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

（一）中国城镇化的历程和功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九五”“十五”期间，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7]，城镇化率从20 %提高到40 %，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1860—190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1981—2003年）[8]。各省陆续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开篇部分便回顾了各省城镇化所取得的成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到“1978—2013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 %提升到53.7 %”。城镇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前，国际上将城市型社会分为三个级别：初级、中级、高级，判断标准是城镇人口比重（即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率高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76%—90%为高级城市型社会，61%—75%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处于51%—60%之间为初级城市型社会。[9]根据这个标准我国目前尚处于初级城市型社会。吕园、刘科伟等指出，201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正式进入城市型社会。[10]虽然如此，各地的城镇化率则各不相同，有的差异还比较大。沿海城镇化率比较高，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则比较低。根据《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上海城镇化率为89.76 %，北京为80.13 %，西部地区的广西为19.17 %、西藏为16.89 %、贵州为16.58 %。由此可见，东西部城镇化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西部地区如何提升城镇化进程成为城市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城镇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绩，带动了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居住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得到改善升级。[11]然而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经济社会收益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甚至是“顽疾”。

1.“城市病”问题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人口密度高，交通拥堵，城市环境污染严重、房价高等现象。由于人口大规模集聚，引起城市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12]尤其是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困扰着城市的发展[13]，相关研究和网络报道不胜枚举。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生态观念淡漠，城镇发展环境不佳；人口分布不均，生态消费高，城镇体系发育不全；产业结构初级，生态压力加剧等。[14]

2.“半城镇化”现象

“半城镇化”概念源自西方[15]，国内学者也分析我国城镇化中的“半城镇化”现象。半城镇化是一种过渡性地域类型，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非农化程度比较高，但产业、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比较低。[16]农民虽然进城，却不能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17]，无法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18]。区域景观比较凌乱，各类用地混杂，居住环境恶化，土地管理不便。[19]何为等认为半城镇化出现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严重、城市社会隔离严重、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20]，朱东风等分析半城镇化中农民工的住房问题。[21]

3.城乡二元体制问题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关系呈现二元体制，城市对乡村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推动资源的配置虽然初期推动城镇化发展，但从长远看，会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化发展是持续的负效应，需要着力突破城乡差距等问题。[2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课题组认为由体制因素和发展阶段共同决定的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低的局面，仍是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23]

4.城镇化问题综合分析

众多学者综合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陆大道指出虚假城镇化和贫困城镇化、城镇化空间蔓延发展与失控、就业岗位和资源不能支撑冒进式城镇化等问题。[24]吕园、刘科伟等分析城镇化产生的问题：城镇人口半城镇化现象显著；城镇化空间布局合理性欠缺，空间极化现象严重、城镇体系空间规模不合理；社会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明显；新进城人口市民化程度较低，就业非农化效率低，进城农民尚未实现向城市型生活方式的转变；地区缺乏城镇特色，城市建设雷同现象严重；城乡分道而治，差距不断扩大。[25]项继权、袁方成研究了湖北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三化”协调不足，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滞后；城镇体系出现“断层”，空间布局不合理；二元化体制残续；城乡社会发展失衡等。[26]当然，学界也提出了诸多改善的政策和建议。

5.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感问题研究

城市种种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居民幸福感。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联合发布了《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质量并不满意。黄永明、何凌云研究发现：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对幸福感影响重大，空气污染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空气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东部明显，中西部不明显。[27]目前，居民幸福感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关注，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问题，成为社会各界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也是与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

6.政府规划对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的反映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到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28]陆大道、陈明星对《规划》进行深刻解读认为：“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29]这是对城镇化高速发展所付出代价的深刻反思。

各省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文本都指出各省城镇化中的问题。《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江西省“城镇化率从27.69 %上升到48.87 %”，然而“城镇化水平偏低、市民化进程偏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管理水平不高、规划建设特色不明显、体制机制不健全”。《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了河南省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大量农村转移人口未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发育水平低，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亟待增强，管理服务水平不高。[30]其他省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是如此。

（三）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的新目标

1.何谓新型城镇化

基于传统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各类组织和各界人士全力探索城镇化发展的新道路、新思维和新方法，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的目标。“新型城镇化”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学界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路径等展开热烈探讨，试图通过发展新型城镇化真正改变中国的城市景观，变得更为适宜居住。那么何谓新型城镇化呢？

