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未尽议题与研究设计

上述种种经验研究都支持这样一种结论，即中国发展中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沿着个体的户籍身份而分割的，或者简而言之，可以称为“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例如，Meng & Zhang，2001；Fan，2001；Yang，2003）。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户籍身份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中机会结构不平等的一个新维度、新机制。然而，如果我们回头再仔细揣摩一下户籍制度从它建立至今一直所具有的双重划分特性，就会清楚地发现，户籍身份对城市就业人口的分层结果的影响其实尚没有被完整地加以研究和分析。正如前文所介绍的，户口所在地是除户口类别之外的另一个户籍属性。如果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确实存在，那么研究就应该同时检验这两种户籍属性的影响效应，而非仅仅关注（拥有城镇户口的）城镇居民与（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村移民之间的差别。显然，已有的经验研究无法就户籍制度如何在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勾勒一幅完整的画面。

实际上，有一些研究已经提及了本地户口相对于外地户口在地方劳动力市场中所具有的额外“价值”。例如，刘智强（Liu，2005：137）指出，许多地方政府会要求本地的工作单位优先甚至仅仅雇佣本地居民（另见袁志刚等，2005）。^[1]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本地居民往往可以获得地方政府提供的特殊权益，包括监管良好的工作岗位或地方性的福利政策等，而外来人员则被排除在这些优待之外。鉴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在分权性的体制安排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在推动，将是否拥有本地户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分层机制来看待显然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更有甚者，本地农村户口的“价值”还可能会超过外地城市户口，尤其是对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来说，因为这些地方同时吸收了来自本地农村和外地城市的大量移民。正如杨云彦（Yang，2003：147～148）所强调的那样，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其中一种分割方式是沿着户口所在地展开的：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城市而该城市并非其户口所在地的人，被划归为暂住居民而非永久居民，因而没有被赋予该城市户籍居民所享受的各种权益。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很少有研究在经验层次上同时考察本地户口与城镇户口对个体一系列就业结果的影响，^[2]更不用说衡量和比较这两种户籍属性的相对作用了。

已有研究在展示户籍身份的分层作用时还存在另一个缺陷，即很少考虑城市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分割性结构（也有一些例外，如张展新，2004；Démurger et al.，2009）。虽然研究者正确地认识到了户籍身份与劳动力市场分割之间的紧密联系，但他们往往强调的是由城镇居民和农村移民这两个人群所代表的“双层劳动力市场”（见Meng & Zhang，2001）。他们通常援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将中国社会的户籍身份类比为西方国家常见的性别和种族等分割标志（例如，Fan，2001）。但是，这种理论总结在方法论上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已经在西方文献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批判中表述得很清楚了，即用观察到的两个人群之间的反差来定义劳动力市场分割其实在逻辑上是一种同义反复，因而混淆了因果作用（参见Hodson & Kaufman，1982）。而且，如果研究者只停留和满足于户籍群体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结论，实际上会妨碍我们更好地理解户籍制度在限定个体机会结构上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换言之，以往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呈现不同的户籍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差异（即使是在模型中控制了个体特征），而很少揭示这些差异在逻辑上到底是如何被户籍制度所决定的。

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我们应该首先分析城市经济结构本身的分割性（如果它确实适用于中国的话），然后考察个体是否以及如何在其中按照户籍分层这一理论命题所预示的那样表现出就业结果差异。其实，已经有文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城市经济结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分割性的特征。例如，受二元经济理论关于工业社会经济体被分割为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这一观点的启发（参见Beck et al.，1978），林南和边燕杰（Lin & Bian，1991）提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城市社会是以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分割为特征的。支撑这一论点的经验发现是，进入国有部门能够显著地提升就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职业声望和工资水平）。这与描述性分析的结果相当一致，即国有部门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例如劳动力素质和工作福利（Bian，1994）。对这一来自中国的经验观察的理论解释是所有再分配经济体制所共有的：一方面，国有部门更接近于中央经济决策部门，拥有更多由软预算约束所导致的讨价还价能力（Kornai，1986），因此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分配上被给予了更多的优先权（Szelenyi，1978；Domanski，1988）；另一方面，再分配体制更倾向于国有单位，可能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即它们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Whyte & Parish，1984）。

尽管国有部门相对于非国有部门（或市场部门）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正如许多受市场转型理论所推动的经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Nee，1989，1996；Bian & Logan，1996；Zhou，2000），但对中国城市经济二元结构的这一理念型归纳始终在社会分层的文献传统中被保持和强调（郑路，1999；Zang，2002；边燕杰等，2006；吴愈晓、吴晓刚，2009）。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行业垄断这一新的经济分割形态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金玉国，2001；边燕杰、张展新，2002；张展新，2004；郝大海、李路路，2006；吕康银、王文静，2008；陈钊等，2010；岳希明等，2010）。有部分研究者甚至认为，国有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的分割效应正在弱化，而行业垄断已经或将会取代其成为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分割的主要动力机制（例如，聂盛，2004；晋利珍，2008）。遗憾的是，据我们所知，尚无研究在经验层次上将这两种经济分割维度做系统性的对比考察，尤其是对本章所关注的户籍分层来说。

已有文献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缺憾，构成了本章的主要研究动机。以此为出发点，本章研究旨在回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两种不同的户籍属性——户口类别与户口所在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个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其二，基于户籍身份的社会分层是否以及如何与城市经济的分割结构发生互动？我们运用一个新的研究设计来解决这两个未尽的研究议题。简言之，为完整地检验个体的户籍身份如何决定了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果，我们按照户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双重划分特性构建一个含有四种类别的户籍身份变量：本地城镇户口、本地农村户口、外地农村户口与外地城镇户口，从而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四组户籍人群来同时进行比较。在关注户籍身份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按照所有制维度和行业维度来分别测量城市经济结构的分割性，以比较和分析哪种分割形态更能反映和捕捉户籍分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