣昌盛，成都更是西南地区的工商业经济中心。秦灭巴蜀国之后，为了改变巴蜀地区落后的经济模式，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经济统治之下。在对巴地蛮夷君长进行政治安抚的同时，在经济上则巴地推行“舍地税人”的税收模式，按户按口征收赋税。一来地处四川东部的巴地丘陵地带，土地测量较为困难，秦新占巴地，不便于大规模统计。二来，舍地税人的办法可以更有效的对巴地人口进行管控，更有利于秦的统治。这样，巴在政治上推行郡县制，将其纳入秦政治体制之内的同时，在经济上也按照秦国经济制度而运行，对于维持巴地社会稳定和秦的有效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在秦灭巴蜀之后的数十年内，就基本完成对巴蜀地区的政治、土地、经济制度的改造，将巴蜀经济发展模式并入秦帝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汉承秦制，秦亡之后的楚汉战争并未给巴蜀地区带来直接的战争威胁，巴蜀地区基本维持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作为赖以兴帝业之地，刘邦自视巴蜀地区不同于其他州郡，继位不久便划巴蜀为“天子自有”之地，政治上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又经汉初相对宽松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环境和文翁等循吏治蜀有方，巴蜀经济在汉初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后来有“汉家食货，以为称首”之称。这种繁荣兴盛的经济形势也为巴蜀豪族于汉朝时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3、文化背景
一般而言，今人所谓之“巴蜀”、“巴蜀文化”的概念，在地理上指两地相互连接、自成一体，文化上既指两地同风同俗、又异于中原文化而独具地域特色。不过，在秦灭巴、蜀之前，巴、蜀实为两个独立的文明古国。西汉初的巴蜀，其文化除了自身流传的古文化外，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包含有占卜、神仙、黄老、辞赋等文化传统，另外，由于秦对巴蜀的长期统治及“法家思想”、“以吏为师”等政策的影响以及内地移民中存在的大量汉族上层知识分子，巴蜀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当对法、儒等百家思想并不陌生。西汉时期，巴蜀受儒学思想影响尚不太深入，士人多善辞赋、通易学，而东汉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影响，巴蜀士人则表现出与中原士人相类似的文化特征。
二、他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一般来说，巴蜀豪族的来源有以下几方面：
1、秦灭巴蜀之后，发内地人民徙往巴蜀的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这些移民一般大多是举家或举族迁徙，大部分都在巴蜀地区世代延续了下来。汉族移民为巴蜀地区的社会建设注入新鲜的血液，是汉代巴蜀社会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秦汉统治上层对巴蜀社会的改造主要是针对社会制度方面的话，那么汉族移民与巴蜀土著居民是通过最底层人民间生活和生产经验、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面对面直接交流与沟通的方式来互相影响与融合的。
2、秦灭六国过程中，将关东诸国旧贵族、豪杰、强宗大族、工商业豪富等迁往巴蜀，以弱化六国原有的地方社会统治力量。如秦灭赵，徙赵王于房陵、汉初蜀郡有名的工商富豪卓氏及程郑之先，都是以“山东迁虏”身份迁至蜀的。史籍中关于六国旧贵族迁巴蜀者寥寥无几，基本上属于个别现象，在巴蜀豪族来源之中只是少数。这种现象一则是由于巴蜀地区地远偏僻，远离中央统治核心，将六国旧贵族放置于此，有鞭长莫及之担心。二则是秦灭巴蜀后，原巴蜀王族反抗旧势力被毁灭殆尽，土著蛮夷力量分散且与秦汉中央王朝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出现足以威胁秦汉王朝中央统治的地方统一力量。秦汉王朝都将巴蜀地区视为不具备威胁大一统的待开发地区，巴蜀地区易守难攻而又土地肥沃，况且旧贵族中不乏有勃勃野心者，使得秦朝政府并不放心将曾经拥有强大实力的六国旧贵族和强宗大户迁至此处。因此迁往巴蜀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普通百姓或普通罪犯。六国旧贵族及强宗大族主要迁往关中及附近地区，便于朝廷管控。流放于巴蜀的犯罪者。“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项羽说：“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之”。
3、自主迁往巴蜀的移民。这种移民最为散乱，明确载于历史者，只有扬雄一族，其先最初由河东徙至楚巫山，楚汉之际又沿长江而上徙居巴郡江州，后再徙往蜀郡郫县定居。
4、土著大姓。这一类在巴地较多，如賨民之板楯七姓（羅、朴、昝、鄂、度、夕、龔），早在秦昭襄王时就曾助灭白虎，夷人安之，汉初，在阆中人范目的率领下助刘邦定三秦地。范目亦是土著大姓之一。巴蜀土著蛮夷大姓向豪族转化是巴蜀文化逐渐融于汉文化的表现。在秦汉统治巴蜀之后，虽然巴蜀土著文化与汉文化处于双向互动的过程，其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或特征被继承并流传了下来。但从后世发展来看，两者的互动中始终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在王权支配的政治体系下，汉朝的历史发展使得巴蜀土著大姓逐渐与官僚、地主、文化相结合，走上了与内地豪族发展相似的道路。
三、巴蜀豪族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
