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业生产转型的相关研究

（一）要素配置与农业生产转型研究

当前农业生产面临要素成本“地板”和产品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农产品安全问题越发突出，农业生产转型亟须转变，农业生产转型的根本是要素升级和优化配置，提高要素安全性和配置效率，而安全是现代农业转型的目标，实现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有研究指出家庭资源禀赋会主要影响消费型农户农地投入，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农产品市场和农业政策主要影响利润型农户农地投入（吕美晔、王凯，2008；徐玉婷、杨钢桥，2011）。农户的要素禀赋特征对农户生产行为选择和实施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方面。

土地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一是土地规模对农业安全生产的影响方向存在两面性。积极观点是种植规模能够促进农药安全使用行为。张云华等（2004）、唐博文等（2010）、纪龙等（2018）的实证研究对此加以论证。因为农地规模经营集中将会提高劳动禀赋的利用率（倪国华、蔡昉，2015），并且可以提高追溯技术的实施力度。同时规模扩大可以提高农户生产技术效率（刘天军、蔡起华，2013；姜宇博、李爽，2017），Ahmad等（2002）和Chen A Z等（2003）的研究都验证了此观点。而梁流涛等（2016）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农地经营规模扩大能够对农业环境产生正面影响，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化经营和土地细碎化抵消了正面影响。消极观点是种植面积与安全施药行为呈负相关。田云等（2015）研究发现农户实际经营耕地面积越大，选择低于标准和按标准利用化肥和农药的可能性越小，龙云和任力（2018）认为转入地规模化种植方式，会使转入地农药化肥使用量增加，从而总体面源污染水平更高。由于细化管理难度大，为节省劳动力投入而加大用药频数和剂量。王晓兵等（2011）研究发现农户拥有的土地规模越大，越有可能延长农业工作时间，很有可能造成技术效率降低。二是土地对农业安全生产影响根本路径是对土地投资力度。从地权稳定性角度，有研究指出地权的不稳定性和对土地交易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产生负面影响，其影响途径是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和减少农户对土地的投资（姚洋，1998；魏欣等，2012），龙云和任力（2018）的研究同样证实了农地流转的地权稳定性效应会导致农户增加中长期投资减少短期投资。从土地经营规模角度，农地规模对农户投资的影响呈负向，屈艳芳和郭敏（2002）的研究也证明此观点，并将原因归于我国农户收入水平低和人均耕地面积少；而刘承芳等（2002）研究表明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农户进行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土地规模对农业安全生产影响程度存在临界点。代云云等（2015）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经营规模进行划分后，发现在生产面积尚未达到大规模经营的拐点之前，经营规模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劳动力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劳动力对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对农业安全生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一方面，贺振华（2015）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周期越明显，导致农户对土地长期投资越少，进而影响农户安全生产的意愿；另一方面，樊翔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农户家庭人口数负向影响着农户安全生产意愿。二是劳动力质量提升能否促进农业安全生产并不明确。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用少耕技术（Rahm M R，et al.，1984）、新技术（AtanaSaha，et al.，1994）、“两型农业”技术（霍瑜等，2016）呈显著性的正向影响；但韩海彬基于1993～2010年中国农村面板数据总量研究发现人力资本阻碍了农业技术创新，而且总量人力资本的农业技术模仿效应也不显著，因此并不能促进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是性别对农业安全生产存在差异化。性别差异影响农户对土地、延伸服务等资源的获得，从而影响其农用化学品的施用行为（Morris，et al.，1999）。田云等（2015）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相比于女性户主，男性户主更具开拓精神与冒险精神，为了降低物质成本，他们更愿意在化肥和农药利用上选择农业安全生产行为。刘芳等（2017）和李波、梅倩（2017）实证研究也证明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进行农业安全生产。在巴西，男性更愿意了解农药基础知识以确保农药使用效果（Nicol，2003）。Wang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男性农民更了解农药的使用，并且更加了解相关的农药使用风险。正确使用杀虫剂和处理杀虫剂容器的男性多于女性，但使用杀虫剂时女性使用保护措施或行为的人数却更多。四是劳动力年龄对农业安全生产的影响存在差异。一方面，田云等（2015）认为户主务农年限越长，他们的农业生产经验通常会越丰富，越能更好地把握化肥和农药的用量。同时部分研究发现农户年龄越大越会使用可持续农业技术（D’Souza，et al.，1993）。另一方面，霍瑜等（2016）和邝佛缘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对学习农业科技的需求较高，50岁以上的老年农民对于学习农业科技的需求较低。而处于中间阶段的中年农民对于学习农业科技的需求最高，因此会更倾向于采用对环境更友好的生产行为。

技术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技术是农户决定是否进行农业安全生产的关键性因素，而影响技术选择和使用的因素包括区域间自然条件差异、生产习惯差异、个体认知差异、技术条件差异、政策规制差异等。一是自然条件差异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地理位置不同，由于病虫害发生种类、概率和程度不同，导致农药使用量不同（Saphores J-D，et al.，2011），例如，热带地区农作物农药平均施用量明显高于同一经济水平的温带地区，非洲男性更偏向于使用优良品种；时节不同，农药使用量也存在差异，邢新丽等（2009）根据地形和季节变化，研究有机氯农药污染分布特征，发现平原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含量高于丘陵区，平原区秋季高于春季，丘陵区春季高于秋季。

