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空间媒介如何重构我们的社会交往格局

在空间媒介这一概念棱镜之下，关系被看作是发生在实体空间之中的，空间就是一种媒介，而现代人之所以孤独或者疏离，是由于空间的布局与设计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与互动。因此，他们提出的策略是，改变城市空间布局的生态，认为这是解除现代人孤独与疏离现状的重要途径。

一、互动的局限与孤独感

虽然孤独感是认知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果，但对现代人而言，客观社会关系的缺失显得更为重要。从互动角度就孤独感进行分析的代表性学者是韦斯（Weiss）。他有两个核心观点：首先，他认为孤独的成因应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方面，另一个则是个人认知方面，孤独是两个方面互动的产物；其次，他认为较之认知，社会关系对现代人而言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其能够提供情感支持、亲密感等，而孤独之所以发生，是理想社会关系的缺失所导致的[2]。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孤独感：情感性孤独与社会性孤独。这两类孤独感的成因对应着两种类型的社会关系。情感性孤独是亲密依恋关系的缺失所导致的，例如爱人或恋人的离去。情感性孤独的个体更有可能体验到焦虑感、虚无感与不安感，这与儿童在离开家人的时候的焦虑感极其相似。社会性孤独的个体则与重要友谊的缺失或者社区归属感的缺失有关。社会性孤独感强的个体会体验到无聊以及边缘感。尽管韦斯从两个方面讨论孤独感的形成原因，但是韦斯显然更加看重外部社会关系，并将个体所处的环境看作是形成孤独感的主要原因。

时代的流动性将个体从熟人社会中剥离出来并抛入新的社区。城市化进程使得不同的群体流入同一个社区，流动性使得信息、语言、文化汇集到了一起，从而使得“家”这个概念不同于以往。远处的国度（即原先远离我们的陌生的、存在危险的人）入侵到我们的生存领域中（即安全的领域），从而使得我们的生存空间处于杂糅的状态[3]，这意味着你和你的邻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人虽然居住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却依旧感到无比的孤独。

二、重构交往空间的空间媒介

随着社会的变化，城市的出现将如何对个体与社会产生影响，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不同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看法。社会学家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较为悲观，一类则较为乐观。两种观点背后预设了两种城市发展模式，与悲观的观点对应的是线性社区依附模式。线性社区依附模式指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将导致人口的激增、居住密度的加大、居民的异质化以及群居性的生活。而与乐观的观点对应的则是系统性社区依附模式。系统性社区依附模式指出，社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制度、生态与规范等变量都会对社区产生影响。显然，线性社区依附模式更加注重外部的变量对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而系统性社区依附模式则更加注重社区的内生性变量，并将社会关系看作社区的核心。根据第一种观点，城市化的结果必然是消极的，而根据第二种观点，即便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亦可通过个体的努力，重新对城市加以改造。

滕尼斯所持的观点较为悲观。他曾就如下问题做过深刻的思考：当社会从农村向城市变化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将社会关系分为有机与无机两类：有机的社会关系指的是以地缘、亲缘与思想为连带的社会关系，而无机的社会关系则是由社会劳动分工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滕尼斯认为，城市化带来的是无机的社会关系模式，这种社会关系与先前以社区为单位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城市化势必导致人们的疏离与陌生。与滕尼斯类似，迪尔凯姆也就19世纪社会发生的变化做出了分析，只是他用的是无机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与滕尼斯所说的两种形态的关系基本对应。那么，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格局，对我们的社会心理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就中国的城市空间布局对个体的影响而言，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城市空间布局的畸形肯定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他们通过对现实城市建设中普遍现象的描述，对城市中的畸形空间布局进行了心理解读，找出了其中影响心理健康的客观因素，并从心理学的角度去体会和感知城市中客观要素所带来的心理恐惧、孤独以及黑暗等心理影响。

