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当代简史

一 两党“共识政治”的形成

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二战结束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的30多年内，英国两大主要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不论谁执政，都执行大体一致的内外政策，从而形成了“共识政治”的局面。

战后英国的内外政策，起源于1945年7月大选获胜后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当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与战前迥然不同。在国际上，以美苏两大国对立为特征的两极体系取代了战前以欧洲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旧秩序；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有着很大影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体系危在旦夕。在国内，和平虽然得以实现，但百废待兴，人们期望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要求进行社会变革，改善生活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内政外交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对内政策方面，其重点是实施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主要内容是加强国家干预，实施充分就业，进行大规模国有化，建立以医疗、养老和失业救济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艾德礼任期内，国家接管了英格兰银行，矿山、铁路、民航、通信、电力、钢铁等行业实行了国有化。工党政府还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国民救济法》《国民医疗保健法》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法，试图将英国建成“从摇篮到坟墓”、涉及生老病死各个环节的福利国家。在外交上，艾德礼工党政府采取联美抗苏政策，积极推动和支持建立北约，同时极力抵制美国对英帝国势力范围的渗透和侵蚀。对于殖民地，工党政府则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从现实出发，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战后不久，它就从印度次大陆和巴勒斯坦撤退，并成功地使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留在了英联邦。

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保守党政策思想的发展演变。1945年大选的失败，促使保守党领导层进行深刻反省。他们认识到，保守党要从失败中振兴，就必须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政策。为此，保守党于1945年11月组成了一个以巴特勒为首的政策小组，其成员多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人。经过一年多时间，该小组起草了一份名为《工业宪章》的文件。在该文件中，保守党表示要将“中央指导的必要性和对私人企业的鼓励协调起来”，第一次承认政府指导和市场机制并存的原则。文件还表示，保守党“决心维持充分就业，保持并改进社会福利事业”，要将“经济战略的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而又尽可能保留私人企业的战术作用”，并且认为，“煤矿、铁路和英格兰银行的国有化不可逆转”。这实际上是承认了国有化方针、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原则。因此，保守党1951年再度执政时，尽管对工党的价值观念及其政策方针存有根深蒂固的反感和疑虑，但还是面对现实，继承了艾德礼工党政府的政策理念，并稍加改动（如对钢铁工业重新实行私有化），成为保守党的政策，并在以后的几届政府任期内延续了这一政策。这套两党共同推行的大体一致的方针政策，被称为“巴茨克尔主义”。在外交方面，两党在政策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则更为突出。

二 英帝国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战后英帝国迅速解体。二战期间，英国在远东的部分殖民地被日本占领，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后争取民族解放创造了条件。其他一些殖民地虽未受到日本侵占，但为了动员当地群众支援宗主国同德、日法西斯作战，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甚至允诺战后让其独立。另外，一些距战场较远的殖民地则是英国重要的军队来源、后勤供应基地和物资中转站，为了动员它们的人力和物力支援战争，缓和当地人民同宗主国的矛盾，英国不得不吸收当地上层人士参与某些政事，容许本地民族经济有一定发展。总之，反法西斯战争使广大殖民地人民得到了锻炼，增强了他们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信心与力量。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力量在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再加上战后其相对衰落进程进一步加剧，因而给这些地区摆脱殖民羁绊提供了客观条件和机遇。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也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建立，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形成了十分有利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的国际环境。美国也利用英国实力严重削弱的机会，在反殖民主义的旗号下，竭力向英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渗透。美苏两个主要大国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对反殖民主义斗争表现出的“同情”和“支持”，无疑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英帝国的解体进程。

根据各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和发展以及英国政策的变化情况，英帝国殖民体系的解体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1）战后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英国殖民撤退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英国帝国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撤退”与“固守”相结合。印度次大陆和缅甸的反英独立运动以及马来亚（后改称马来亚联合邦）人民持续数年的武装斗争，迫使英国最终撤出这一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末，印度、巴基斯坦、缅甸、锡兰（后改称斯里兰卡）、马来亚和新加坡先后获得独立。

（2）20世纪50年代是中东和阿拉伯地区各国人民掀起反帝反殖斗争高潮的时期。在此之前，英国在战后初期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已被迫从巴勒斯坦撤出，并于1948年结束了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50年代，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塞浦路斯人民的反英武装斗争，特别是埃及人民反对英、法、以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区的胜利，促进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人民抗英反殖斗争高潮的到来。到50年代末，英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主要国家的势力和影响已基本结束。60年代至70年代初，海湾地区与阿拉伯半岛东南沿海一带的科威特、南也门、阿曼、巴林、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先后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