二是个体认知差异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大量研究显示，因认知偏差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张云华等，2004；王建华等，2015；曾伟等，2016）。刘芳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喷洒农药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如果是自家吃的蔬菜、农作物，就尽量不喷洒农药；而以销售为主的果蔬和作物必须喷洒农药，造成了农药残留以及环境的污染。农民对农药残留的认知程度与农药残留形成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如泰国、巴西等地农民大多采用传统施药机械喷施农药，效率低且容易造成残留。另外农户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对农药的认知水平从而对其农药使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Kumari，et al.，2013；王建华等，2015；邝佛缘等，2018），由此产生过量施药、不合理配药等现象时常发生（Abhilash，et al.，2009）。

三是技术条件差异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当前农民科技需求较多，而专业技术培训不足，相对农产品安全，农户更加注重经济安全，致使生产操作不够规范（李俏等，2015；乔慧，2017）。国内外相关研究则表明，培训、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户改善生产经营行为，有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升（Goodhue，2010；陈丽华等，2016；曾伟等，2016）。赵建欣等（2008）对山东蔬菜种植户调查发现，生产模式会显著影响农户的施药行为。种植经验越久技术禀赋越高，进而促进农业安全生产。

四是技术使用政策差异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为规范农药施用行为，我国相继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分散化、规模小、素质不高等问题，相关政策实施效果不好，往往存在过量施药、不规范施药的现象。黄祖辉等（2016）研究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乔金杰等（2016）和沈雪等（2018）提出，政府补贴对农户低碳技术采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陈儒等（2018）通过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低碳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呈现出弱激励特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户进行低碳生产努力的经济价值未能显化，以及现行生态补偿机制所呈现的刚性特征。Lutz等（1992）指出污染者付费政策、财政政策对农药施用行为影响较大。Goodhue等（2010）、Jacquet等（2011）都指出教育培训政策可有效降低农药施用量，而农药配额政策能显著减少高毒农药使用量（Therdoros，et al.，2012）。

资本对安全导向下农业转型的影响研究。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会影响农户的安全生产投入。一是收入水平对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影响。Hubbell Bryan J（1997）的研究指出收入水平会影响农户的农药使用行为。朱萌等（2016）、曾伟等（2017）和陈儒等（2018）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会更愿意尝试那些具有一定风险性的新事物，即会更倾向于采用安全生产行为；但邝佛缘等（2018）对广西农户抽样调查得出家庭年收入对农户环保行为的影响呈现波动起伏，3.33万元和8.33万元是转折点，而家庭收入处于中间段的农户，在更为多元的信息源的影响下，更了解传统从重使用农药化肥的弊端，更愿意尝试采用环保行为决策。二是收入结构对农业安全生产转型的影响。吴伟伟等（2017）研究结果表明非农收入对农户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周峰等（2008）对南京市无公害蔬菜生产者的施药行为进行调研，发现生产者经济来源是影响其施药行为的主要因素。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会影响农户对农药新技术的采用，占比越高的农户越偏向于规范施药行为（何可等，2014；王建华等，2015；朱萌等，2016；曾伟等，2017；刘芳等，2017）。

（二）生产方式与农业生产转型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类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方式分为小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三种形式。根本上是农户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诱致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主要表现为农户非自有生产要素（机械、化肥、农药等）投入在增长加快，产出弹性提高，生产贡献变大，其对农户自由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远大于1，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份额上升，而农户自有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等）的产出弹性和贡献份额下降（赵文、程杰，2014）。在非自有要素成本逐年上升情况下，即使农产品价格上涨，但由于农户在其中分得的收益份额越来越小，价格上涨对农户的经济激励效果降低，增长乏力，而价格累年循环上涨，不安全要素使用风险增加，致使农业生产方式亟须转变。舒尔茨（1987）也指出在没有新技术供给的情况下，农民根据长期生产经验已经将边际产出很低的生产要素做到最佳配置，因而不会再增加农业投资。农业技术创新带来了“诱致性技术变迁”，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进而重新优化要素配置（Hayami Y and Ruttan V，1985）。同样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也因要素禀赋变化发生改变，包括农业劳动力减少、化学要素增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农产品价格上涨未带来对农业生产的充分刺激，价格杠杆对农户的经济激励并不明显（陈飞等，2010），并且消费者对农产品特别是安全健康农产品的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实施了农业税费减免和直接补贴政策，但补贴对农户的经济激励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高度，反而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造成畸形的“剪刀差”和新的供需矛盾。

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农业安全生产的过程也是农户安全认知到行为选择的过程，研究者们对生产者“心理认知—行为意愿”的发展机制做了研究。农户生产安全农产品意愿在生产认知与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谭翔等，2017）。研究发现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可以概括为农户认知、农户特征和环境因素，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意识越高，对残留认知越高，生产方式越偏向于安全（杨天和，2006；傅新红、宋汶庭，2010；Hou N，et al.，2016）。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农户经营制（1949～1952年）、农业集体经营制（1952～1978年）、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1978年至今）。当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生产方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分散经营，农民分散决策，供求分散对接，同时集体经济优势并未得到体现，小农生产方式的落后性仍然十分明显（周绍东，2016）。农业经营模式出现了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企业等多种形式，同时“互联网+农业”或“农业+互联网”的新型生产方式弥补和有效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信息不对称、供需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农业生产方式不断转型优化，生产效率得到较大提高，但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解决依然不足，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因安全问题产生的“一家两制”生产方式。因化肥、农药、激素和添加剂可以有效提高农产品产量和降低单位成本，市场对产品又难以有效识别，消费者又更偏向于注重农产品的颜色、大小、形状、新鲜程度等搜寻品特征，而农药残留、激素使用无法有效识别，为追求高额利润，农户选择不规范、不安全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资料，而农户作为消费者，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和健康饮食的重视，对自己食用农产品不使用化学资料，形成了“一家两制”现象。为规避“一家两制”现象，倪国华和郑风田（2014）指出可通过国内消费者为终端的“纵向整合”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