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献综述

知识经济时代，各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力争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方远平等，2012）。科技资源是进行一切科技活动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着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水平，但是科技资源投入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增加科技资源投入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创新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周寄中，1999）。只有对科技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才能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进而更好的拉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本课题相关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研究；二是科技资源与其他因素相互影响研究；三是政府和市场对科技资源作用研究。

（一）科技资源配置研究

科技资源配置是经济活动中各种类型的科技资源在不同主体、行业、空间和时间上的分配和使用（2015）。目前科技资源配置以及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研巧，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对科技资源配置规模、配置结构、配置模式和配置效率等方面。在科技资源配置效果方面，国内外学者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

在定性分析方面，冯永田（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博弈论的视角，对科技资源配置及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从分析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现状出发，从宏观层面对区域科技资源配置理论原理进行了探索。同时，运用系统论分析了区域科技资源使用的机理。王雪原（2008）、罗珊（2008）、崔栋（2007）也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科技资源配置的基本原理，但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权威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体系。李瑶（2014）提出市场和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并对政府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几种组合模式，如“强市场、弱政府”、“强政府、弱市场”、“强政府、强市场”进行了分析，提出应重视人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刘剑（2014）认为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过程中，科技资源配畳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提出应在人才、肌肉农、创新基础资源和产业资源方面加强资源优化配置，加强创新活力的机制建设等。王天骄（2014）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对我国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提高了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但应该无法与企业创新效率相比，政府应在确保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立自主的同时，在转制方式上，均衡创新效率和国家战略。姚王信（2015）根据2000-2012区域的科技统计数据，研究了企业专利数和企业新产品价值等相关变量的关系。提出在产学研模式下，企业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强于政府配置科技资源的效果，政府应该转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方式。

在定量分析方面，Brenner, Merrill S（1994）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对企业研发资源配置中的效率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研发活动的市场需求调研对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影响很大。Schmidt, Robert L.A（1996）运用马尔可夫随机理论，针对生物制药研发活动过程中的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建立了一套改进模型。Kent F.Hansen, MalcolmA. Weiss（1999）运用系统动力学建模法，对企业R&D活动中的资源投入和产出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市场调研一产品功能定位一研发投入”的路径关系是积极有效的，也就是说加强R&D研发资源投入是优化研发资源投入效率的最好选择。我国更多的学者采用了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以及数据包络（DEA）分析法。李冬梅等（2003）、魏守华（2005）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果进行分析，并运用聚类分析将各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效果进行划分，研究结果表明，组成科技资源系统的各要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而其中的科技物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组织资源的作用效果都反映在科技人力资源和科技财力资源上。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地区，要充分发挥现有投入资源的效用，但对于规模收入递增且技术有效的地区，则应加大投入的力度（吴和成等，2003），同时国家和地方应在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基础上，加强投入与产出的结构调整，变“过分强调短期的科技直接产出”为“关注科技成果的原始创新和成果的后期转换”（孙宝凤等，2004）。进而还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科技投入整体上是相对有效的，应进一步提高规模效率以促进总效率的提高（贺德方，2016）。

（二）科技资源影响力研究

有研究将样本国家按收入高低进行分组，然后采用对比分析法，对这些国家的特定指标数据—包括研发活动的配置、研发经费来源、重要的产业部门及企业的特征、大学的作用、支持和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政策等—进行了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各国科技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适用性的有效评估（R.R.Nelson, 1993）。通过对40个国家40年（1960年一2000年）的科技资源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人均GDP、政府补贴、科研机构的研究能力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程度等，都与研发强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GDP最具显著性（Lederman, Maloney,2003）。在对影响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结构性要素、社会环境要素进行量化，确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的过程中，线性回归方程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指出不同配置主体、不同产业均会对各地区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而不同配置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不大（李石柱等，2013）。关于科技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方面，以我国东三省34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结合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科技资源投入对经济增长而言有显著的拉动作用（盛彦文等，2016）。