对于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影响，齐美尔持有较为辩证的观点，提出了一体两面的观点：从反面来看，城市就像是一个金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蔓延着工具理性、个体性、匿名性，人与人之间工于心计、人情淡漠；从正面来看，大都市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虽然把个体从熟人社会抛入了充斥陌生人的大都市中，但是城市保障了个体能够维系自己的独立性，并可以保障自己免于社会权力的监督、历史因袭的压力以及外部文化的影响，也给个体的解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面对城市化，帕克等人则显得较为乐观。他们认为通过空间的重新设计，可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指出，即便在高度发达的城市中，也存在集体生活。帕克从人类生态的角度分析社区的物质与生态格局是如何映射在其中居住的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帕克指出，城市并不只是人、机构、组织的聚集，更是人类本性的延伸。根据帕克的观点，即便是在大型的都市中，个体依旧可以让自己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空间。这些空间使得人们有可能找到和自己类似的人，并获得社会支持。当然这种变化不单在大型城市中发生，帕克就芝加哥进行过分析。他发现，随着社会的变化，那些提供人们聚集场所的空间也会发生变迁，酒吧正在逐渐取代教会与沙龙，成为当地社区讨论公共议题的场所。与帕克类似，詹诺维茨亦对滕尼斯的悲观观点进行过批判，他认为人们有能力与能动性去重新组织自己的现代都市生活。那种有机社区亦可以在现代都市中找到。这种观点亦可见诸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

有国内学者指出，对于现代人的孤独感而言，城市空间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该研究者于文章中指出：孤独是主体对象（自然、社会、信仰）疏离的某种深度心理体验，个体的孤独主要源于主体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主体超越意识与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并且孤独的作用是多个层面、多个向度和辩证的，对城市秩序而言，孤独是建构性与消解性的统一。在现代性、城市化的作用下，孤独首先成为西方现代城市社会的某种普遍心理现象，而在当今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社会的孤独不仅具有世界城市孤独的某种普遍共性，而且由于传统文化中某些宗教、信仰的抽离，中国的城市孤独还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5]。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讨构建心理秩序、城市秩序的具体路径。

国内学者就芝加哥学派的城市与空间如何联系的问题进行过归纳。研究认为，在现代城市化的背景下，芝加哥学派的交往思想把握了城市传播活动中的交往空间、交往者、交往行为、交往思想之间的关联和制约。芝加哥学派把社会有机体的观点作为城市交往思想的基本立足点，认为城市交往发生于城市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之中。一方面，他们重视经验实证的传统，以芝加哥城这座“天然的实验室”来开展城市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本质上都将正在崛起的现代传播媒介看作恢复或重建交往“共同体”的力量，以纠正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运动带来的破坏。

实际上，在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存在两种城市发展的模式。一种是任由城市扩张，另外一种则是传统的邻里模式[6]。城市化的无序扩张割断了历史的沿革，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的需要，同时忽视了任何美学价值。而与之相反的传统邻里模式则依旧保持了那种带有传统友谊色彩的社区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后者原先是城市发展的首选模式，现在依旧可以在北京看到这样的城市风格。在北京、西安等城市化较早的地区，延续的是那种大的城市中，一个个的小四合院。可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模式逐渐演变成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在这种城市中，人与人如同原子一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也正因此，有国内学者指出，必须从空间这一角度对现代人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研究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齐美尔对大城市及其精神生活的论述，可以说是城市社会心理研究的开端。西方社会心理学基本上是以城市居民作为对象的，其研究成果对我国城市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问题。因此，可将城市作为一个特殊区域，以其中的市民为被试，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着力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微观和宏观心理学问题。

总之，空间媒介概念的提出者，将注意力放在城市作为承载现代人社会交往的空间是如何通过空间格局的调整来重建现代人的社会交往的这一问题之上。有学者质疑这种理想化的城市布局反对利伯维尔场干预，对复古的传统社区抱有幻想，忽视了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对现有社区已然造成的影响。另外一部分质疑来自文化学者。例如有学者就建筑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的力度提出过怀疑，“显然在强调空间的学者眼中，他们忽视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对社区的重要作用”。在两部相关论著中，甘斯指出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相比，建筑环境对行为影响微乎其微。尽管有学者就物理空间的作用提出过质疑，但是，也有诸多的研究认为城市空间将促进政治参与、居民参与以及系列的民主行为。也有研究指出，物理空间将影响人们的公共健康意识、社会地位以及集体身份认知。

自然，如果说空间媒介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将任何能够提升社会互动与凝聚的载体均看作媒介，那么该范畴自然也包含了处于其中并可以提升社区凝聚力的传播基础设施。

