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沟通媒介的发展与时空分离

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产生以来，人类生活的发展都为两个一贯的物理限制所形塑：物理就近性（physical proximity）和稳定的居所。也就是说，人类大多数的社会生活历史总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必须局限在一定物理地点中。为了保持联系，人们必须使身体在物理意义上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内。从而，社会互动主要是面对面的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人类需要超越“地方”的限制，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联系和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媒介技术得以发明和运用以超越“身体”或距离对互动的强制性。各种交流媒介的发展就是一个逐渐以技术中介的互动补充或代替面对面互动的历史。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人类超越“身体在场”的局限，实现更大范围联系和社会控制的发展过程。在各种交流媒介的技术变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不断更新。物理距离、身体以及符号形式在交流或互动中的意义也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 面对面互动与身体共同在场

无论是人类社会生活历史，还是日常生活，大多数普通人是在身体在场的情况下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联系。身体的接近是人们产生地域和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不同阶段，人类主要互动媒介分别是面对面口头媒介、印刷书写媒介和电子媒介。在三个不同时期，人们交流的手段或媒介，以及主体之间的关系，观念与行动有明显变化。在这里面所体现出的时间和空间以及身体、物理距离对交流的意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面对面的身体在场情境中，交流的媒介主要是口头表达以及一系列非语言和副语言符号。就此而言，社会学互动理论以及语言学家似乎更多强调的是行动者的“意识”“想象”以及“语言”资质等沟通能力。而戈夫曼和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则有意识地关注“身体”与面对面时空因素作用。

一般语言学通常过于强调对“语言”的研究，但却常忽视了具体“言语”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从语言学角度，语言包括“言语”和“语言”。按索绪尔的划分，言语过程中的语调、话语节奏和语音等被称为“从属的和多少是偶然的”，是“个人的和暂时的”，被认为只影响表面特性，不影响基本意义，而“语言”则是“主要的”。因此长期以来，结构语言学专注于语言结构，比如，语法和句法的研究。但在具体会话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副语言线索之外，各种非语言符号线索都直接构成了会话的“语境”，约定着会话该如何被理解。如各种身体姿态，眼神，身体的空间处理等。也就是说，在日常面对面互动中，除了“语言”本身之外，同样重要的还有与会话相关的未言明的情境信息和“言语”过程中的许多非语言和副语言线索，比如，各种身体语言、眼神、语音、停顿、语调和语气以及身体空间的处置等，都在传递一些未言明的线索。这有助于帮助双方及时界定、调整、修改和控制沟通的信息，并有效理解言语的意义。

仅仅会说合乎语法的句子不等同于实现合适的人际交往。比如，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话语模式”，或者说“运用不同的话语原则来组织自己的表达”。如果仅仅从语义本身来理解会话意义，则很容易产生误解。日常互动中的对话不能单纯从字面上理解全部含义，人们必须推导话语的含义。这与常人方法学对索引性表达的分析相似。在常人方法学者看来，日常语言和实践活动就是以“索引性表达”或“索引性活动”的方式进行的。所谓“索引性表达”是指沟通结果“依赖对意义的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索引性的特点是“无尽的索引性”，一项表达的意义必须诉诸（索引）其他表达的意义才可以得到理解。这些被涉及的或索引的表达本身也具有索引性。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是孤立的“表达”或“行动”，终究只是这条无限的“索引链”的一个环节而已。在他们看来，人们永远无法找到一个不指向其他表达的终结性说明。

因此，无论是由于所谓的语言的“模糊性”还是表达的“索引性”，日常互动都需要人们对会话的含义进行推论或推理，而不是试图无限地使语言进一步清晰化，或寻找一个不需要索引的“绝对基础”。若要成功实现这种“推理”，互动双方就要具备一些“共享知识”，比如，行为和情境的共享知识，以及对关系和身份的共享知识等。这种共享知识是说话者领会对话意义的基础。交际中对话的意义必须结合谈话的特定时间、地点、参与者的特定意图、诉诸行为、事件和情境来理解。这些共享知识就是对互动双方的背景、互动情境的了解和理解。

除了这些与背景和情境相关的知识外，在日常面对面互动中，各种与身体相关的符号或线索形式也对会话的理解产生重要的作用。肯顿对面对面相遇中双方的手势、姿态、视线、身体的空间处理、动作协调以及面部表情等非言语互动的因素进行了大量技术分析。戈夫曼也充分关注那些非言语的符号形式对于互动的影响。他把“个体的表达”划分为“给出的表达”和“流露出来的表达”。“前者包括词语符号或它们的代替物，个体用这种公认的和唯一的方式，来表达他与他人都知道的附于这些符号中的信息。”这些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和狭义的传达。而后者则包括范围广泛的行动，他人可以视其为行动者的表征。而且这些“行动”与“表达出来的信息”不同。这些所谓“流露出”的表达“涉及到更有戏剧性和更有场合性的那种传达，即非词语的、可能是无意的那种传达，而不论那种传达是否蓄意谋划的”。这种“流露出”的表达同样会影响他人已具有的“情境定义”。戈夫曼的研究关注的是后者，也即那些看来个体几乎没有留意或几乎无法控制的出自流露出来的印象。在戈夫曼看来，所谓“印象管理”或“印象整饰”的策略恰恰是操纵那些似乎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印象或信息，做出无意中流露出某些信息的样子，从而给别人以自己想传递的“印象”。