巴蜀豪族因其所处地域偏远封闭、交通不便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对于内地豪族而言，其来源较为复杂，且形成较为迟缓，更具有独特的地域特点。益州士族之整体地位并不高，这可能与益州远离政治中心及地域的隔绝有关，这点也可从中央对地方的态度来了解。关于益州士族与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一方面割据政权化地方政府为中央政府，满足了地方人士仕宦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外来势力与本地士族的矛盾。且益州士族在割据政权下的共同心态是“保境自守”，是反对扩张的，这无论是在成家政权还是蜀汉政权都有所体现。纵观整个西汉时期，巴蜀社会在不断受到中原文化全面浸染的同时，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古文化传承在融入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保留下了自身鲜明的文化独特性，这对于巴蜀士人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影响，是巴蜀豪族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说到这里刘从戎看了看田千秋、鲁吉阳、籍兴三个人，见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喝了口御酒后继续说到自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我大汉朝以后，并没有在巴蜀之地分封给任何一位王侯。也正因为如此，说明了我朝的历代皇帝都非常看重巴蜀地区。自大汉建立以来，巴蜀地区可以说是物产丰饶，人杰地灵，人才辈出。而在这些从巴蜀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中，最有名的就莫过于司马相如了。今天正好有时间，下面我就给你们三个人好好讲讲此人。
司马相如字长卿，一说蜀郡成都人，一说巴郡安汉人。司马相如是“汉赋四大家”之一，被誉为“赋圣”、“辞宗”。他少年时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汉景帝时，以赀为郎，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病免，客游梁。善辞赋，作《子虚赋》。及梁孝王卒，归家，贫无以自业，往依临邛令王吉。临邛富人卓王孙女卓文君慕相如之才，与之私奔。乃于临邛买酒舍，令文君当垆卖酒，身与庸保杂作。卓王孙乃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夫妇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汉武帝读《子虚赋》，大为赞赏，遂召之。作天子游猎之赋，得任为郎。数岁，拜中郎将，奉使巴蜀，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内附，边关日益开广。又通灵山道，作孙水桥，以通邛、莋。后拜孝文园令，旋病免。所著赋尚有《大人赋》等。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待梁孝王刘武来朝时，司马相如才得以结交邹阳、枚乘、庄忌等辞赋家。后来因病退职，前往梁地与这些志趣相投的文士共事，就在此时相如为梁王写了那篇著名的《子虚赋》。《子虚赋》作于司马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时在汉景帝年间，但是并没有得到景帝的赏识，景帝不好辞赋。景帝去世，汉武帝刘彻在位。刘彻看到《子虚赋》非常喜欢，以为是古人之作，叹息不能与作者同时代。
当时侍奉刘彻的狗监杨得意是蜀人，对刘彻说：“此赋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刘彻惊喜之余马上召司马相如进京。司马相如向武帝表示说，“《子虚赋》写的只是诸侯王打猎的事，算不了什么，请允许我再作一篇天子打猎的赋”，这就是内容上与《子虚赋》相接的《上林赋》，不仅内容可以相衔接，且更有文采。此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形象，又对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此赋一出，司马相如被刘彻封为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为唐蒙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唐蒙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司马相如在那儿发布了一张《喻巴蜀檄》的公告，并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略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钱财。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笮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
汉武帝刘彻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拢络西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以下官吏都前往郊外迎接，县令负弩前驱，蜀人都以迎接司马相如为荣。司马相如平定了西夷，邛、笮、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笮。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他的一篇《难蜀父老》以解答问题的形式，成功地说服了众人，使少数民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可惜好景不长，被人告发接受贿赂，遂遭免官。岁余，被重新启用，仍为郎官。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如《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的作品。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其中代表作为《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梨赋》、《鱼葅赋》、《梓山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