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1章 公元前117年之大汉王朝（二十二）

春天的风带着渤海的咸味，

汉武帝东巡的队伍在返回长安的途中，于泰山脚下停下了脚步。

泰山，这座五岳之首，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封禅大典。

司马谈，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之一，却因病滞留在周南，无法随行。

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懑和遗憾，病情因此愈发沉重。

司马迁，刚刚完成了奉使西南的任务，

正急匆匆地赶往泰山，希望能够参加这场盛大的封禅大典。

然而，命运却让他在洛阳与父亲不期而遇。

司马谈躺在病榻上，面色苍白，气息微弱。

司马谈声音微弱：“迁儿，你来了。”

司马迁跪在床边，眼中含泪，说道：“父亲，我来了。您怎么病得如此严重？”

司马谈长叹一声：“这是命啊，迁儿。

我未能随天子封禅，或许是天意。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曾主管天文，显赫一时。

我担心这传承会在我这里断绝。”

司马迁紧握父亲的手，说道：“父亲，您放心，我会继续我们祖先的事业。”

司马谈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你继为太史，就能接续祖先的事业。

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

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

司马迁坚定地回答：“父亲，我铭记在心，绝不会忘记。”

司马谈语重心长地说道“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

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

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

宣扬周、召的遗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

司马迁认真聆听：“是的，父亲，我理解。”

司马谈继续说道：“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

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

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

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

司马迁泪流满面：

“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在洛阳的这个春日，司马谈将他的遗愿和重担交给了司马迁。

司马迁深知，这不仅是父亲的期望，更是历史的使命。

他将承担起这个重任，继续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书写汉朝乃至中国历史的辉煌篇章。

在汉武盛世，长安不仅是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和学术的汇聚之地。

司马迁因在长安任职，得以结识了来自各地的贤能之士，

这些人物的交流和思想碰撞，对司马迁的学术视野和思想深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贾嘉，贾谊的孙子，继承了其先祖的才华和见识；

公孙季功，或许就是公孙弘，他的政治智慧和学识广博；

樊他广，樊哙的孙子，勇猛的血脉中流淌着家族的荣耀；

平原君朱建之子，继承了父亲的智谋和勇气；

冯遂，冯唐之子，继承了父亲的直言不讳；

田仁，田叔的少子，以其家族的忠诚和节操著称；

梁人壶遂，以其博学和辩论技巧闻名；

杜陵苏建，以其文学成就和政治见解受到尊敬。

这些人物，每一位都代表了汉朝的一段历史，一种精神，

他们的交流和讨论，无疑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然而，在这些人物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董仲舒，作为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深刻影响了司马迁。

司马迁曾在与壶遂讨论文学时提及董仲舒的观点：

“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

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

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

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

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

这段话深刻反映了董仲舒对于历史的评价和对于政治的态度，

也影响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董仲舒的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

其次，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

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

最后，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

孔安国，作为孔子的后人，

家中藏有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

司马迁因此向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

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

《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

司马迁在撰写上古三代史时，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

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孔子的敬仰，也反映了他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

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的决心和抱负。

通过与这些贤能之士的交流和学习，司马迁不仅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储备，

也深化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为他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104年，汉朝建立已102年，国家的各项制度大多沿袭了秦朝的旧制，

历法方面也采用了与秦相近的《颛顼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颛顼历》在朔、晦的计算上与实际天象出现了偏差，

已不再适应当时的需要。

太史令司马迁，连同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

向汉武帝提出了改革历法的建议，指出《颛顼历》已不再适用，

需要重新制定一部新的历法以符合天象和国情。

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命令御史大夫儿宽，

因其精通经学，与众博士共同商议修改历法的事宜。

儿宽领命后，与司马迁、公孙卿、壶遂、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专家组成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

负责讨论和定制新的《汉历》。

这个委员会集中了当时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学家，

他们的目标是制定一部既精确又科学的历法，

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农业、祭祀和天文观测。

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等人强调新历法的制定不仅要符合天象，

还要便于百姓使用，能够指导农事活动，

并且体现出大汉的天威，彰显汉朝的文明和科技成就。

最终，在这些贤士的共同努力下，《汉历》得以制定完成，

这不仅标志着汉朝科技和文化的进步，而且对后世的历法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历》的制定，是汉朝对历法科学化、精确化追求的体现，

也是汉武帝时期文化自信和科技实力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