需要强调的是，在“口头传播时期”，基于交通和通讯技术发展的局限，社会互动和社会联系更多地集中在面对面的时空。面对面的互动与部落、村庄以及城市里的街坊这样的小规模群体相联系。此时，口语是信息存储、传播与交流的唯一方式。这个时期具有一些共同特征：社会结构与信息存储之间有密切关系。因为口语交流是面对面的交流，因此权力属于语言流利、记忆力强和对诗歌有渊博知识的人。过去的权威和传统是毋庸置疑和至高无上的，是万物的准则。当然，即使人类社会确实像涂尔干所想象的那样，基于地方的社会组织和情感必将消亡，面对面互动及其情感也并不会因为劳动分工以及通信技术发展而消失。比如，波斯特认为，他所划分的口头转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阶段实际上同时存在于现实中。“它们之所以不是相继存在，是因为每一个阶段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信息方式这一概念的逻辑状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先验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早期社会中，那种面对面的口头传播及其媒介通常是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而在更加晚近的社会发展阶段，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逐渐成为超越“在场”和“地方”局限的大范围社会联系与组织的主要媒介。

二 印刷媒介、交通技术发展与对“在场”的超越

面对面的互动要求身体的共同“在场”，通过直接的言说以及一系列非语言和副语言等与身体相关的符号线索实现合适的理解或互动。而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突破时间、空间与身体“在场”束缚的历史。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空间集中有关。正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地域范围内人口的集中，人们就此可以产生各种广泛的、复杂的关系，同时组织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得以产生，社会分工以及社会整合开始得以发展。涂尔干认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是因为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也就是说，人口的数量和人群之间的关系或互动的集合作用才能使社会的分工得以发展。而其中社会密度增加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沟通手段、传播手段数量和速度的提高。这一发展逐渐“消除或削弱了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隔离状态，意味着社会密度的增加”。

从这个角度上看，各种沟通手段的发展对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使更远距离的人们可以彼此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了更大地域范围内人口社会关系的发展，以及社会有机团结和分工的发展。就我们关注的人类互动行为的主题而言，沟通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超越面对面身体“在场”的时空限制，实现更广大范围内的人际联系，建立更复杂的纽带关系。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因此，波斯特所谓的“口头传播时期”更强调的是面对面的时空情境，而印刷媒介时期则开始超越这种身体“在场”以及“地方”空间的限制，可以有助于实现更大的社会空间领域的组织和整合。

在波斯特看来，面对面言说是发出信息者和接受信息者共同“在场的交流”，而“书写”则是一方在场的交流。与此类似，吉登斯认为，“语言是时空分延的主要和原始的手段”，并使人类活动可以超越动物经验的即时性。当然，语言是无法与印刷书写媒介分开讨论的。书写以及印刷媒介是“语言”的物质载体或技术支撑。对于交流而言，文字或语言的书写是“缺场的”或“一方在场的”（波斯特语）。书写和印刷媒介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以及身体的在场，从而拓展了交流行为的范围，并有利于文明的传承。

“书写”是思想的外化，是“语言”文字的物质性技术与载体。根据麦克格雷德介绍，我们可以把书写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字母体系。字母体系是通过书写字母来记录语音的基本体系。它的发明使人类可以通过视觉符号记录和交流思想。除了有利于人类认识与研究历史与社会之外，字母体系发明的作用是有利于大范围复杂的社会控制。麦克格雷认为，字母体系的发明使“一项命令与指示能够严格保持发送时的形式传递到远程接收点。任何应用文字书写的社会，都能在一个广泛范围内维持复杂的政治上的稳定。对于古罗马人……莎草纸再与它们的字母体系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管理网……使得弱小的部落变成了强大的联邦乃至帝国”。与此相类似，英尼斯认为，书写媒介是一种偏倚空间并便于运输的媒体，因此，它能够极大拓展行政体系的范围。也就是说，它为社会控制、经验传递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般而言，印刷术的发明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得以形成的强大动力。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更广大范围的信息和知识的广泛传播以及自由交流更为可能。同时它对知识和图书的内容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越来越依赖于书写，而非口语交流。总之，语言（或字母体系）、纸张（以及其他书写技术）、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可以摆脱对口语交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这使人们可以在身体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更远距离的他人进行交流，产生更大的、更复杂的不局限于“地方”的社会纽带关系。而从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上看，这也使人类社会可以实现超越有限“地方”的组织形式，保证更大范围的政治控制和稳定。文明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可行，更加有意识，更加频繁和有效。不过在印刷传播时期，书写与印刷媒介之所以能够超越口头互动的时空，也要归功于交通技术和运输的发展。运输技术上“速度”的每一步提高，都意味着可以对更远距离进行控制，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流的可能性。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道路和书写词语”才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在麦克卢汉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运输也是一个传播的概念”。长时间以来，信息总是通过交通和运输技术来传递的。信件、公文以及各种文明的物质载体通过各种交通技术得以流动到其他地域，乃至其他大陆。实际上，在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交通和运输技术把不同文明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没有这些技术，这些远距离的文明形态之间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讲，交通技术确实发挥着一种通信或沟通媒介的作用。交通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沟通和联系可以超越“地方”，并通过其传输信息的传播功能而发挥了超越“在场”的时空条件限制的作用。我们可以从道路和交通技术，乃至动力发展来考察运输和地域联系能力的发展。