单卓然、黄亚平认为，新型城镇化即是以可持续发展、民生和追求质量为内核，通过产业升级转型、集约利用与低碳经济以及区域城乡统筹与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来实现中国的新型城镇化的特色之路。[31]徐林、曹红华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求从城镇经济、生态、文化等分离式发展向包容式、和谐式发展转变，从侧重城镇化速度向提高城镇化效益转变，从拉大城乡差距向降低城镇化门槛转变，从行政主导式城镇化向城镇不同主体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转变。[32]整体而言，“新型城镇化”概念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虽然“新型城镇化”概念的理解并不统一，但其已经不仅仅是学者研究的话域之一，还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及各省市相继出台了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是明确了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公众咨询稿）》指出城镇发展的具体目标：“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幸福和谐的品质生活；宜居舒适的人居环境；地绿山青的自然生态；天蓝水净的健康环境。”《江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布局不断优化；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紧凑绿色城市发展模式基本形成；产城融合日臻紧密；城镇生活品质明显提升；城镇化体制机制逐步完善，提出打造一批特色城镇、改善城乡接合部环境、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重视人文城市建设、建设城乡统一要素市场是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

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政府规划：新型城镇化乃是指在新时期、新常态下，不再以传统的追求速率为目标，而是围绕城市和谐发展，提升城市发展质量，解决传统城镇化所出现的问题，建立城乡统筹、文化生态、集约、管理高效的城镇化模式，最终促使各级城镇、小城镇以及新农村社区均衡、和谐发展。

2.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区别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到底有哪些优势呢？“新”在什么地方呢？仇保兴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从高能耗转向低能耗的城镇化；从数量增长型转向质量提高型的城镇化；从少数人先富转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从高环境冲击型转向低环境冲击型的城镇化；从放任式机动化转向集约式机动化的城镇化。[33]这六个方面都是针对传统城镇化所积累并且是其无法解决的问题，当是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区别之处。倪鹏飞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发展新型社会、经济、环境）；主要内容—农民市民化（公共服务均等、优化国土空间利用、克服“城乡病”）；基本动力—信息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内涵集约增长[34]。沈清基提出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基本模式为：大地共同体、生态现代化、智慧城镇化[35]，并对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进行对比。王芳[36]、黄艳萍、王明亮[37]、樊雅丽[38]等也提倡将生态文明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姚士谋等认为新型城镇化需要树立资源节约型的城镇化新思路、质量、效益并举型的城市发展健康之路、走城乡协调发展之路。[39]吴敬琏认为政府推动抑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各级政府以GDP增长为导向，使我国城镇化只具有弱创新功能。[40]姚永康、姚益炘[41]、童海华[42]等提倡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来发挥巨大的作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既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要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王素斋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由政府引导、市场推动的城镇化机制，推动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形成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经济高效、城乡一体的低碳、集约、智慧、绿色城镇化道路。”[43]杨家栋则将城乡一体化看作是城镇化的最高阶段。[44]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朱明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方式是：农民向社区集中，建设农村居民安置与休闲区。[45]综上，可将传统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区别进行汇总（见表1—1）。

发展新型城镇化更加看重发展的质量，注重生态效应和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城镇化将摆脱传统城镇化大力扩张的进程，推崇动力的多样化，注重生态效应。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正是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46]

需要注意的是，各乡村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导引力。蔡建明提出半城镇化地区乡村城镇化发展的几种模式：生态旅游导向下的旅游村发展模式、农民集中安置导向下的农民新村发展模式、农业专业化生产导向下的农业专业村发展模式。[47]城镇边缘地区的村庄发展模式就存在产业集聚型、商贸市场型和旅游特色型三种。[48]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城镇化都必须进行旅游化。

