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英国是一个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尽管人口有限，面积也不大，且地处欧洲大陆边缘，但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它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资本主义强国。除了某些客观条件之外，主要原因在于，英国较好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较早进行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创立和发展了强大的工业，科学技术先进。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早，为它后来争雄世界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使它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能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国开始丧失工业优势地位，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使英国的衰落变得更为明显和急剧。持续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英国病”于此肇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加快了英国衰落的进程。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已无可挽回地由世界一流大国沦为一个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只能发挥二流作用的中等工业发达国家。但必须指出，英国的衰落是相对的，或者说只不过是在向与其本身资源、人口等客观条件相称的角色“回归”：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曾拥有与其本身客观条件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并在世界上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霸权地位；而目前它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只不过是回到了其应有的位置。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仍具有相当雄厚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基础。其国民财富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虽已被一些后起的、发展更为迅速的国家超过，但更符合其自身的资源和客观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状况已有明显改善，近百年来的衰落趋势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止。尽管在2008～2009年遭遇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其经济恢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按照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2014年英国重回世界第五大国的地位。

这得益于英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伴随着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时进行调整，在保持总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内容的更新。二战后，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调整，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战后初期，英国面临着与战前迥然不同且异常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人民强烈要求变革。艾德礼工党政府实施了以国有化、充分就业和建设福利国家为重要内容的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改革。之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尽管对工党的价值观念及其政策方针存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疑虑，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总体上延续了工党政府时期的政策，并适当加以调整，增加了与保守党价值观相符的一些内容。两党共同推行的这一系列大体一致的方针政策，被称为“巴茨克尔主义”，即“福利资本主义”。它曾经对医治英国的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和稳定。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已走入死胡同，于是“撒切尔主义”应运而生。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新右翼上台执政，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政策调整。撒切尔主义的推行，引起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英国经济治理的政策方针较过去有了重大改变，自由竞争原则和精神已广泛而深入地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英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中兴”。不过，撒切尔主义的自由化改革尽管在激活市场、提高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贫富差距拉大，造成严重的失业和社会排斥现象，加剧了工薪阶层的不安全感，危及社会稳定。在这种背景下，1997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上台执政，提出以“第三条道路”作为治国纲领的核心与理论基础。布莱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一次认真的重新评价。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适用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第三条道路旨在创立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力图全方位推进西方社会的第二次现代化。它试图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以及社会竞争、个人创业与社会团结互助等结合起来，开创一种能够缓解大规模失业与贫富严重分化的新局面。总体而言，在工党执政的前半期，“第三条道路”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英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1992～2007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英国经济保持了连续增长。同时，即使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英国的失业率在欧盟主要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政府财政状况也总体良好。在推进“新经济”方面，英国同样走在了欧洲国家的前列。但“第三条道路”既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内谋求改良，它就不能不受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制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在工党执政后期，英国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这和“第三条道路”所宣扬的“平等、自由和公正”的价值目标相悖。教育和培训曾被视为提高竞争力和消除社会排斥现象的重要手段，然而人们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加剧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现象，使得“社会公正”实际上成为一句空话。在外交方面，英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十分活跃，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但是，布莱尔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得英国成为美国推行“民主输出”战略的“小伙伴”。工党政府追随美国政策“亦步亦趋”，从而招致国内外的诸多质疑和批评，伊拉克战争成为布莱尔辞去首相职务的一个导火索。而英国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使英国经济在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陷入严重衰退。尽管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经济实现了较快恢复，但元气大伤，特别是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不得不连续多年实行财政紧缩，也限制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为。自2008年之后，无论是布朗任首相的工党政府，还是联合政府执政期间，英国在外交方面总体上采取“守势”。