18世纪之前，道路的路线相对固定，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往只能固定在有限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这也就相应束缚了人们与道路的终点以外的他人间的联系。从道路自身的发展看，16、17世纪的时候，欧洲只有几个主要的大城市之间才有远距离的大道可以通车。18世纪之后仍然只限于干线要道。从交通技术和动力来源看，马和马车以及人力是陆路主要交通工具。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什么交通工具，最高速度一般为24小时100公里。这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工具还是速度都无法满足普遍的远距离的“群众性交往”。工业革命为物质交流的发展提供了基础——铁路和公路，运输设施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生产的原料、燃料和工业制品能够运送到各地。也就是说，这些交通技术使获取更远距离的更大的市场成为可能。工业革命之后，陆上交通工具的完善迎来第一次高潮，开始大量兴建铁路。同时，道路网络也得到发展，车辆和驿站有所改善，随之交通开始大众化。但是即使如此，也只有“远洋航行开创了世界性网络体系”，正是航海把世界连成一体，并带来人种和文化的广泛交流。布罗代尔对15—18世纪西方经济发展中交通历史的考察表明，正是这些远距离联系能力的提升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市场、劳动力和资源。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空间距离不仅阻碍了经济在更广阔地域间交换，对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也是一种外在限制。此时，在吉登斯看来，“空间”仍只是一种时间的概念。也就是说，空间距离可以用时间的刻度来计算。空间上的长距离也还意味着时间上的长距离，交通媒介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沟通媒介。而电信传输则使两种媒介开始分离。恰恰是电子媒介才带来真正所谓的“地域的崩溃”，才可能开创世界范围的“群众性交往”，进而人类才开始布罗代尔所言的“在克服距离的困难”中“征服地域”。

总之，在这个历史阶段，各种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们超越“地方”和身体“在场”的时空局限，实现更大地域范围的社会联系和社会纽带关系。对于社会整体而言，可以实现更大地域范围的社会控制和管理，以及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交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影响现存社会形式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度和分裂。今天……空间作为社会安排的主要因素的功能随之结束”。不过由于人们的社会互动或联系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交通技术“速度”的提高，因此，即使能够超越身体共同在场或地方的局限，但最终仍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即使已经不发挥从前那样的决定作用，但是“空间”距离与身体的“在场”因素最终仍然是交往的限制性条件。

三 “在场”与“缺场”相交织的媒介与互动

在印刷媒介传播时代，“运输”就是“传播”。人们可以在更大地域和社会领域中构建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控制的范围和社会整合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不过，仍然必须依赖于交通工具来实现信息的交换，即使人类已经可以超越面对面互动中身体共同在场的局限，但空间仍然束缚交往。而正是电子媒介开始“废弃了空间向度”。电子媒介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消息的传递不再受“地理束缚”，因此“地点”对于行动的束缚就被取消了。而在此之前，或对前现代时期的大多数活动而言，时间和空间是通过“地点”来联结的。

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以电子设备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流技术与日俱增。19世纪末期，所有发达国家都有了效率很高的国内电报系统，并通过海底电缆和其他国际线路，把世界各地的电报系统联系起来，形成国际性的电报通信系统。1876年，贝尔和格雷几乎同时发明了电话机。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开始建立城市内部的电话网络。1887年，欧洲已经建立起长途电话网，其电话线路长达17000公里以上。20世纪初，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的电话网，已经把东部一半地区的重要城镇都连接起来了。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这些电信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缺场”的即时交流，但是人们仍然要相对“固定”在有电话或电报设施的地理意义的“位置”上。各种道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速度的提高，提升了人们在更大地域范围内的运动能力，或者说，人们的社会网络或社会联系的空间范围增强，但此时，身体在这种“运动”过程中的沟通能力仍然是不足的。不过从前我们是受到道路和交通工具的限制，而此时我们则受到了固定在某个具体位置的电话或电报的“地点”的限制。无线电报技术以及无线电话则在进一步彻底摧毁“空间”和“距离”的基础之上，消除了个体“位置”对于交流的限制。