二 旅游产业与乡村城镇化关系研究

旅游产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影响

1.城镇化进程与乡村旅游的产生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降临以及城镇综合实力、设施、环境的提高和改善，城镇具有吸引力，逐渐产生旅游职能。[49]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旅游的发展[50]，旅游度假成为城镇的基本职能。城镇旅游的研究是从城镇分类研究中派生出来的，英国的奥隆索、美国的哈里斯等对城镇的职能分类中都有旅游城镇。[51]这种研究内容一直延续至今，顾朝林区分出旅游中心城镇和专业化旅游城市。[52]黄震方等分析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旅游城镇化问题，在城镇化进程的带动下，旅游出现了城镇化的发展态势。[53]麻学锋、孙根年提出了“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概念，用于城镇化对产业旅游化的作用，发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日益明显。[54]不过此时，城镇化更多的在于工业化的推动。我国乡村早期的城镇化同样追求工业化驱动，尤其是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我国乡村旅游开发起步较晚，有学者以1988年深圳举办的首届荔枝节为起源。[55]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城乡联系日益加强，城镇居民对乡村旅游的渴求逐渐增加。[56]学界加大了城镇化对乡村旅游影响的研究。

学界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城乡景观差异与乡村旅游。城镇和乡村在景观、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差异产生的吸引力促使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方旭红认为持续的城镇化发展是乡村旅游的社会基础，逃离“城镇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城镇化造就了城镇与乡村不同的人文景观，使乡村旅游得以持续发展，成为逃避城镇生活的途径[57]。尤海涛等（2012）认为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以及乡村发展新需求的合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58]现在更有人提出城镇居民向乡村生活回归，提倡“乡村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59]。第二，城镇居民与乡村旅游需求的产生。孟亚凡认为城镇化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休闲时间增加，乡村旅游方式深受欢迎。[60]孙根年研究发现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国内旅游的二元结构，城镇居民是国内旅游发展的结构性驱动力，城镇化率与国内出游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呈线性关系，并据此将30个省区划分为四种类型。[61]余凤龙、黄震方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将会刺激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和旅游经济的发展，随后分析了产生此种影响的机制。[62]

2.城镇化发展对乡村旅游资源的影响

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苏长高对墨西哥的坎昆市从僻静渔村到旅游城市的历程进行分析，揭示旅游城镇化的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效应。城镇化在提高乡村资源利用效率带来经济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对乡村旅游资源不利的一面。徐红罡认为旅游城镇化进程也会出现旅游资源的分割、破坏、拥挤等负面现象，促使旅游点吸引力的衰弱。[63]胡爱娟分析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破坏了部分历史文化遗迹、原生态资源、建筑无人文旅游景观规划。[6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的乡土性丧失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正因传统城镇化对旅游资源带来负面效应，有人认为发展乡村旅游应该谨防城镇化倾向。[65]不过接受这种观点者并不多。

城镇化发展具有阶段性，而不同阶段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存在差异。税伟等依据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分析城镇化过程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的影响，在向心城镇化阶段，会推进近郊乡村旅游地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在扩散城镇化阶段，乡村旅游的乡土特色消失，加快近郊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进入停滞和衰弱阶段。[66]总之，如果这些负面影响不能被克服，最终将危害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所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及应对之策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焦点。[67]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研究

乡村旅游在开发、管理、可持续等方面同样存在瓶颈，乡村城镇化不可避免，应该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分析乡村旅游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提出为乡村旅游的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活力[68]，乡村旅游应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进行发展。

邱玉华、吴宜进认为乡村旅游是城镇化进程的产物，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的“乡村性”产生了冲击，乡村旅游发展应最大程度保留农村的个性。[69]田东娜、李悦铮认为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发展应该有“村味”“人味”“雅味”“土味”“情味”[70]。黄震方、陆林等认为，由于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发展，乡村旅游应讲求城乡旅游互补联动和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应注重乡村文化保护、塑造乡村本土个性以及把握旅游的时代需求。[71]张建、李世泰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需要实现城乡统筹、生态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以人为本等要求。[72]孙缘、夏学英等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辽宁省发展乡村旅游需要科学规划、依托城镇化、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以及突出“乡村性”等。[73]

学界对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升级和转型、发展路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展开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注重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乡村的生态环境，这在以往农村研究中缺乏关注。宋子千认为城镇化和产业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要以环境作为第一要务。[74]因此，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将解决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二）旅游业发展对乡村城镇化的影响研究