（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大陆开始觉醒，这是英帝国全面解体进程中的决定性阶段。走在非洲英属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前列的是西非的黄金海岸（加纳）和尼日利亚，它们分别于1957年和1960年获得独立。在此之前，肯尼亚人民的武装斗争（“茅茅运动”）对非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则加速了英属非洲殖民地的瓦解。面对这一形势，英国政府决定适时调整政策，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关于非洲形势的一席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1960年2月3日他在南非议会发表演说称：“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个政治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英国决定从殖民地全面撤退，同意在短时间内给予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大批英属领地以独立地位。仅在1960～1968年，英属非洲殖民地就有15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英国在亚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属地，大多也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已基本瓦解。

三 撒切尔主义

战后英国两党政府共同实施的巴茨克尔主义是建立在工党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学说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它曾对医治战争创伤、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促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平等和稳定，因此被看成是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工党领导人曾自豪地声称，英国第一个在世界上建成了福利国家。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巴茨克尔主义似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英国经济陷入严重的滞胀状态，福利国家所造成的庞大开支和“福利依赖文化”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解体，也给英国经济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剧了英国相对衰落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保守党和工党内部都发出了要求改变政策方向的呼声，撒切尔主义应运而生。

1979年5月，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新右翼上台执政，开始推行后来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撒切尔政府一反战后以来两党一致奉行的在国家干预下通过扩大投资、增加就业和提高消费等方式刺激经济发展的传统方针，转而采取以治理通货膨胀、实施健康的公共财政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保守党政府大力推行“民众资本主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大量出售国有资产股票和市政当局拥有的公房。撒切尔政府热衷于推行有利于中上层阶级的税制改革，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中试图更多引进市场机制和自助原则，以减轻政府负担，扩大企业和个人的责任。撒切尔政府多方限制工会的权力，镇压劳工运动，放弃了昔日工党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国际上，撒切尔政府强调英国的国家利益，推行强硬而务实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英国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以期恢复英国日趋下降的大国地位。

撒切尔主义在治理经济方面的确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给长期处于相对衰落状态的英国经济带来了转机，使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中兴”，1982～1989年的持续增长势头为战后所罕见：增长速度在西方主要大国中仅次于日本；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和企业竞争力均有明显提高；通货膨胀率由1978年的18.1%下降到1989年的4.4%。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重又高企，90年代初经济又陷入严重衰退，但它很快于1992年比较顺利地走出谷底，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低通胀稳步增长”，显示出英国经济具有很强的适应和调整能力。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带来了英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英国经济治理的政策方针较过去有了重大改变，自由竞争原则和精神已广泛而深入地贯穿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有企业和公房被大批变卖，英国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小股票持有者和自有房产者阶层，其私有化进程势不可挡。工会的权力和影响受到极大削弱和限制，英国成为欧洲工人运动最少的国家之一。

撒切尔主义作为战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次不无成效的实验和调整，对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不过，这是以牺牲或损害广大劳动者阶层，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使英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排斥现象异常突出。失业和贫困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犯罪问题日益恶化，严重危及社会安全和稳定。有调查显示，1979～1992年，英国人口中20%～30%的最贫困人群并没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而无论是以绝对收入水平还是相对收入水平衡量，最贫穷人群的10%都比以前变得更加贫困。

20世纪70年代，只有6%的人收入不足国民平均收入的一半；然而到1990年，这一比例已超过总人口的20%。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英国面临的一个突出而棘手的问题，这也为此后工党上台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四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与工党的政治社会改革

撒切尔主义的实施给英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带来了诸多深远影响，其中之一是促进了英国工党政策的革新。1979年以后，奉行撒切尔主义的保守党连续执政18年；而工党在4次大选中连续失败，说明它对选民缺乏吸引力，其政策脱离了英国的实际情况。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工党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其政策逐步进行调整，这被称为“工党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为了适应发展变化的形势，争取选民支持，工党采取步骤改变其“过左”的形象，力求使其政策被多数选民接受。

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大大加快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工党要想获胜执政，就必须摒弃“过时的意识形态”，从理论、纲领到具体的政策和组织措施方面进行全面革新。他主持了对党章第四条“公有制条款”的修改，正式放弃国有化目标，对市场和私有经济给予充分肯定。在组织上，布莱尔主张扩大工党的群众基础，重视争取中产阶级人士，力求将工党建成一个真正的“人民党”；主张建立激进的中左政治联盟，以取得对工党长期执政的广泛支持。他特别期望同工商界搞好关系，主张在政府与产业界、雇主与雇员、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布莱尔还竭力摆脱工会对工党的束缚，推动扩大工党“个人党员”队伍，增强了工党组织的活力。总之，工党经过此番政策调整和组织改造，其形象已变得更加温和，其政策主张更易于被包括中间阶层选民在内的多数英国人接受，从而增加了工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的机会。