但在外交方面，英国具有一种审时度势的应变“天赋”，能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只要能争取到的利益，就决不放弃，但它的实用主义传统又使其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英国历史上最擅长均势外交，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借助多方面的联系和他人的力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所以常常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超出自己经济实力的作用和影响。“三环外交”是丘吉尔战后为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丘吉尔设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英国作为二战战胜国的余晖和依然保有的大部分殖民地及其同英联邦国家的历史渊源，借助在战争中壮大起来并与英国保有“特殊关系”的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成西欧国家联合抗苏的新局面，以维护和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但是，随着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国内与国际环境的变化，英国不得不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重点面向欧洲。在多年的犹豫和怀疑之后，英国最终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但英国国内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欧洲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争并未终结。撒切尔夫人强烈的亲美反欧情绪，致使其在1990年罗马欧盟峰会上投票否决欧洲经货联盟第二阶段建设计划，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并最终导致撒切尔夫人辞职。其后上任的梅杰首相尽管曾承诺要使英国居于欧洲的中心地位，但是由于担心欧洲一体化进程走得过远会危及英国的主权和独立，特别是顾忌保守党内欧洲怀疑派的强烈反欧情绪，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消极防守和阻挠反对的态度，使英国在欧洲陷入空前孤立。在这一背景下，于1997年5月上台的布莱尔工党政府决定推行更为积极、更富建设性的欧洲政策。在经货联盟问题上，英国的态度也变得更趋积极明朗。不过从总体上讲，鉴于英国国内对主权问题的传统观念和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根深蒂固，工党政府对于欧盟进一步一体化的任何步骤和措施，都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因此，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联合政府执政后，英国的欧盟政策趋向强硬，在诸多问题上与欧盟唱反调。2013年1月，卡梅伦首相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若保守党在下届大选中获胜，则将就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投。2015年5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并单独执政。2016年6月，英国就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有51.9%的人投票支持英国退出欧盟。英国与欧盟的未来关系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英国之所以一直在欧洲问题上犹豫不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虽地处欧洲，但多年来在情感和某些政策上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更为接近。尽管冷战结束后，随着英国力量和影响的进一步削弱，英美“特殊关系”实际上已被更为广泛的欧美特殊关系取代。但英国并不甘心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局限于欧洲。“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仍被认为是英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方针和谋略。英国自认为处于一种能够影响大西洋两岸关系发展进程的特殊地位，可以充当欧美之间的某种中介和桥梁。但是，英美“特殊关系”对于英国的对外关系并非只有正面的意义和影响。这一关系处理得好固然可以增加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但若处理不当，就可能危及英国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成为英国进一步融入欧洲的一种制约因素。特别是在英美两国都在调整外交政策重点、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英国是西方列强中最早入侵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将近代欧洲文化、科学技术和新式产业模式输入中国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追求国家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中，英国的经验和模式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人对英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当时大英帝国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一些先进人士痛感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御侮图强，于是着手对英国等西方列强开展研究。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有关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不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开展外交工作的需要，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学人撰写的有关英国的著述不仅数量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毋庸讳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随着改革开放年代的到来，中国学者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新时期。学者在摆脱了以往种种历史局限性的窠臼之后，以更为客观、冷静和科学的态度去观察、分析和认识英国的历史与现状，努力吸收、把握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不少于百部（不含译著），远远超过此前近百年所出版的这类著作的数量总和。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列国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试图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英国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问题做出综合性概括，这本书也是对作者多年从事英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本书第一版于2003年10月问世，2006年第二次印刷时做过少量文字修改；2010年12月，本书第二版问世，再版时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和数据。这次是对本书的第三次修订。本次修订，除补充和更新了最新数据之外，还对全书体例做了一定调整，特别是增加了“社会”一章。另外，始自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国际形势也给英国的国内形势及其对内对外政策带来了诸多影响，本书特别在这些方面做了系统论述。

由于本书体例所限，无法用脚注的形式一一注明本书所引用的文献，但作者已尽量在参考文献中列明所参阅和引用的著作和文献。但所列参考文献难免有遗漏和缺失，因此，作者在此不仅要对所有从事英国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还要向其著述未被列明的相关学者表示歉意。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的原作者王振华研究员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参与第三版的修订，此次修订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李靖堃一人承担，特此向王振华老师以前为本书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敬请各位读者和诸位同仁批评指正。

李靖堃 王振华

201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