1907年10月，马可尼公司在爱尔兰的克利夫登（Clifden）和加拿大的格拉克湾（Glace Bay）之间最先开办了横渡大西洋的商业性无线电报业。20世纪20年代中叶，英国政府与马可尼公司签订建造无线电通信网的合同。1928年已经建成了全球范围的无线电通信网。这个网络把各个英帝国自治领之间联系起来。当时这种无线电报业的发展挑战了半个多世纪前已经发展起来的电缆电报业，因为它的费用更低。从20世纪初开始，航海无线电通信技术得到发展。车辆与步行的无线电通信落后于航海无线电通信的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供私人和官方使用的移动无线电话装置才研制出来。一系列无线电技术的发明和发展，真正打破了空间“距离”和“地点”对于社会交往的限制。人们可以在身体移动的同时与他人进行即时性的身体不“在场”的或“缺场”的交流。同时，从计算机到个人电脑，再到互联网、无线上网技术和手机互联网的发展道路也逐渐朝向从取消“距离”和物理“空间”的束缚，到彻底取消个体所在“地点”的限制，保证人们在身体的移动之中仍然保持即时的沟通能力。

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与印刷媒介相比对交流行为有不同的影响。简言之，“就是人与人之间符号的交换如今已不再受到时空的制约。如今，从理论上讲，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瞬间即得，并且只要有电能就可以存取信息。时间和空间已不再限制信息交换”。此时，理论上麦克卢汉的“全球村”技术上是可行的。电子媒介区别于印刷媒介信息交换之处是其在身体不“在场”的空间情境下的“即时性”。也就是说，大多数电子媒介交流都可以使互动双方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却能够直接进行沟通。一方面是身体的“缺场”；另一方面是模拟的“在场”或在一个虚拟“空间”中的准共时性沟通，就好像双方正在同一个空间情境下进行沟通或信息交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电子媒介确实如麦克卢汉所言是“废弃了空间向度”。而在波斯特看来，电子交流手段由于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语言经验”。它们与普通的言说和写作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对时空的征服所预示的是，理论及种种机制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波斯特认为，若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需要一种能够对这些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的理论。他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提出了一种所谓的“信息方式”理论，即认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每一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在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的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波斯特想要论证，这种新的信息交换媒介或历史时期，新的语言形式如何改变主体的构成，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日常语言世界（观点、态度、观念及意识形态）与“行动语域”的相对独立等新的趋向。

波斯特认为，人们不应该仅仅关注电子媒介信息交换效率的加速或提高，而是更应关注这些信息交换的“语言包装”问题。这些新的语言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络，重新结构了其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词与物的指涉关系是相对确定而无歧义的。词语的指涉对象是该词稳定不变的基础。但是在电子媒介交流中，“词”与“物”的关系因指涉对象的丧失而复杂化，从而出现了语言的“表征危机”。当“词”丧失了与“物”的关联，并逐渐取代了物的位置时，语言的“自我指涉”机制被极大化。对于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the flow of signifiers）本身，而不会变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结果是，社会生活已部分地变成一种操作，将主体的目的定位成接收并阐释信息”。总之，波斯特认为，电子媒介交流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结构”。“电子的介入改变了这些模式的结构，改变了构成符号交换之基础的种种条件。”波斯特这样归纳电子媒介的话语模式：首先，电子媒介会话取消了语境（contexts），创造了新的言语情境（speech situations）；其次，独白式而非对话性的会话；再次，独白式无语境语言是自指性的（self－referential）。

从更广泛意义上，包括电脑网络在内的信息技术或电子媒介更加明显地促进了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离”，实现“跨越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在此，“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全球化必须理解为一种辩证的现象，在一种时空分延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电子媒介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与“全球”“空间”与“地域”的关系被重新组合。在此而言，“全球化”指的是时空被骤然压缩，而全球空间就是一个“电子空间”，一个“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从而地方仅仅在它与全球的关系中得以构成，并且它本身也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当然，交流行为也同样可以在这个打破“边界”的、超越“物理地理”和“社会地理”的“抽象的电子空间”中得以进行。在电脑网络的空间中，时间和距离已不再是交流的困境。交流仅仅基于“语言和想象”，而不是其他任何权力和地理的强制。由于在这个互动空间中，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和地理边界，电脑网络的沟通系统可以使人们在身体处于任何一个“地方空间”的同时，实现在“全球性的流动空间”中的即时性交流。时间与空间以及空间和地域的关系因此必须被重新组合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