1.旅游产业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研究

国外学者早就展开分析旅游推动下的城镇化问题。穆林斯（Mullins）认为旅游促使人口增长，城市形成以服务业、批发业、建筑业为主的产业结构。[75]随后，汉尼根（Hannigan）、格拉德斯通（Gladstone）等均展开分析。旅游引导的城镇化为消费而建，与工业城市的生产、商业、居住等职能大为不同。

当前中国学界尤其关注旅游引导的城镇化。范弢、杨世瑜认为旅游业可较好地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76]。汪德根认为旅游也能够提升开发区的城市质量，并分析其机理和路径。[77]孙国学认为旅游业是具有较强关联性、融合性、带动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旅游业的引领带动作用。[78]张振鹏指出要充分发挥城郊旅游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带动作用。[79]北京绿维创景规划设计院认为旅游带来的消费直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旅游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基础，以旅游产业为引擎的泛旅游产业集群发展代表了未来城镇产业发展方向，成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重要因素。[80]李辉、杨朝继认为乡村旅游有助于西部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克服传统城镇化生态破坏等问题。[81]

旅游业发展对乡村城镇化起着巨大作用，以旅游业为动力的城镇化并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模式。[82]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加强这一模式的作用，尤其是适宜开发旅游的村镇则需要强化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朱向峰等发现旅游产业对距离城镇远近不同的社区的影响存在差异，旅游开发对距主城区越近的城郊型乡村旅游社区受影响明显弱，距离较远的社区受影响越强。[83]

2.东西部地区乡村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依赖性的差异

学界分析注意到东西部地区乡村城镇化与旅游业关系存在明显差异。张艳明等认为江浙地区城市边缘区村庄城镇化有产业聚集、商贸市场、旅游特色等种类[84]。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乡村城镇化的发展动力存在多样性，旅游导引的乡村城镇化并不是唯一的。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主要围绕工业引导的乡村城镇化而展开研究。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等的差异，工业引导的乡村城镇化模式却难以全面铺开。贾绍风早在1998年就指出农村工业化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有少部分条件好的乡村才可行。[85]曾博伟也指出东部地区乡村经济乡村工业化发挥了突出作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发展的作用却十分有限。[86]

工业化引导乡村城镇化发展不具有普遍性，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乡村城镇化需要注入工业化以外的驱动力。范弢、杨世瑜认为在具有旅游资源禀赋的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依托旅游业的发展可较好地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乡村城镇化发展进程。[87]杨建翠认为川西地区有旅游资源上的优势，可通过发展旅游业推进城镇化，作为川西民族地区其他城镇化路径的补充，并以九寨沟县为例定量测度游客和外来从业人员对九寨沟县城镇化率提升的影响。[88]蒋志勇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发展，认为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均不高，城镇化中的旅游驱动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而提出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发展建议。[89]从现有研究来看，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对旅游业发展的依赖性较强。

3.旅游业如何促进乡村城镇化的发展

有学者分析了旅游业如何促进城镇化的发展。黄郁成、金茨萍指出乡村旅游开发使乡村地区城镇化的趋势明显，这种城镇化是乡村空间形态和经济形态的双重城镇化。[90]王瑗以成都市三圣花乡为例分析旅游经济作用下乡村城镇化的进程，旅游经济促使乡村土地利用非农化，农旅经济融合促使农民主动城镇化，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转变，村落景观向城市景观转变，这是一种非工业化的乡村城镇化的新模式。[91]张媛认为乡村旅游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改变促使农村城镇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农民收入提高，从而促使农民的城镇化。[92]刘晓华、李强认为旅游发展促使民族乡村社区农民实现了职业非农化、居住生活空间城镇化以及思想观、行为模式、社会权利、生活方式等市民化转型，这是对国家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农村“欠城镇化”的破解。[93]保继刚等以阳朔历村为例展开分析，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驱动下，旅游发展通过供需关系、主客交往和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引导乡村实现城镇化，这种“绿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能够解传统工业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94]

现有研究认为旅游通过改变乡村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类型、村落景观、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提高、职业非农化、思想观念、生活模式等途径促进乡村城镇化的进程。

