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股份制的孕育

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转折，起始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将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开始了至今40年的改革之路。

中国改革的最初切入点，也是取得最大成功的部分，是农村改革。早在1979年，农村就有了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因此，中国股份经济的萌芽实际上是始于农村改革。1979年7月3日国务院在《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中，肯定了社队企业解决资金来源时，“可从大队、生产队公积金中提取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自此，中国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逐渐向股份经济机制过渡，许多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都是农民集资入股而成的。

这期间，中国的农村企业和城市的小企业有了股份制的雏形，其特征是从浅层次的集资入股型向深层次的合股经营、股份合作型发展。例如，1982年6月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广东深圳市地方企业实行横向经济联合，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赤港2.2平方公里地域，建设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深水海港。

由此可见，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是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出现股份和股权的历史因素。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政治共识；并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股份制也由此开始进入了正式试点阶段。

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进行了股份制试点。广州、上海等地的少数企业进行了向本厂职工发行内部股票的试点。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人民币的股票1万股。1985年1月，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10万股。上海爱使电子设备公司发行了每股面值为50元的股票6 000股。这些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诞生及其股票发行，引起了众多投资者的兴趣，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阶段股份制试点中，有数千家企业在集资发行股票，其特点是小企业多，集体企业多，乡镇企业多，自发进行的多，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多，处于不规范的起步摸索时期。但是，在全国银根抽紧形势下，相当一批企业和单位利用股份集资获得成功，使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企业的产权模式得到改变，企业的生产规模得到发展。[27]

1985年，中国企业横向联合迅速发展，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而股份制的发展，也更有利地使企业的横向联合趋于完善。这一年，股份制不仅仅在农村得到了发展，而且在商业、金融业、轻工业、水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1987年，中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实行了承包、租赁等经营形式，在此期间，股份制也受到了部分国有企业的青睐。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因此，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在这一阶段快速在国有企业中展开。

这一阶段，在国务院批准下，上海、深圳两地开始加快企业股份制试点工作。1986年10月1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上海于1986年下半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由市体改办负责组织研究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的改革方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上海第一家试行股份制的全民所有制大型企业，在坚持国家股为主体的前提下，向国内城乡居民和职工发行5 000万元人民币股票，打破了原先企业单一全民所有的模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资产并存于一个企业中的多元所有权结构。北方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于1988年5月正式成立，标志着一种股权式企业集团的崛起。

这一时期，股份制试点从工业企业扩展至商业企业、房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上海豫园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新世界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与此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总部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恢复重建为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为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上海浦东还组建了第一家以乡镇企业为发起人，公开发行100万股股票的申华电工联合公司。至此，上海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为11家，股本金总额为8.8亿元。深圳的股份公司约达8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10月底，全国已涌现了股份制企业16000多家，股份集资额为60多亿元，但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起步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思路，政府权力被逐步放弃，基层经济主体自主权逐渐扩大。

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实行中央与省、自治区两级财政新体制。从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以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一灶吃饭”为“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预设目标有两个：一方面希望扩大地方财权，为地方注入活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增强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承担起中央政府财政平衡的一部分责任，“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各过各的日子”。[28]但因为这种地方财政切块管理，也同时形成了资金市场的地域分割。

在企业与政府关系中，从1979年首先开始推行的是“利润分成制”；1980年、1981年改为“基数分成”；1982年开始推行“利改税”或者叫“以利代税”；1983年起，国家决定由银行统一管理企业流动资金，银行“统管”逐步蜕变为银行“统包”，银行全面承担了原来由财政承担的支持企业资金来源的任务（这就是后来所谓国有企业“吃完财政吃银行”的由来）。1984年国家实行“拨改贷”，基本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到1986年底，开始实行全面承包经营责任制；再到1991年开始包流转税，即产品增值税等等都包进去。这大大降低了利润税比例，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收，最后，中央政府只能发文禁止包流转税。

中央财政金融体制的改革是被经济形势推动着走的。1979年、1980年中国财政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赤字，在编制1981年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说，建议发行国债。1981年7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发行国债。财政部首次发行49亿元国库券（发行对象为单位）。1982年7月，财政部首次向个人发行国库券。国债发行初期，采用的完全是非市场化的手段，变成了单位机构和个人严重的经济负担，甚至采取了党员干部带头、硬性摊派、工资里预先扣除等措施来保证当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完成。由于国债一级市场采用非市场化方式发行，且二级市场根本不存在，市场流通的冲动和欲望只能自发地依靠大量的黑市买卖和黄牛来实现。在保证每年国债发行任务的强大压力下，财政部在1988年3月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4月起先开放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允许买卖国库券，6月又扩大至54个大中城市，到1991年3月，全国约400个城市都可买卖国库券。国债成了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第一批上市品种候选者，揭开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序幕。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1986年9月，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宣告成立，从此恢复了中国中断30多年的股票交易业务，成为1986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之一。1988年上海又成立了海通、万国、申银三家证券公司，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八股”。深圳则有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安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原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所谓的“老五股”在市场上交易。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当时的媒体用“华尔街大亨将‘金融市场’带到人民大会堂”[29]这样的标题来形容这次史无前例的高规格会议。邓小平于会后第二天会见参会的纽约证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并向其赠送了中国第一股——一张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

为表示正规和真实有效，上海方面在会前选送这份礼物时，在股东栏填上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范尔霖表示：“我的股票不能用别人的名字，我要到上海去过户。”于是，约翰·范尔霖于11月16日带领一批随行人员和美国记者乘飞机飞往上海，到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将这张股票过了户。由此，范尔霖成为第一位拥有中国股票并享有社会主义企业股权的美国金融家。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向境外投资者过户中国企业的股票，也是当时中央最高层第一次没有用红头文件、而是用具体的行动肯定了企业发行股票的正当性。

就这样，农村改革后的乡镇企业兴起和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以及寄生于原有体制下所出现的筹融资困境；财税体制改革所出现的地方财政包干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扩张冲动；企业改革由承包、经营责任制、产权改革一路走来所扩张的企业经营和投融资自主权；国家放权让利，财税改革引发的国债发行，以及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冲动；一部分在股份制试点中已经发行股份的流通上市欲求；在几年放权让利的改革之后逐渐复苏的民间财富积累……这一切使得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具备了基本的经济前提条件。

同时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证券市场并非凭空出世，它完全脱胎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体制的孕育，无法割断与中国正在开始转型的社会母体的血缘关系。

和中国改革最初的成功——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也是出于基层的自发创新。放权让利激发出地方政府、基层企业和广大人民在经济改革中的创新冲动，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农村改革的包产到户是这样，城市改革中证券市场的孕育也是这样。至此，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只剩下两个条件：一个合适的契机和中央政府的介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