国外学者对于科技资源对于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进行了很多探索，大部分国外学者的研究对象为企业。部分学者研巧结合系统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在一个统一的“STIG”系统框架内对科技资源、技术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得出了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国外学者认为技术创新过程一般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创新过程。内部资源包括在公司内部资源和技术能力。Valeriano Sanchez-Famosoa等（201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172个西班牙企业样本探索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组织创新的影响，验证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资源对创新有直接和持续稳定的积极作用。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对于技术创新也同样奏效。当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企业技术创新节奏。在一个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必须努力寻求技术创新，才能克服惰性保持竞争力（Floyd等（1999））。企业必须迅速在复杂的环境中，更好地适应外部变化，持续的技术创新是一种竞争优势和能力的体现。一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往往与企业内部资源和利用逐些资源的能力有关，必须认识到利用如何利用内部资源（也称内部社会资本internal social capital）来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Barney等（2001）），以及如何利用内部资源实现了后发优势。对于内部资源对技术创新的影响，Hult等（2004）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内部资源是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Subramaniam等（2005））。Valeriano Sanchez-Famosoa等（2014）认为内部资源能够彰显创新功能，送是根据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合作、共享信息所形成的重要资产的重要性，并提出更好的协调和配置资源的重要性（Adler等（2002））。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利用内部资源的能力。基于内部资源本身的创新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能够使企业产生新的知识和思想，产生出更多的创新想法。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间的企业员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需要更多地参与进来（Carrasco等（2013））。Tsai（2001）同样验证了这个结论，同时认为在科技资源管理过程中加强科技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学习和进行进一步的创新，科技资源及其承载的知识能够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Chen等（2010）, Darroch（2005））。科技资源和知识的获取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获取途径，外部资源对于企业的成长和提高研发效率更为重要，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从外部便捷地获取科技资源（Cassiman和Veugelers（2006）），在此基础上，Aragon-Correa和Cordon-Pozo（2007）, Lyles和Salk（1996）提出获取科技资源的能力是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评价指标，当然获取资源的能力取决于特定组织间利益相关者的平衡程度和紧密程度。在创新网络中合作良好的创新主体更容易获得有关新产品、新技术方面的更多信息，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缩短新产品开发时间（Rindfleisch和Moorman（2001）），从而帮助创新主体产生更多的新产品（Helena等（2001））。

我国学者郑绪涛（2009）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能力做出重点研究，其实证结果表明，人、物力、财力、科技成果、技术创新都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章最后提出政策性建议，强调国家应加大科技资源各因素的投入。黎峰（2006）通过中国1990-2004年的数据分析，指出科技、教育、专利均能促进中国技术实力、能力的提高，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政府和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作用

世界各国（地区）根据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国家（地区）技术竞争环境，分别确立了不同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和配套政策。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资源内配置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美国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市场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决定因素，政府重点进行基础研究和国防研究开发。全社会科技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法律法规和财税优惠政策来调节，刺激社会资金投向R&D。日本科技资源配置模式为社团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积极投资公用事业，并为私人投资创造条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引导民间企业科技资源配置。德国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是化会市场经济模式。政府通过法律和经济、科技计划不同程度地干预国家科技资源配置，既重视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也一定程度加强国家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干预和引导。韩国采取集中协调型科技资源皮遏制模式。国家在科技管理中起主导作用，同时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指导科技资源配置，协调各部口科技政策。我国科技资源配置政策和模式随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国际竞争形势在不断发生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在政府计划体系中完成的，资源配置相关过程体现了较多的行政色彩。在资源投入建设方面，资源分配渠道和资源本身的类型相对单一；在分配方式和分配重点上，根据政府部口的统筹安排进行分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因素大；在评价和收益处置方面，通常通过行政管理部口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资源的类型更加丰富。除了政府，企业和市场资本成为新的创新投入主体。企业是进行创新的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整个创新过程。社会资本是对创新支持的另外一种新形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资源分配重点和收益处置上，企业和市场资本通常将资源投入在效益明显、风险较小的产业技术研发、产品化及商品化阶段；政府资源通常投入在创新之初，将资源投入在基础条件、优化环境、培养人才、提高能力等方面。在收益分配上，不同独立法人的创新主体，通过科技创新合同、协议或市场价格机制，根据投入和贡献，分配所获收益。