（三）旅游业与乡村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

1.旅游业与乡村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

蒙睿等分析西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认为城镇化快速发展对乡村旅游拓展了发展空间，乡村旅游发展也促进城镇化的进程，二者呈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95]陆林等认为乡村旅游是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96]曾天雄、罗海云认为旅游业和城镇化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乡村旅游是加强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趋势。[97]蒋焕洲认为发展旅游业将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县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又促进县域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两者互动发展是旅游业和城镇化共同面对的问题[98]。朱英君[99]、袁静宜[100]、苏振[101]、吴杨梅[102]等，分析不同地区两者之间的关系。

2.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

学界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同时延续原有研究思路，分析旅游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李霞提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供需关系，能够形成互补关系。[103]张建、李世泰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104]赵华、于静论证了大同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关系，进而分析互动发展的实施途径。[105]朱晓辉等运用相关分析法模型，分析旅游康体娱乐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关联度，发现云南省城镇化与旅游康体娱乐业之间互动发展水平较高。[106]卢小丽、李彩云认为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探索和参与阶段，城镇化拉动了乡村旅游发展；在发展阶段，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城镇化发展；在发展阶段后期和巩固阶段，旅游成为促进目的地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107]

3.旅游业与乡村城镇化无因果关系研究

国内学者分析发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旅游发展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的关系。[108]杨昌鹏认为贵州省安顺、遵义、黔南州、黔东南州四个地区的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性较强，但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109]王曙光、王靖宇分析了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性，发现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就业人数等与旅游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认为以乡村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依托，客观上不利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加和城镇就业人数的提高。[110]但此类研究数量比较少，揭示了与前不同的观点，必将促使学界进一步细致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4.旅游业与乡村城镇化协同耦合关系研究

究其本质，“协同耦合”研究当仍属互动关系研究范畴。所谓协同，指两种以上的不同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的，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核心思维是“和谐”。然而学界对其研究时采取的基本思路还是有差异的。

高楠[111]、庞笑笑[112]、王珍[113]、昌晶亮等[114]分别对西安、吉林省抚松县、云南省、湘西地区城镇化与旅游业耦合关系展开分析，王恩旭[115]、钟家雨[116]、舒小林[117]对全国城镇化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关系展开分析。研究空间尺度以某区域或者全国范围的中宏观为主。直接相关旅游与乡村城镇化耦合关系的研究比较少。孙缘、夏学英研究认为辽宁省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存在协同作用。[118]这些研究肯定旅游产业和城镇化存在耦合发展特征，但耦合协调度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119]，同一地区还存在空间尺度上的差异。

学界对旅游和城镇化之间的单向关系和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不过现今学界已较少对单向关系进行研究，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目标以后。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协同耦合关系研究不断涌现。互动研究的空间尺度多是针对整个区域，而非纯粹的乡村，乡村城镇化和旅游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需要加强。

在研究方法上，早先的单向关系研究主要以定性为主，近来则强调实证分析，尤其是互动层面的研究。我们也能发现，同样都是实证分析学界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产生差异，比如城镇化水平和旅游业发展的相关性，旅游业与乡村城镇化有无因果关系等。这些不同的观点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的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成果对解决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的问题大有帮助。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

三 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乡村城镇化早已开始，但在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研究综述中[120]，较少涉及旅游导引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目前，很多学者认为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属“飞地”型发展模式，与工业等产业推动的城镇化模式明显不同。范弢等将西部欠发达地区以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模式，称为候鸟型“飞地”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121]杨建翠认为九寨沟县城镇，在旅游集聚核心区附近呈“飞地型布局”，城镇空间经历极核式—点轴式—网络式拓展演变发展过程[122]。王守智分析国外各国的城镇化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就是“旅游经济带动型的张家界模式”，属于“飞地型”城镇发展模式。[123]“飞地”模式是对旅游引起城镇化模式的总体概括，有学者认为飞地型模式主要是针对不发达的贫困落后地区而言的。[124]针对旅游导引的乡村城镇化的发展模式研究，提出了不少的发展模式，现在针对学者研究的内容进行归类分析。

（一）基于利益主体的研究

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政府（各级政府、村委会、委托国资委成立的企业）、企业（公司）、旅游协会、社区、村民自发形成组织、农户。不同经营管理主体的组合产生了不同的旅游经营和管理模式。