工党作为传统上代表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政党，在争取中间阶层选民的同时，仍不能脱离其基本群众基础，必须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情绪和愿望。面对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给中下层劳动者特别是贫困阶层所带来的损害和痛苦，以及急剧变化中的世界给人们的生活稳定和安全所造成的冲击与威胁，工党不失时机地重提“社会公正”口号，主张将市场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将维护社会凝聚力和团结作为对市场经济的补充。工党针对“撒切尔革命”的严峻后果和负面影响，提出应给工人和贫困阶层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布莱尔在宣布摒弃老工党“过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一再重申中左翼所主张的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等传统价值观念不会改变，但强调要赋予这些观念以现代的内涵。在总结老工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新工党，利用人们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望情绪，终于在1997年5月大选中获胜。在2001年和2005年举行的大选中，布莱尔又率工党两次获胜。

“布莱尔主义”是对布莱尔为更新工党、治理英国所提出的一套方针、政策和设想的概括性称谓。“第三条道路”被认为是布莱尔主义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根据布莱尔的言论和工党政府执政13年的政策实践，“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可概括如下：①在基本政治价值观念上，“第三条道路”在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奉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主张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以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主张既非放任自流，也非国家干涉主义的政策，推行一种新型“混合经济”模式，力求将经济活动中的国家干预与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布莱尔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价值和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人及智力资本，主张建立富有活力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经济。③“第三条道路”主张推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谋求将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用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④“第三条道路”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建立一个基于伙伴关系和权力下放的现代政府，推动“民主制度民主化”。“第三条道路”力图将公民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在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⑤“第三条道路”将生态环境问题也列入了社会政治议程，希望探索一条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⑥“第三条道路”主张从全球视角观察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并推行一项基于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

“第三条道路”作为布莱尔政府的治国纲领和方略，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英国经济出现“过热”迹象的背景下，布莱尔政府继续推行严格控制财政开支和通货膨胀率、放松市场管制、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但发展平稳，实现了“软着陆”。在就业方面，即便在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情况下，英国的失业率在欧盟主要国家中仍然是最低的，政府财政状况依然保持良好。其宏观经济政策形成的良好投资环境，使英国成为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在发展“新经济”方面，英国走在欧洲国家的前列。

从上述概括可以看出，尽管布莱尔工党政府声称它所推行的“第三条道路”既非旧工党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右翼政党奉行的自由放任道路，但是，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工党政府基本上全部继承了撒切尔主义自由化改革的成果。所以，有人指出，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撒切尔主义”，布莱尔推行的是“以新自由主义面目出现的”撒切尔主义。

在政治方面，布莱尔政府推行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宪政改革，从而推动了英国政治的民主化，对英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积极影响。下放权力扩大了直接民主的适用范围，如建立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通过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决定英国是否加入欧洲单一货币等问题，都采用或曾计划采用全民公决方式。这种情况在英国现代政治史上并不多见。

布莱尔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比较谨慎，但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新途径。一方面，在重申福利国家的社会理想的同时，改变以往由政府大包大揽、“从摇篮到坟墓”的依赖性福利模式，强调政府的角色不是提供所有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另一方面，工党政府主张改变提供福利的对象和方式，以鼓励人们工作，促进就业，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因此，在“社会投资国家”理念的导向下，布莱尔政府在福利制度中引入私营成分，试图将福利变成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及分担责任的公共事业；减少传统福利救济的受益范围，集中救济老人、无劳动能力者以及单亲家庭等社会弱势群体；倡导劳动伦理，并将教育与培训作为一种促进就业和自立的普遍福利形式。

在对外关系上，以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为目标，布莱尔政府发起了全方位的外交攻势，但其外交重心依然是英美关系和英欧关系。几年来，英美“特殊关系”得到了彰显和发展。英欧关系则出现了重要变化，英国从怀疑、疏远甚至阻碍欧洲一体化进程变为积极参与并试图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和分量有所增加，国际地位明显提高，特别是在北约和欧洲事务中，英国的声望和发言权明显增强。英国加强欧洲防务的主张也得到了欧盟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支持，在争取欧洲防务主导权的问题上处于有利地位。

然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英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对实现“第三条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英国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一些不可控制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这些因素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例如，英镑的坚挺既损害了本国的出口竞争力，也威胁到在英国的外来投资。而以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则导致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使其难以抵挡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即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商品出口。而在2007年夏开始的全球金融海啸面前，英国显得更加脆弱，在欧洲国家中率先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英国经济境况跌入“60年来最糟糕”的时期，这也使得英美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走入了死胡同。