对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做出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例如Isabel Busom和Andrea Fernandez-Ribas（2008）。Georghiou等（2014）的观点中提到，一个创新项目通常在资源或提供承接潜在创新任务的能力方面有所不足。这些不足带来的挑战，必须在适当的政府干预下解决，例如组织机构不可能解决参与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Salmenkaita和Salo（2010））。不足和挑战存在于创新的各个方面，但技术和组织通常对于创新十分重要（Howlett和Rayner（2007）），对于某一个具体创新项目来说，某一阶段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能比其他阶段更富有挑战性（Montealegre（1999））。一个任务实现带来的挑战必须加以解决，政府就可以发挥其作用了。Ratchford和Blanpied（2008）对比中国和印度，概述了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详细阐述了两国政府科技政策结构变化。从1995年开始，直至2004，详细的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源数据都说明两国在不断加大在科技创新研发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投入，最后指出这些科技政策可能是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提升的根本原因。E.Amiri等（2013）提出科技资源优化配置，首先需要将分散的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对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两个阶段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监督。C.H.K.Lee等（2014）指出政府是信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终决策人，信息资源配置的及时性和有效性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有效控制。还有研究表明，不同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对技术演进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导致科技资源配置的不同路径选择（Leoncini, Riccardo,2011）。随着技术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科技政策应越来越强调实效性，政府在制定科技政策时应注重加强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制定合理标准严把研发质量关，给予研究人员充分的空间和资源制定研究计划，同时扩大公共研究的范围，提高公共研发资金管理制度的有效性（Javier M Ekboir,2015）。

我国学者李瑶（2014）提出市场和政府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并分析了政府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几种组合模式，提出应重视人才，增强对人才的吸引能力。王天骄（2014）从创新效率和资源配置的角度，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的改革提高了科研机构的创新效率，但应该无法与企业创新效率相比，政府应在确保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立自主的同时，在转制方式上，均衡创新效率和国家战略。张礼国等（2015）学者根据2000-2012区域的科技统计数据，研究了企业专利数和企业新产品价值等相关变量的关系。提出在产学研模式下，企业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强于政府配畳科技资源的效果，政府应该转变科技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主导方式转变为由市场主导方式。

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也有着重要影响。Hsu（2009）研究从全球市场经济运行入手，通过大量历史经验数据样本分析发现，在全球市场的经济运行下，公司的内部资源配置会受到公司业务全球市场的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指出会存在一个最优解，最后，以台湾本土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上述理论分析的实证检验得出，台湾公司在当前一定国际化市场的背景下，可将研发自出适当的转移到营销活动中，因为送样可有效地提高公司获得收益。Riffith和Harriso（2004）研究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发现市场如果存在过度竞争，企业的科技研发活动就会减少，同样，如果市场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企业的研发活动同样会降低，结论指出，过度或者是过低的市场竞争，都会影响到企业科技资源配置。Zohar Laslo和Albert I.Goldberg（2008）通过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在公司外部的市场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公司的项目研发会是否会受到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通过采用资源配置系统的动态模拟矩阵模型，采用实证方式，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预期收益进行了复杂而精准的计算，结果发现公司研发项目的投入情况不会受到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我国有研究指出，技术市场中存在很多无效率现象，如机制悖论、专利悖论、契约悖论、市场悖论和产权悖论等，这些都必然导致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单纯的配置机制基本不可能达到最优（宋宇，1999）。叶儒霏等（2004）、彭华涛等（2006）运用了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他们认为是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固有的弱性膨胀导致了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

（四）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启发，把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以下方面出发：

第一，在对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中，很多研究对科技资源在行业、地区间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现有的很多研究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科技资源的各个指标维度分别进行效率评价，缺乏对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水平的整体性评价。也有一些研究利用因子分析或主成分分析以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了各个指标的权重，但单纯的数据分析方法过于依赖数据本身的数据关系，对于变量间的现实逻辑考虑不足，结论的合理性有待提高。第二，在现有的关于科技资源综合价值的定量研究中，一些研究以科技为因变量分析了科技资源的影响因素，但并未讨论科技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以科技资源为自变量的研究中，往往只考虑了科技资源对另一单一变量（比如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关于科技资源对多因素同时产生影响的讨论，视角的综合性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