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并没有变化，相互之间的组合也并没有明显改变。张建、李世泰提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三种模式：“政府+公司+农民旅游协会+旅行社”“公司+社区+农户”“政府+社区+公司”[125]，相关利益主体未发生大的改动，只是乡村旅游需要解决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政府与市场边界、“公有地悲剧”等问题[126]，保证乡村旅游能够可持续发展，可以持续带动城镇化的进程。张媛分析了城镇化视野下乡村旅游的经营模式，提出旅游公司主导、农户入股参与、协会帮扶协调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127]

（二）基于发展驱动力的开发模式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的推动力有很多，因而形成的发展模式也有多种类型。戴斌认为乡村旅游发展有政府推动型、市场驱动型、混合成长型。[128]黄郁成、刘晓华、李强认为云南、贵州的民族乡村形成了两种模式：企业主导型和政府推动型。[129]学界将政府推动的旅游发展看作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乡村自身的旅游发展为自下而上，一般将城镇化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130]旅游开发需要整合旅游资源，整合旅游资源的动力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张新生总结已有旅游城镇化模式的基础上，基于对旅游要素整合驱动力分为如下几种典型模式：资源驱动型、创意驱动型、市场驱动型、消费驱动型、资本驱动型。[131]

城乡区位不同使得城市对乡村的影响不同，旅游导引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存在差异。黄郁成、金茨萍以井冈山为例分析了三种城镇化模式：城市外延扩张模式、在乡村导入城市模式、乡村经济城镇化模式，并分析每一种模式所存在的内在问题。李亚娟等分析了北京城市边缘区的乡村旅游地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乡村嵌入型旅游城镇化、城镇延伸型旅游城镇化、乡村内生型旅游城镇化。[132]林莉、梅燕根据革命老区的资源特点提出了旅游业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三大模式：红色旅游新村模式、红色风情小镇模式和红色旅游综合体模式。[133]韦仕川提出了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的几种模式：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旅游综合体模式、中小城镇特色化发展、现有大型城市的扩张与升级。[134]赖晓华等提出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以城市为中心的特色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135]旅游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驱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北省为例》一文分析了湖北省不同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产业带动模式、产业融合模式、产业转型模式、产业集聚模式四种。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的产业带动模式，著名旅游景区的村落比较适合。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旅游服务业的联动的产业融合模式则是原产业向旅游转型，促使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产业集聚模式，适宜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藏族地区九寨沟县》分析了九寨沟县以旅游为主导，各个乡镇根据各自的条件发展不同的旅游产业类型。[136]

（三）基于发展目标的发展模式研究

席建超等提出不同村落的空间重构模式记忆发展路径，分为三种模式：就地重建型向现代旅游小镇发展模式、飞地开发型向综合保护性开发发展模式、原地利用型向传统乡村聚落模式发展。[137]他还认为风情休闲小镇是由旅游产业聚集带动的城镇化的一种主体模型。何一飞（2015）认为构建环城游憩带、建设乡村旅游小城镇、打造旅游卫星村是乡村旅游嵌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并提出了乡村旅游嵌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保障等内容。[138]曾博伟在博士论文《中国旅游小城镇发展研究》中提出旅游小城镇有旅游古镇、依托景区发展模式、城郊旅游休闲小城镇发展模式，每一种类型下面分别有不同的模式。查爱欢按发展形态将乡村旅游推进新型城镇化分为乡村旅游综合体、新农村社区、小城镇三种模式。[139]舒伯阳根据产业特征和发展阶段提出了旅游集散中心模式、旅游综合体模式、专业化旅游城市模式、旅游新农村社区、旅游小城镇模式等五种模式。[140]