宪政改革实现了权力下放和地方自治，焕发了地方民主的活力，但由此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分离主义有所抬头，尤其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力量迅速上升。1999年之后的历次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议会选举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地区，民族主义政党已经成为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苏格兰尤甚。

政党政治的惯性也在工党政府中表现出来。上台之初，工党以廉洁为人称道，但不久，政治腐败和丑闻即被曝光。受党派利益牵制，英国下院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工党执政13年间未能有所突破，因为下院选举实行比例代表制不利于大党的政治控制力和影响力。此外，布莱尔本人的领导方式和风格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

在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改革收到了一定成效，但面对累积了半个多世纪的福利国家的弊端，改革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并且，英国的贫富差距仍在继续拉大。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有关财富分配的年度报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度的33上升到1996/1997年度的34, 1998/1999年度上升到35。这意味着，在工党执政的头两年，英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虽然导致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有许多，但对于长期以来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执政目标的工党来说，不免有些尴尬。

在外交政策方面，布莱尔政府的“人权外交”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批评。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条更富干预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路线。不过，影响英国外交的主导因素始终是由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现实主义传统。皮诺切特事件反映了英国在外交政策价值取向上的两难处境。如何处置和平衡英美关系与英欧关系也令布莱尔政府左右为难。布莱尔追随美国总统布什将英国拖入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英国在欧洲陷于孤立，而且给布莱尔本人和工党继续执政造成严重的损害和负面影响，这成为布莱尔被迫提前移交权力的导火索。

2007年6月27日，布莱尔正式向女王递交辞呈，结束了长达10年的首相生涯，原财政大臣布朗接任首相。布朗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挑战是确保工党赢得下届大选。但布朗的难题在于，作为布莱尔的政治搭档，他无法否定布莱尔主义，但又不能全盘继承布莱尔路线，内外政策既需要与布莱尔保持一致，又要拉开适度差距。布朗上任之初一再表示，他将走出一条不同于布莱尔的执政“新路”，以“新观点、见解和经验获得英国民众的信任”。但布朗接任首相不久，就由于对北岩银行（The Northern Rock）危机事件处理迟缓、政府部门丢失大量个人保密信息、选举捐款问题和所谓的“骗补门事件”而在政治上屡屡陷入被动。在经济方面，从2008年初开始，英国结束了长达16年的经济增长期，出现经济衰退，而经济形势的不尽如人意直接导致了选民对工党政府的不满，英国步入了“经济步履维艰、政局动荡不定”的时期。布朗的3年执政之路艰难又坎坷，并最终导致工党于2010年的大选中失败。

五 联合政府时期

在2010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均未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经过谈判，保守党联合自由民主党共同组阁，成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个联合政府。但鉴于保守党的议席数远远高于自由民主党，因此，在这届政府中保守党占主导地位，对英国的内外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

联合政府在很多方面都引入了政策改革措施，但从总体来看，它的政策延续性更大于变化性，特别是在选举制度改革、权力下放以及“从工作到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思路等问题上，联合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工党的理念。从经济政策来看，由于联合政府执政的5年间始终未能彻底摆脱经济衰退的阴影，因此，其经济政策重点是财政紧缩、削减财政赤字，特别是削减公共开支、提高税收。2011年，英国经济本已止跌回升，但在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不过自2013年又迅速恢复增长，在欧盟国家中属于恢复较早的国家。而在政治方面，联合政府上任之初公布了诸如议会和选举制度改革、增强公民权利、进一步权力下放等措施，但进展缓慢。在福利改革方面，联合政府提出的改革政策显得比较温和，同时，其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措施力度也都不大。但联合政府先后推出了多项严格的限制移民政策，目的是控制进入英国的移民数量，此举招致了欧盟的严厉批评。

在对外关系方面，联合政府一改工党执政时期的积极对欧政策，态度日趋强硬，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比较敏感的国家主权和与安全有关的领域，例如预算摊款问题、银行业监管问题、欧盟刑事司法问题等，英国都与欧盟“对着干”。与此同时，在英国国内，疑欧情绪日益高涨，以要求英国退出欧盟为宗旨的英国独立党的力量上升得十分迅速。迫于压力，2013年1月，首相卡梅伦发表演说，正式承诺，若保守党能够赢得2015年大选，则将在2017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从而使得英国“退欧”成为一种可能。

总之，在联合政府执政期间，英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在国内，疲于应付不景气的经济状况；在外交方面持“收缩”立场，在欧盟问题上也无法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途径。