三、城市中的传播技术变量与社区整合

社区整合的早期研究，以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和帕森斯所主持的研究为代表。芝加哥学派主要从文化建构与社区整合两个角度入手进行研究。而哥伦比亚学派在《中城》以及《中城的变迁》的历时性研究中，将六大因素作为自变量，用于预测因变量城市变迁的可能。这六大因素包含了报纸、广播以及信息网络。帕森斯将社区定义为会对居民及其行为产生影响的社会系统的结构。他同样将传播系统，包括信息、舆论、意见以及普通文化知识纳入社会系统结构中。帕森斯所关照的是个体是如何融入社区的传播过程中的。

后续研究的关注重点是人际社会网络与大众媒介如何对社区产生交互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二级传播理论，即大众媒介是通过意见领袖将信息传输给大众的。研究指出，大众传播与最后实现的传播效果之间的中介变量就是人际传播。詹诺维茨提出了“有限责任社区”这一概念，他认为在此类社区中，人们虽然仍然能够与家人、朋友、首属群体建立联系，可是跟以前相比，人们离开这种联系也变得更为容易。同时他也指出报刊在整合社区中的重要性。报刊阅读与社区感之间存在正相关性[7]，报刊阅读是一种满足本地居民认识当地信息的重要手段。

目前在地方媒介对社区整合的议题中，往往采用定量研究的路数。有研究从宏观（社区的整体语境）、中观（以世代为标准的媒介使用模式）、微观（个体媒介使用动机）三个变量，就此议题进行过分析。通过回归分析，找到了影响社区参与的变量[8]。老年人群体是社区参与的重要成员，本地媒介使用、和本地机构的联系、和邻居的联系、居住时间、房屋所有权等，与邻里归属感、集体效能感、自愿参与义务劳动变量有正相关性。

这种定量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媒介与社区整合范式下的主流研究方法。主要的操作变量包含媒介使用、市民人口变量、社区媒介结构等自变量和社区参与因变量。研究路径是通过截面或历时性研究找到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论一般为媒介使用对社区的参与、整合有着显著的影响。当然，个体、环境与媒介都不能仅仅简单化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抑或是从时间序列所推知的因果关系。

关于媒介与空间互相融合的议题，亦有国内学者展开过分析。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关系框架内，媒介与空间达成了一致，即空间具有媒介性质，媒介也具有空间属性。由此反观空间发展与媒介进化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这两种趋势，并且这两种趋势以电子媒介时代为分水岭[9]。

这种将城市空间与媒介融合的思想实则与今天城市传播的主旨是类似的。

四、城市传播议题下的城市空间

空间媒介这一议题，在今天的城市传播研究中依旧是讨论的重点。城市传播的议题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研究根据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 CIT）来分析媒介作为一个变量是如何影响社区的。有学者分析了不断发展的传播设施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城市居民利益的影响。

第二类研究则延续着文化研究的路数。有学者就大众媒介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过研究，分析媒介对城市形象、城市情感、区域身份、市民身份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大众媒介具备推广、帮助人们理解社区公共价值的功能。

第三类研究则分析传播技术的变革与城市建筑环境如何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把建筑环境与技术变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放在一起展开分析。

另外一些研究则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有研究者从传播网络切入分析社区问题，有学者试图分析传播网络与城市密度、邻里关系、社区发展、社区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另外一部分则将传播作为城市问题的变量。鲍尔罗基奇的研究以洛杉矶等都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传播与系列城市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传播读者》一书中，18位学者阐述了面对城市中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建构研究议程和议题。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媒介研究以及后期的关于大众媒介嵌入社区如何影响社区整合的讨论与第三类研究较为接近。

空间媒介这一研究路径从社区与城市规划的角度，提出如若将社区或城市中的空间本身看作一种媒介，那么不同的空间布局、设计将如何对人们的社会互动、社区整合带来影响。空间媒介的研究思想，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更多地考虑当媒介技术嵌入城市之中，如何为这种实体化的交往提供便利。空间媒介更多关注的是作为媒介的空间如何使现代人的社会交往变得可能。在这一研究路径的视角下，改变现代人孤独的现状，主要依靠的是城市规划者的合理空间布局。因此，该研究路径的概念架构如图1-1所示。

与之有所不同，另外一些学者考虑的是媒介表征的力量，即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将如何重新建构现代人对社会关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