（四）基于个案分析的城镇化模式

白马伟色等以丽江为个案，提出了旅游驱动型城镇化的“塔台模式”[141]。这种模型是基于丽江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旅游资源而言，对资源并不具有优势的地区没有涉及。桑祖南、邹倩竹认为旅游产业可以引发城镇化的优化作用，旅游引导的乡村本土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新路径，以湖北孝感“孝德古镇”为例提出“新农村社区旅游综合体模式”，旅游产业与现代农业、新型工业相融合，形成产业集群从而推动本土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乡村商业休闲地产为支撑，打造乡村观光休闲文化，最终实现“宜旅宜居”的新农村社区。[142]罗明义（2009）研究了“束河模式”，认为云南丽江束河古镇依托特色的旅游资源，通过科学的规划引导，将公司开发与居民参与相结合，形成了文化休闲旅游小镇。[143]李松志分析了环庐山地区的三种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类型：旅游服务中心集散依托型——威家镇，特色旅游资源依托型——温泉镇，著名景区依托型——海会镇。[144]

不同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各不相同，城镇化方式也截然不同。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不管怎么发展，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独特性所在，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乡村与周边乡村的发展模式尽量避免同构竞争，应形成互补的关系。因此政府在推动城镇化方面的作用应该充分发挥，要想依托旅游业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政府作用十分重要。对于相互临近且资源条件比较相似的乡村，如何才能够避免同构竞争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各地除根据自身的资源外，还要从更高地域范围的角度考虑发展模式。政府的规划协调作用将会十分重要。乡村城镇化多发生于滨海省份，然而大多数的农村，可能正如李强所言，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对于乡村的城镇化除了以旅游带动外，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四 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动力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

（一）旅游引导乡村城镇化动力机制

学界关于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分析架构，主要从产业驱动力、利益驱动力、制度驱动力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145]旅游推动乡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借助于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架构进行综合分析，学界也形成了几种研究模式。

首先从产业角度看，发展旅游业是旅游引导乡村城镇化的动力源泉。邱云志认为少数民族区域旅游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旅游活动，聚居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产生自主城镇化现象。[146]然而由于各地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存在差异，发展旅游业的驱动力就会产生不同，因而又会出现不同的旅游导引的城镇化类型。李志飞、曹珍珠总结了学界的研究成果，认为国外旅游引导的城镇化的资金密集型、资源吸引型、旅游地产带动三种动力模式：国内的旅游引导的城镇化的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三种动力模式。[147]第二种是基于推动主体角度进行分析，基本上是分成政府推动和市场推动两种类型。张媛认为应该以政府为主导，对乡村旅游进行规划，在发展经营时则尝试让农民入股等方式。王华认为学界总结出了两类旅游驱动型城镇化模式，一是汤口镇和闸坡镇等为代表的政府或资本主导的旅游城镇化，一是阳朔历村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旅游城镇化。[148]就现实而言，各地乡村旅游的发展确实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尤其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初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实现。当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政府与其他企业组织结构和个人的关系有了新的论调。有研究者认为发展新型城镇化要与推进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相协调发展，政府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构建制度平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以市场为主导的推进模式，政府推动往往事与愿违。第三种则是综合分析，将区位和资源优势、政策制度、乡村居民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多元化驱动力代替了传统的二元动力体制。[149]丁娟认为发展旅游业是旅游城镇化的动力，九华山旅游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由城镇化带动以及旅游业发展、旅游者偏好、政策制度、区位交通等组成，是旅游和城镇化发展相关的各要素的协调互动。[150]陆林认为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资源禀赋、政府的推动以及居民的积极参与等是汤口镇旅游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构成旅游城镇化的动力机制。[151]侯兵等认为乡村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152]吴丽敏等以周庄为例分析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驱动力机制，结果发现周庄的农林地和水域面积处于缩减状态，原因正是和旅游发展的项目有关，驱动力则有内外两种：内力驱动是自然基础条件的约束，外力驱动则是政府行为和政策引导、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以及生产方式变革相互交织作用。[153]王华分析认为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的旅游驱动的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运行机制则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农村社区的主动参与以及外来力量的影响三者共同作用而成。[154]有学者认为旅游业发展推动城镇化需要相关要素产生耦合。庞笑笑等认为空间耦合是旅游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相互关系的外在表征，而要素耦合则是两者相互关系的内在推动机制。[155]

（二）旅游引导乡村城镇化作用机理研究

学者往往利用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增长极等一系列经济地理概念和理论分析城镇化的作用机理。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动力机制也会借助这些概念进行解释，解释产生城镇化的各种要素如何在农村集结。[156]

