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13卷)
- 岳经纶 朱亚鹏
- 2222字
- 2022-09-02 02:15:52
一、引 言
福利国家的雏形或要素最早可以追溯至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甚至是英国中世纪的《济贫法》(李工真,1993:74—80;郭义贵,2002:29—33)。然而,现代福利国家的大规模兴起与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出现的现象。第一个现代福利国家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当时最先明确系统地阐述福利国家基本思想的《贝弗里奇报告》,对欧洲后来的福利国家建设浪潮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极少数国家不同程度地为最底层人群提供用以缓解其贫困状况的社会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则普遍采取福利国家形式,建立起覆盖全体国民的福利体系(米勒、波格丹诺,2002:854—855),呈现出鲜明的包容性特征。福利国家形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对福利国家这一新生事物展开研究。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世界在石油危机背景下进入了长期的滞胀阶段,新保守主义性质的改革在许多国家纷纷展开,福利国家开始由扩张转向紧缩,甚至面临被拆解的风险(皮尔逊,2007:4)。这些经济困境促使西方学界自觉地对福利国家建设及其危机展开理论反思与检讨: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会在西方世界大规模兴起?为什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展出差异显著的而不是趋于同质化的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建设进入紧缩阶段的根源是什么?西方学界围绕上述问题生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本文主要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六种理论研究视角,即工业主义逻辑、权力资源模型、国家中心主义进路,以及包括经济全球化视角、后工业主义视角和女权主义视角在内的福利国家新政治学。回顾和评述西方学界的重要理论视角,一方面有助于为持续深入研究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成果和当代西方福利制度面临的严峻挑战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体系提供相应的理论镜鉴。
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得到学界的普遍确认,但对其本质为何,西方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为福利国家奠定理论基础的英国社会政策鼻祖理查德·莫里斯·蒂特马斯(Richard Morris Titmass)认为:“社会政策不仅功能是积极性的,而且性质根本有别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关注于利他主义的单向转移和社会整合。社会政策不是简单地回应社会问题,它可以通过‘积极社会工程角色’实现美好社会的理想。”(刘继同,2004:52—59)然而,在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1987:237—254)看来,“福利国家理论缺乏一个有意义的主体——福利国家意味着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着当代社会生活——让人感到惊讶”。在不同学者眼中,福利国家的核心图景不尽相同。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2010:31)认为,公民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概念,社会权利的授予以及随之附带的去商品化特征和社会分层化共同构成了构建福利国家理论的三条主要前置原则。在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2006:57)看来,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维持自我生存的工具形式,它通过向普通工人提供援助与支持来克服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毁灭倾向,并且允许工人和工会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框架下进行社会福利抗争以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出路。戈兰·瑟伯恩(Therborn,1987:237—254)则认为,福利国家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四种类型的私人物品以维持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其中,四种类型的私人物品包括规制和/或提供/禁止市场外部性、提供或促进有益品(merit goods)、额外的国家工资、国家提供的其他私人物品。可见,学者们并未就福利国家给出一个共识化的本质性概念,这既与取向各异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关,也与福利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形式差异并且其本身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紧密相连。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发现,不同福利国家之间具备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福利国家是政治力量积极介入经济再分配领域,以弥补市场功能缺陷的典型表现;在福利国家框架内部,社会矛盾以政治化的处理方式得以极大缓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阶级矛盾不再以普遍性的对抗形式出现,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斗争的烈度;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健康、医疗、住房、教育、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福利国家既是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持续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塑造作用,并且在长期看来将会持续制约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治理走向。
福利国家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趋势能够部分地反映福利国家的变迁图景(参见图1)。
![](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96481C/18121545201843206/epubprivate/OEBPS/Images/tp003.jpg?sign=1738995927-OGuxkizQPs46HTL1v0QlG8336ExpBfVP-0-2f474507ccc877ed428720c6135c23fc)
注:OECD标示线条代表OECD国家平均公共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变化情况。OECD国家公共社会支出涵盖老年保险、遗嘱保险、病残救济、健康保障、家庭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方案、失业救济、住房补贴以及其他社会政策领域等内容。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参见http://www.oecd.org/social/expenditure.htm。
图1 OECD国家公共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60—2014年
如图1所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福利国家的变化未曾像其之前阶段那般剧烈。但是,总体而言,福利国家在新保守主义性质改革下并未出现逆转性的大规模拆解迹象,反而继续处在温和的扩张过程之中。当然,这仅仅是从数字上得出的一种粗糙结论,而福利国家阵营内部的差异化表现更加剧了学者们对此现象的困惑与好奇。他们围绕前文提及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并且都不同程度地观察到了福利国家演变图景中的某些侧面。这些既针锋相对又互为补充的理论视角正促使一种更具综合性、更富解释力的福利国家理论范式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