杨建翠分析了九寨沟旅游城镇化的形成机制，旅游业推动城镇体系和功能完善调整，促使城镇在旅游集聚核心区附近“飞地型”布局、城镇空间极核式—点轴式—网络式拓展，推动产业联动、产业集群差异化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城镇发展提供经济支撑，促使人口向旅游发展优势区域集聚和非农化转移，最终促使城镇化的发展。[157]李志飞、曹珍珠构建了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图，旅游产业的吸引力实现旅游产业集聚，然后向产业集群化演变，最后实现就地城镇化。[158]彭慧认为乡村吸引消费人口流入，使得乡村推进非农化进程，因此乡村依托旅游业吸引资本实现城镇化，而且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具有内生动力发展机理，每个乡村都是小型增长极，改变了受城镇或城镇辐射的被动式发展路径。[159]王华分析认为旅游驱动的农村城镇化进程，经历村民自发参与的起步阶段、政府与精英引导下的产业转型阶段、多元主体作用下的社区转型阶段，而运行机制则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农村社区的主动参与以及外来力量的影响三者共同作用而成。此外，席建超等分析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的模式，揭示了不同区位条件下旅游村落演化过程的差异。[160]实际上就是论述了不同区位条件下乡村的演化发展方向的差异，揭示区位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侯兵等构建了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镇化形成机理，通过乡村产业结构转变、人口集聚、基础设施改善以及乡村文化传播的相互作用，实现乡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前文提到乡村城镇化的推动力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力，学界同样分析其作用机理。保继刚指出村民在没有政府、资本等外力的情况下，以自下而上自发参与到旅游中，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动力推动下，通过供需关系、主客交往、示范效应等作用机制，最终促使全民参与旅游发展之中，促使村民职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引致乡村的城镇化。[161]

由此可见，学界对旅游推动乡村的城镇化进程所要经过的阶段以及具体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旅游以其强大的产业带动能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最终实现城镇化。

五 旅游引导的乡村城镇化效应研究

城镇化能够通过人口的集聚、产业集聚实现乘数效应，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仇怡认为中国城镇化与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城镇化有助于技术创新，且通过创新效应显著地驱动一国的技术进步，但是城镇化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162]城镇化还能够带来社会效应。辜胜阻、陈来提出通过城镇化来改善乡村生育性别偏好的问题。[163]更为重要的是，旅游引导的城市化能增强地方与世界的联系度。

城镇化应当是人的城镇化，传统城镇化阶段出现了大量问题，进城的农民未能够真正融入城市，陈云松、张翼通过数据模型分析了传统粗放式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认为进城农民都未能比城里人更多地从城镇化过程获益。[164]出现了“半融入”“半城镇化”现象[165]，半城镇化地区成为一种新型地域类型[166]。蒋洪强等通过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的边际环境污染效应。[167]揭示了城镇化过程出现的种种问题。前文所分析的传统城镇化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很多是城镇化的负面效应。西方对旅游引导的城镇化的效应侧重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旅游推动的乡村城镇化效应是指旅游产业推动的城镇化所产生的效应。旅游产业具有价值提升、品牌、生态、幸福价值等四大效应。由旅游导引的城镇化能否发挥这些效应，就应该是详细分析的问题。需要借助科学分析工具的方法分析包括旅游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就地城镇化效果（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建设等等）、产业结构变化、人才结构、环境效应、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等等。当前乡村城镇化带来的效应，既有针对乡村本身的研究，也有囊括乡村在内的城镇化在内的对某个地区的整体性分析。

侯兵分析了乡村推动的适度城镇化、滞后城镇化、过度城镇化三种类型下的城镇化效应，滞后城镇化类型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乡村地区民俗文化娱乐化、商业化、舞台化倾向加剧，导致乡村居民的边缘化、出现逆城镇化的倾向，其乡村旅游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适度城镇化比较理想。杨建翠对旅游产业对九寨沟县各产业发展进行分析，分析了产业结构演变，九寨沟县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旅游对九寨沟县城镇化率的影响。[168]潘雨虹等对西南山区的村镇就地城镇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分析城镇化率的增长率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并通过调研获取受访人员对城镇建设不足的认知。赵永平、徐盈之建立了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在时空上的特点和传导路径[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